最强弃少燃文她辞去育儿嫂工作，成了时间更灵活可控的小时工，每天去不同的雇主家里，重复着家务清理工作。出名对她的影响看上去微乎其微，她依然从事服务行业，住北京东五环，物质状况没有被改善，反而更“窘迫”了。

　　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横空出世，育儿嫂范雨素以旁观者的语气，讲述了自己与家人的往事，以及她的北漂生活。文中涉及贫富差异、富豪包养情人、农民工进城、农民工子女上学等多个话题，引发全社会关注。人们对这个会洞察会写作的育儿嫂产生了好奇。

　　范雨素的文字朴素动人，打破了普通体力劳动者在主流舆论场中的失语状态，成为“底层写作”的代表符号，亦展现出一个寓意为“灵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当代寓言。

　　六年过去了，范雨素过得怎么样？她还在写作吗？走红对她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十点人物志”带着一系列疑问来到北京皮村，和范雨素展开了一场深入对话，并拍摄了原创视频。

　　皮村，是北京的一处城中村，位于东五环到东六环之间，因为离首都机场很近，人们常常能听到飞机划过天空时，发出的轰隆隆声。

　　这里道路狭窄，房屋低矮，四处墙皮脱落，街边满是来自陕西、安徽、山东、河北、新疆等地的特色小吃店，像繁华都市被折叠的边缘。由于房租便宜，它成为不少北漂青年的落脚点。不到3平方公里的区域，住着超过2万名五湖四海的打工者。

　　范雨素就住在此处。她在皮村住了十多年，熟悉这里的每条小道，最喜欢附近的温榆河。

　　走红后，范雨素依然住皮村，生活一如既往，“每天劳动，每天干活，日子能过得去。”唯一不同的是，工作性质从全职变成兼职，每天只工作半天，下午用来看书或写作。

　　工作时长缩短，收入也随之骤减。从前做全职育儿嫂时她还有些存款，很少碰到真正缺钱的时候，现在手头紧，偶尔会缺个一两百块。“六年前我过得还没有现在窘迫。”她说。说完后她又纠正用词，“现在也不算窘迫，（偶尔缺些钱）对成年人来说不值一提。”

　　时不时会有记者来找她，尊敬地称呼她“范老师”或“范姨”，说“只要是媒体人都知道您”，而另一面，很少有人在路上认出她，她依然是家政工。成名之后，她陪同湖北老乡找工作，去了七八家家政公司，到不同的雇主家干活，没人听过“范雨素”这个名字。

　　她觉得自己曾是“穿隐身衣”的人，每天不停地干活，给女儿们做饭，偶尔去皮村文学小组（皮村当地的文学兴趣小组）听课，很少有人注意她。而现在，她至少在网络世界被更多人看到了。

　　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017年。一位名叫淡豹的编辑，意外读到了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合集，多数打工者的写作围绕着劳动带来的伤痛和压抑。范雨素不同，她以局外人的视角写周围事物，“带着冷峻的幽默和理解力，写人物的可笑可叹”，编辑淡豹作出评价。

　　这位编辑联系上范雨素，建议她在文章中加入些自己的故事，于是，有了后来的《我是范雨素》。此文以在北京某富豪家做育儿嫂的“我”为视角，讲述范雨素的真实经历，农村的浮生百态，以及都市生活的光怪陆离。

　　谁都不曾预料到，那篇文章能在2017年刷爆人们的朋友圈，《我是范雨素》发布不到三天，文章阅读量超过400万，被腾讯新闻、网易新闻等各大新闻平台报道。那几天，范雨素每天收到上百条采访邀约，几乎快挤爆她的短信收件箱。

　　没有兴奋，没有紧张，也没有失眠或焦虑，那时范雨素还在做全职育儿嫂，每天从早到晚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后，她只剩下一种感受，“太累了”，没精力思考其他。

　　成名带来了一种“虚幻的、不真实的”感觉。范雨素说，名气是“天上掉下来的”，“多数中国人都接受过教育，每个人都能提笔来写，我能出名，运气占很大成分。”

　　有位记者连续大半个月向她发送采访邀约，范雨素没同意，后来问他，“你干嘛要采访我呀？”记者回复，“我们刊物写的都是具有争议的人，你也属于（有争议的人）。”

　　围绕《我是范雨素》的讨论充满争吵和撕裂。有人批评写作者“词汇贫乏”，也有人不吝赞美为“互联网时代清流般的话语表达”。

　　对于这些褒贬不一的评论，范雨素看得不多，但她对某位大刊记者的评论印象颇深，对方将那篇文章造成刷屏现象的理由，总结为：“农村人写农村事，城里人看个新鲜。”

　　这种将农村猎奇化的说法，让范雨素感到有些被冒犯，“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城里人和农村人都是一家子，怎么（农村人的生活）就成了‘城里人看个新鲜’？”

　　还有人将她列为底层作家，范雨素没听说过“底层”这个词，请教熟人后才知道，社会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而她被看作活在下游的人。网上关于底层的讨论，看得她触目惊心，“说得底层人都（快）饿死了似的”，她摇摇头。

　　这些标签被硬贴在她身上，她也不急着去撕，“我就这种性格，不回应也不吵架，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

　　《我是范雨素》引发全网刷屏后，有出版社带着二十万现金要为范雨素出书，还有一家互联网公司邀请她做育儿编辑，她都没同意，“谁跟钱都没有仇”，但她有自己的顾虑，“我这个年龄，（如果做不好）人家不好意思说我，也不好意思辞退我。”

　　“在北京，做一个育儿网站编辑的体面，比做小时工的体面又能高级到哪里去呢？”范雨素反问，她补充道，“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地铁里，在人堆里，谁知道你干嘛的。”

　　刚踏上这片土地时，她才二十岁，租住在东三环，“那时候（九十年代初）三环像是一个个‘村子’”，而如今寸土寸金的国贸，在当时的她眼里，也不过是块普通土地。王府井和长安街很繁荣，走出市中心后，在她住的东三环附近，马路上还有没被修复的水坑，每次下雨，她都得小心翼翼地避开。

　　她在北京有过一段婚姻，嫁给了一个东北男人，生了两个女儿，婚后发现对方又酗酒又家暴，她实在受不了，几年后以一种决断的姿态离开，带着女儿们，从那个家逃了出来。

　　为了生计，范雨素尝试过很多工作，去饭馆做过服务员，可惜手脚“不够利索”，也去潘家园倒卖过二手书，她挺喜欢这活儿，缺点是收入太不稳定。

　　最稳定的一份工作还得属育儿嫂，十年前范雨素做育儿嫂，每个月工资到手已经能有六千多。雇主和育儿嫂之间，是平等的交换关系，“我给你干活，你给我钱，干得好结一天工钱，干不好当场辞退”，不涉及复杂的人际交往，她不反感，甚至有点喜欢。

　　她不认为当白领比蓝领体面，也不觉得朝九晚五的写字楼工作比体力活高级。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社会运行系统，在范雨素面前失效了。

　　做家政工期间，有一次，她被雇主打了。这种事在当时的家政行业较为普遍，范雨素心里明白，强者欺负弱者，是残酷的丛林法则，自古就有。

　　而家政工们被打后，怕失去工作，通常会选择默默忍耐。范雨素没有选择忍，她像书里写的人物那样，学着反抗，站出来为自己打官司。

　　她最终没有得到什么，打官司的成本太高，“继续打官司花的钱，比法院判决我的钱还要多，我要吃饭，划不来。”“虽然我吃亏了，但我一次次地找他们，是不是也让对方不舒服？是不是也能让他们知道：就算是弱者，也是会反抗的。”

　　那位雇主当时雇了两位家政工，范雨素走后，另一位家政工给她发短信，不停地夸她，“我被人打了，就白白被人打了，你（却）敢不停地去告他们，你好厉害好厉害！”提起这段经历时，范雨素的声调增高，有些为自己的行为骄傲。

　　但她偶尔也会被他人的差别对待所刺痛，早年间跟着雇主去亲戚家吃饭，雇主的亲戚单独给她拿了双一次性筷子。自尊心无情地受到鞭笞，这种时候她会提醒自己，“我‘饰演’的是一名育儿嫂”。

　　育儿嫂这份工作，一直做到2018年。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写长篇小说，她决定辞职。她写的是一个奇幻故事，讲述她和家人的前世今生，将真实经历和奇幻色彩糅合在一起，取名为《久别重逢》。

　　故事里有她对阶层观念的隐约抗争，父亲是前世的帝王，母亲今生为他赎罪，舅舅是以项羽为原型的大将军……她的家人前世都是王侯将相，今生投身成打伙村里的平凡农民。

　　她提到这样设置的初衷，“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所谓的高层、底层都是同一个灵魂”，“前世帝王身，今生不得志”，她想告诉人们，历史长河中谁都有穷有富，不必太在意眼前的穷苦。

　　她平时也常在脑子里幻想天马行空的情节，“有时候在外面受了气，遇到受不了的事，干体力活太苦的时候，脑子里就天马行空了”。

　　范雨素曾和某位朋友倾诉过，朋友告诉她，“你的日子太苦了，需要用想象力来麻醉自己。”

　　写奇幻故事，让她获得了一种“想象力的自由”，能够短暂地逃离现实世界，“想着想着，就忘记这些苦了”。

　　她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湖北农村，当时的孩子们每天放学后除了放牛割草，没太多事可做。小范雨素喜欢看书，看唐，把家里的那套林汉达版本的《上下五千年》反复看了很多遍，“书都翻烂了，每个人（历史人物）我都能从头讲到尾。”

　　那时，她的小哥哥是中学教师，一次，小哥哥和几位教师朋友聊天，聊到昭君出塞的年份，范雨素当时才八岁，对这个故事倒背如流，回了句：“汉元帝时期”。哥哥的朋友们围着她，不停地夸她聪明。这些事情距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但她还记得。

　　范雨素看的书越看越多，有《鲁滨逊漂流记》《神秘岛》《雾都孤儿》这类世界名著，也读过不少知青文学。读书带给她信心和勇气，范雨素自觉“膨胀得快要炸裂”，想要走出村子，去看看世界。

　　12岁那年，她做了个颇为大胆的举动：和家人不辞而别，独自逃票跑到海南岛。

　　冒险时的饥饿与痛苦被轻描淡写地略过，如今想到这段经历时，她能想到的是路边随处可见的椰子树，躺在阳光沙滩上的闲适和快活。等到肚子饿了，她靠树上的水果充饥，偶尔也翻垃圾桶找食物，她不觉得难堪，“小说里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生活的”。

　　回去后，等待她的却是父兄埋怨的目光。她曾在《我是范雨素》中提到，在八十年代的湖北农村，“儿娃子（男孩）离家出走稀松平常，娘娃子（女孩）若是离家出走，相当于古典小说的私奔，成了德有伤、贻亲羞的人。”有族兄找到范雨素的母亲，建议范母把她打一顿后赶出去。

　　这次冒险打乱了范雨素的人生轨迹，她不再上学，母亲让小哥哥四处托关系，在更偏僻的村落里，为她谋了份民办小学教师的工作。“人生的路好像一下子就看到头了”，范雨素形容自己像颗螺丝钉，此后的七八年，被拧进了那个小山村里。

　　但她从不后悔那次冒险，“我在书里看过大世界，又在12岁时冒过险，我不害怕（外面的世界）了。”

　　后来她到北京闯荡，很少再回老家。离婚的时候回去过一次，她告诉家人，自己未来要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生活。除了小哥哥外，全家人都阻止她，说“（哪怕）死也得死在别人家。”

　　成名后她也回去过一次，2018年清明节，她回去给父亲扫墓，村里的变化很大，家家户户从低矮的瓦房变成三层小楼。她成了自己家里的“客人”，跟家人聊家常，聊现状，唯独不提她靠写作在北京成名的经历，家人也没有提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

　　“但回去了又能干啥？在北京我还能做小时工，也能做育儿嫂，这个对我来说很容易，可我在老家能干啥呢。”

　　范雨素来北京三十年，在皮村也待了十多年，她习惯了这里的生活。目前租住的单间，每月租金不到1000元，她住了11年。从小在这里长大的女儿们，如今一个在上海工作，一个在上大学，她每天独自在这个八平米的房间里看书写作。

　　互联网普及多年之后，范雨素依然用最传统的纸和笔来写，写完后，她会去找皮村文学小组的发起人小付，帮她把文章逐字逐句打到电脑上。

　　写作成了范雨素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她从不强迫自己，无论是写作频率还是文章字数，“不想写时就不写，愿意写才写”。她知道，很多写作者会给自己定硬性规定，比如每天写够3000字停笔，但她做不到，“我必须要有感觉再写”。

　　这也让她不停地自我反省，“为什么这么随性”。随性态度让范雨素自觉在写作上难以大成，但好的一面是，这让她写作时的笔调更平和，“很多人喜欢恨天恨地恨社会噻，我不是的，我就恨自己（笑）。”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这种自我反省又更深了一层。她举了个例子，三十年前同样来北京闯荡的第一批农民工，很多人已经抓住了机会致富，而她过得甚至不如从前。

　　她将其视为人生的又一次失败，“小时候没有通过上学走出农村，是第一次人生的失败。后来到了北京，第一代农民工机会特别多，人家做生意发财了，我又失败了。”范雨素此时的语气并无忿懑，而是一种人到中年再回首往事的无奈。

　　写作是一条看不到结果的路。如果人生是一场赛跑，范雨素将自己比喻为“业余运动员”，而城里受过良好教育的写作者是“专业跑道上的运动员”，“业余运动员写出来的东西，哪能跟人家专业运动员比呢？”

　　她一直写下去的动力，来自于为皮村文学小组讲课的张慧瑜老师，张慧瑜毕业于北大中文系，如今是北大的博士生导师，业余时间来皮村教工人们写作，前些年去听课的人并不多，但张慧瑜老师依然坚持来这里。

　　“我们（这样的人）写得能怎么样呢”，范雨素自嘲，她觉得慧瑜老师在坚持做一件没有任何希望的事。

　　但一想到慧瑜老师的坚持，又总激励着她，在这条“没有结果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张慧瑜的行为激励了范雨素，而范雨素的故事被广泛传播后，又激励了更多和她处境相似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笔，一位叫施洪丽的四川月嫂，看了范雨素的故事后，来皮村找到了文学小组，在工作之余来这里听课。还有李文丽、王成秀……她们都在范雨素之后，踏上了写作这条道路。

　　在范雨素心里，自己和她们是同类，“我们的生活经历一模一样，我们都过着人间最苦的日子，都不用说（话），一个眼神就是最好的朋友。”

　　接触文学和写作后，范雨素见证着她们的状态发生肉眼可见的变化，生活有了目标，“有目标，就有希望，有希望，就有事可做了。”

　　去年，范雨素和施洪丽、王成秀、李文丽等多位皮村写作者，共同出版了一本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作者中有育儿嫂、布展工、地摊小贩、业余演员，书封上印着范雨素的一句话：“写作就是为了大声说：我存在！”

　　读书和写作，是范雨素和皮村写作者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每天的日子紧密相连”。

　　但写作需要时间，也需要精力，当生存和理想发生了碰撞，坚持写下去并不容易。

　　缺钱的时候，感受到写作压力的时候，范雨素想过放弃，她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自己打算写完《久别重逢》后，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回去做全职育儿嫂或保洁员。

　　范雨素思索了会儿，给出了肯定答复，“以后可能还是会慢慢写下去……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逼着你必须去慢慢写，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