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奥连连看这部风格奇特的电影，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在鹿特丹这个以独立、反叛、实验著称的电影节里，《GAGALAND》仍显得独具一格。

　　《GAGALAND》最突出的特点是“五毛特效”，通过将直播、纪录片、剧情片、先锋电影等种种形式结合在一起，鲜活呈现当代民间土味魔幻中国，打破电影尤其是艺术电影与短视频文化、乃至直播生活的边界。

　　「GA舞」在草根群体中萌芽，短时间内火遍全国，立门派、收弟子，和传统武侠门路似乎没什么差别。

　　《GAGALAND》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逃离鸭毛工厂的K弟因迷恋上小霹雳加入了红毛舞团，此时正好是舞团备战舞林大会的关键时期，电影就顺着这段荒诞史展开。

　　《GAGALAND》故事简单，拍摄手法具有极强的实验性。「GA舞」是一种反主流的文化，没有章法、随着音乐起舞，自由表达，充满反叛精神。

　　《GAGALAND》采用了非传统叙事，除了故事本身，形形色色的视听表达令人目不暇接，除了“五毛特效”外，模仿直播的手机竖屏拍摄、弹幕刷屏、快手点赞送礼......这样的画面不断冲击着观众的感官。

　　导演在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中横跳，通过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令人重新思考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短视频时代的意义，以及它的边界究竟在哪。

　　在《GAGALAND》中，你能找到中国的进行式，然而，影片中所呈现的进行式，已经迅速变为历史。

　　时间回到2018年，当时刚上大学不久的滕语涵发了条朋友圈，首都郊区电影人泥巴碰巧看到了。泥巴想做小镇青年系列电影的念头由来已久，他一直希望能做关注社会议题、聚焦当下、充满活力与生命力的电影，但很少有合适的项目出现。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泥巴随手在这条朋友圈下评论了一句：“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滕语涵想拍快手老铁的故事，那些在城市的公园、街头GA舞、在快手上直播自己生活的老铁们。那条朋友圈种下了《GAGALAND》最初的种子，志趣相投，那就一拍即合。就这样，一次机缘巧合下，在正确的时间，遇到了正确的人，说了正确的话。

　　随后，当时在影视工业网工作的闵婕和张拓宇，作为制片人加入了这个项目，影视工业网也做为该项目最早的投资方为电影的制作注入核心启动资金。

　　最核心的导演滕语涵，则是整个电影的灵魂，用她神奇的魅力，把大家以及各路神仙聚合起来。

　　随后，各部门也陆续开始“招兵买马”，联合导演、编剧郑阔、声音指导娄堃、摄影指导彭铭伟、美术指导韦也、主演乔剑楠等人，陆续加入了剧组。

　　核心创作团队十余人，围绕一位19岁少女的奇思妙想，付出无数个日夜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同时也赋予了这个冒险的项目无尽的可能。《GAGALAND》在不断生长中......

　　在这之前，滕语涵已经是顾东林的快手粉丝了。顾东林与一群草根舞者在郑州各处GA舞，拍成短视频、直播，一度引起了极大关注。在网上看见红毛收养三个大凉山彝族小孩的故事采访后，滕语涵便关注了红毛的快手账号，常常看着看着自己笑个不停。

　　主创团队组建起来后，滕语涵给顾东林发了条快手私信，表达了他们打算拍一部GA舞题材电影的想法。

　　基于真实的GA舞故事，经过长时间的打磨，滕语涵与主创团队完成了剧本创作，基本准备完毕，一行人抵达郑州，开始实地调研。他们和当地网红一块儿GA舞，同时拍摄先导片、收集素材，更深入地了解GA舞江湖的生态。

　　2019年，《GAGALAND》入围了平遥国际电影展的“发展中电影计划WIP”单元，在平遥的放映，是 《GAGALAND》第一次向外界曝光，当时的现场掌声和笑声不断。那时的版本故事叙事基本完成，骨架搭好了，但还没有好玩的特效包装、动画，没有调色、也没有做好声音。值得一提的是，在平遥放映的版本，只出现了一支穿云箭。

　　2020年初，疫情爆发，导演滕语涵身体抱恙，《GAGALAND》的后期制作暂时搁置，于2021年重启。而就在几个月前，主创们收到了来自鹿特丹的好消息。好消息来自于一位一直以来都在背后默默喜爱和支持的伯乐，作为《GAGALAND》这部“妖片”最重要的幕后推手，剧组一直担心对方会因此决策葬送他的职业生涯。

　　“当时我在贵州的山里出差，得知入围的消息我跑到镇上的小卖部去买酒，没什么可以选的。于是拿了瓶白酒，大家四散各地，开群视频一起哭，就着瓜子我把整瓶酒喝掉了。”

　　现在回头看，剧组的这些主创，愿意相信一个只有十九岁、只在电影学院上了三个月学、短片都没有拍过的导演，可以完成一部长片，是一个多么冒险的举动。

　　谈到这，滕语涵说：“我觉得我的制片人们，他们几个是我见过最勇敢的人，因为他们选择了我。虽然这个决定听起来感觉不太正常，甚至疯狂，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就那句话‘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现在慢慢长大了，了解成人世界是他妈怎么一回事了。我发现他们承担的东西比我想像中的要多得多，这个世界很少有人人到中年还这么勇敢。”

　　“当时我们几个制片人都处在35岁上下的年纪，模糊中清晰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更别说完成了。在那个时候，我们遇到了滕语涵，遇到了《GAGALAND》，这是我们的幸运，《GAGALAND》 这部电影是一次共同的造梦。也可以说做这部片子治好了我们的中年危机。那时我们几个人都处于某个人生的阶段，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也各自从某个人生阶段当中走出来了，但这并不代表走出之后我们的困惑就会消失，但我现在拥有更多的力量，尤其是进了鹿特丹主竞赛，让我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我更有勇气继续去面对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挑战。

　　“但我也很内疚。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觉得后悔的内疚，而是一种感情，我承认它，也已经把它消化了。我们制片团队的几个人，都是想清楚了才加入并着手做这个事情的，但当时滕语涵只有 19 岁，可以说她是带着一腔热血，过早地跳了进来。她可能是跳进来后，才发现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许我们的‘共谋’剥夺了一个19岁的女孩做19岁的女孩的权利，把她过早地拉入了残酷的成人世界（当然这也是她与我们共同的选择）。因为19岁，本可以尽情玩乐，可以逃课，可以不负责任，可以犯很多错，但我们一起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去完成一个有资本投入的电影。《GAGALAND》是一个属于成人世界的正式项目，这是一件认真的事情，对《GAGALAND》，不论是投资方的资金，还是整个参与制作的团队，我们必须要负责任。

　　“话说回来，虽然电影的代价很大，但如果让我们再回到五年前做选择，我们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

　　虽不是唯结果论的人，但在采访中，滕语涵多次提及进入鹿特丹主竞赛对她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成全。

　　“这五年来，我不被允许失败，我其实还小，本应该勇敢试错，但决定做《GAGALAND》，‘剥夺’了当时的我所拥有的犯错的权利。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一个年轻人进入成人世界慢慢成熟的阶段，所以说，进鹿特丹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成全，拽了我一把，它跟我说，我还行。我还不错。”

　　闵婕告诉我们，鹿特丹颁奖典礼结束后，滕语涵问她：“你说我有才华吗？” 闵婕告诉她：“当然！但是才华一点儿都不重要，鹿特丹证明的是你坚持的价值。”

　　《GAGALAND》剧组觉得很好笑的是，大家都以为能在鹿特丹拿奖，结果手捧零蛋，一起尴尬且快乐地回家，其实还准备了获奖感言，但没有机会讲出来。

　　《GAGALAND》自始至终抓住了时代脉搏，用最直观最毫不掩饰的方式呈现当下。对成长于网络时代的Z世代人滕语涵来说，《GAGALAND》里的表现形式就是她熟悉的感官体验，这是她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世界。

　　“我是在互联网短视频时代长大的，我熟悉的是这样快节奏、信息爆炸的世界。”

　　同样，《GAGALAND》也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快剪、视听拼接，持续给观众带来各种感官刺激。

　　就题材来说，《GAGALAND》是关于舞蹈的，但又与其他以舞蹈为主题的电影不尽相同。

　　从一开始主创团队就明确了，剧组需要舞蹈指导，但GA舞是自发的、是带着原始生命力的、是不需要编排的，所以舞蹈指导（黄粤醒）的角色不是编排舞蹈，而是带领演员在拍摄之前提前释放天性，不管是跟着“红毛皇帝”顾东林一块去GA舞，还是只是走到公园里、走进自然中放松自我、逐渐习惯使用身体的个人表达。

　　剧组成员告诉我们，GA舞是随性的，是个体性的，每次都可呈现完全不同的动作。GA舞是不需要学的，因为人生来会舞动，GA舞是一种身体的自我表达，它拥有带给人简单的快乐的能力。

　　历史是重复的，GA舞的形式一直在变，但它的精神内核从未死去过，不少人觉得GA舞有点像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霹雳舞。当年的霹雳舞也是街头文化，被视作标新立异，是当时年轻人自我展示的途径。虽然形态不尽相同。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都会有类似GA舞的文化存在，它们外在形式不同，但精神内核一致，都是一个时代的表达。

　　有趣的是，《GAGALAND》剧组内部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会默契地把音响打开，所有人一起GA舞。一释放，快乐的情绪当即驱走紧张与不快。

　　从项目伊始，剧组就明确里成片里要有很多“五毛特效”画面，这个最真实呈现时代特点的表现，始终是影片的精髓。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项目推进，叙事有些许变化，但主创们仍然坚持着故事内核——这是一部快乐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老铁、献给老铁”的电影，那些独属于网络时代的印记、尤其是快手文化元素，一直是电影的核心。

　　“我们拍摄的是老铁，所以我们希望老铁们能愿意看、喜欢看。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会想被拍摄的对象会喜欢吗？这就是‘小镇青年电影计划’的出发点。”

　　但从一开始主创们就有了很明确的几点共识——快节奏、多梗、多段子、快手式的视听语言，比如五毛特效，前期已经明确一定要有，至于与哪些人合作、用什么方法做出来、花多少成本，是在后期逐步摸索出来的。《GAGALAND》首先定下的基调就是节奏“快”，必须是极“快”的视听语言，剪辑的节奏一定要快，视效、梗和段子的使用，最终的成片不能是一个冗长、让观众观影体验逐渐“冷掉”的过程。

　　后期导演、剪辑指导邓伯超是影片的“神笔马良”，为影片定下了剪辑基调，他运用纪录、剧情多种混合素材，让计划中的故事在视频软件的工程线上复活。

　　剪辑师及调色师杜青杰在后期制作整个阶段，一直陪伴导演滕语涵，耐心实现她所有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

　　对观众来说，要“正确打开”《GAGALAND》这部奇特的电影，需要抛弃既定期待、把自己放在纯粹感受者的位置上。

　　主创们觉得，“五毛特效”是表达当代最直观最直接的形式之一。为了做出最满足她期待和要求的效果，滕语涵接触了很多团队，直到遇见了特效指导陈来、彭文彪，他们能很好地理解她的想法、把她脑子里的理想效果呈现在了银幕上。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剪辑相比，《GAGALAND》的剧情格外简单，但故事也是有的，无论是展现GA舞江湖的武林大会故事背景，还是具有功能性的感情戏。剧情简单是为了给视听留出更广阔的创作空间，使得创作更加自由。

　　《GAGALAND》在电影的骨架基础上进行了各种好玩的再创作：喊麦、云南山歌、向快手老铁致敬的表演桥段等等，这具骨架承载着那些显得很“飞”、很疯狂的元素。对于主创来说，越简单、越基础的东西，能发挥的空间更大。

　　但同时，这个简单得不行的故事，又涉及了不少能令普通人产生共鸣的要素，比如追求梦想、爱情、名利，渴望阶级跃升，这些不同时代不断以不同形式出现的要素，在“五毛特效”的映衬下融入电影。视听的轰炸中穿插着些许煽情镜头，这些慢节奏的桥段又能给观众带来不少惊奇，比如浪漫温情时刻主角背后的那个巨型粉色月亮。

　　“这个月亮出现在后面和其他类似设定，比如突然有人凭空出现、变魔术和唱歌，这些东西在我的脑海里是同一件事，在‘正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些奇迹，那些时刻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所谓正常电影的逻辑，它其实是一种被抽象的生活，那对我来说反而是‘不正常’了。”

　　人们往往只关注被归类为“正常”的东西，进而忽略了生活中的奇迹，这种错过是令人遗憾的。

　　这五年来，导演滕语涵一步步在靠近真正的自己，一开始，她被这个题材、这个元素所感动，倾情投身到创作中。

　　2021年，影片还在后期制作阶段，“红毛皇帝”顾东林突然离世，这对团队、尤其是导演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顾东林的突然去世对滕语涵的震撼极大，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在这部电影里的结尾呈现对他的怀念，所以最后又重新做出了一版《GAGALAND》的结尾。

　　从制片的角度看，闵婕说，从电影结构角度来说，新加部分可能会略显有点多了，但几经思考后，闵婕意识到：做这个片子很难，大家一起经历了各种事情，那一刻，顾东林的去世在滕语涵心中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应该让她在她的电影中说出她真正想说出的东西。

　　《GAGALAND》是大家呕心沥血五年创作的电影，最终还是“人”更重要，哪怕现在的结尾不能说是最好的方案，但是从“人”的角度出发，对于这个剧组来说，这就是他们能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他们觉得《GAGALAND》 不需要追求一个精致的外壳，更需要的是“注入灵魂”，而灵魂是不完美的。

　　这样的改动更让《GAGALAND》成为《GAGALAND》。这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所以它应该更有生命力、更真实，才能与自己的缺陷与平凡和解。

　　在拍摄和制作《GAGALAND》期间，滕语涵也做出了从北京电影学院退学这个在很多人来看甚为冒险的决定。滕语涵直言，觉得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上学，她希望走到街头、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拍电影。做这部电影让她有机会完整经历一部电影的创作过程，对滕语涵来说，《GAGALAND》就是她的大学，参加鹿特丹电影节就是她和剧组的一次毕业旅行。

　　谈到合作伙伴，滕语涵说：“信任和默契都是很难刻意求得的，我们一起走过五年，他们已经在我的生命里了。”

　　滕语涵开始在b站上运营自己的个人媒体账号@滕雪飞龙的电影生活，分享一些关于电影的知识；

　　《GAGALAND》在鹿特丹的旅程结束了，这部电影没有拿到任何奖项。但这部作品的生命和意义才刚刚开始，它终要面对观众。主创们说，他们愿意尝试一切能让《GAGALAND》抵达到观众的方式——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以最直接的方式聚焦当代中国网络草根文化的电影，它应当被人们看见。

　　不管直播浪潮会继续火爆、还是快速变成历史，我们都不能否认的是，《GAGALAND》记录了一些普通中国人的梦想与追求。

　　艺术电影和大众电影的界限不是铜墙铁壁，《GAGALAND》是一次与现实同步的艺术尝试，对电影创作而言，它是一种冒险。这部Z世代电影如此生猛地出现在你我面前，告诉我们，这个时代有自己的模样，它值得被关注、值得被记录、也值得被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