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佛临淄版那次考察之旅让我意识到一些变化，包括费里尼导演的电影在内，很多外国电影都已经没人看了。他们告诉我，这是因为电视行业的兴起，对电影冲击太大造成的。当时我就想，我们国家迟早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后来果然有一段时间，电影被电视冲击得很厉害；再后来电影又慢慢兴起了。现在我觉得，我们的电视可能要被网红冲击了。

　　拍完《啊！摇篮》之后，我几乎就没有再拍电影了。那个时代，电影和杂志都被“美人”占据，所有的电影杂志封面上都是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虽然那时我才四十多岁，但已经很难再有适合我的电影角色了。我觉得自己算幸运的，还能继续在话剧舞台上演出。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需要找一条新的出路。正好这个时候，深圳在全国招聘人才。

　　白天我爱人去了一趟报名处。没想到，晚上负责招聘的人就来到我家里，说深圳要办一个电视台。当时电视刚刚兴起，深圳还没有自己的电视台，只有一个四层楼的差转台。这里每天只有半小时中央台的转播，还是由广东台中转过来的信号，其它时间都在看香港的节目。那时候我们正好也在和香港进行所谓的“文化竞争”，我觉得这件事挺有意义的。再加上第二天报名就截止了，他们还有记者回去就发了一篇报道说“他们要报名到深圳”，那会其实我们还没报名。我们要是不去，就好像是我们说话不算数，或者他们说谎了，所以我就决定南下深圳！

　　祝希娟：我们团里和上海那边的人知道我要去深圳，他们都说“疯了疯了，祝希娟疯了”。到了深圳我也傻眼了，虽然之前已经想过它很落后了，但是没想到那么落后！火车站还可以，有高楼。我们坐着车往目的地方向去，越走越像到了乡下一样，最后停在了一片芭蕉地。我们开玩笑说，“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水塘，这是深圳的夹皮沟”。周围全是芦苇、荒地，比农村还农村。

　　当时我们在那个铁皮房子，深圳的冬天，电扇也要吹24小时，一早就坐车到那儿去，在沙头角买碗泡面，来一罐梭子鱼罐头，一天吃三顿泡面。

　　1983年11月初到深圳，仅仅两个月后，1984年1月1日，深圳电视台正式开台，祝希娟被任命为副台长。

　　对，当时刘德华还是无线艺员训练班的学员，没毕业。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问他，你来了干嘛？他说，我们训练太忙了，没时间玩，我去玩下过山车。

　　我本想去当导演，结果给我任命了副台长。我在剧团连小组长都没当过，硬是去深圳当了台长，结果也没当好，跟别的台长不一样。

　　我看有报道说，因为您是名人，所以可能办事比较容易，什么事都把您推到前面。

　　成立深圳影业公司，我去跑批文，要跑到文化部去批。那时候全国都在整顿，很多项目都批不下来，但深圳特批。深圳电视台成立刚半年，我们就开始拍电影了。当时政策相对宽松，说什么都可以干，也不需要许可证。我就说拍一部讲特区2万工程兵的电影，片名叫《男性公民》。这部剧的导演是郭宝昌，他写的剧本，也坚持一定要孔祥玉来演男主角。但那时候孔祥玉正在党校学习，准备被提拔做文化局长。郭导说“别人我不要”，我说“好，我去给你要人”。那时候没钱，住不起旅馆，我到北京就住在颜彼得家里。第二天，我和颜彼得一起到火车站，打车直奔天津文化局。出租司机还打趣地叫他“四爷”，喊的是他在《骆驼祥子》里的角色。

　　到了文化局，我拿着深圳特区的介绍信找文化局长。他一开始不同意，说孔祥玉正在干校学习。我说，这个角色非他不可。最后，我们真的把孔祥玉从干校请出来，专门拍这部电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就把《男性公民》拍完了。这部电影之所以叫《男性公民》，就是觉得当时市面上的电影脂粉气太重了，所以我们这部片子全部是男演员，没有女性角色。甚至连在饭店吃饭、出现女招待员的镜头都被剪掉了。整部电影里，除了我之外，都是男的。结果电影拍完了，有人就质问我们，“谁让你们拍的？许可证都没有……”

　　在祝希娟大刀阔斧拍摄《男性公民》之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朱穆之就提倡，打破传统制片厂一统天下的拍片模式，发挥新兴制片机构和单位的自主性拍片，可是电影拍完了，“提倡”成了一家之言，在当时的电影拍摄政策之下，电视台拍摄故事片属于“违规操作”，《男性公民》不予公映。这对祝希娟来说，犹如晴天霹雳，除了要对得起工作人员日夜奋战的辛劳，她还要偿还为拍摄及后期制作向银行贷款的40万港币。

　　拍这部电影我们从银行借了40万港币。电影不予公映，卖不出去，银行的钱怎么还？那段时间我天天去找丁峤，他是时任电影主管部门负责人之一，他当时给我的回复是只要同意解封，第一部放我们的片子。在当时的“提倡”下，全国拍了不少电影，比如有刘晓庆主演的《无情的情人》也是在那个阶段拍的，结果二十多部电影都没公映。胡建当时在电影局负责收购工作，他说只要命令一下，马上就把我们的片子收了。结果这一等就是一年。一年后，丁峤终于通知我：“你快来，我们解封了，第一部就公映你们的《男性公民》。”很快胡建也来问我：“你要多少钱？”我说：“我借了40万港币，你看能给多少？”他说：“那就30万人民币买吧。”

　　片子刚卖出去，商业银行就开始催还款了。市委让我去找中国银行的行长，我记得时任行长是河南人。我说：“行长，我就这30万人民币，汇率是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你要给我换成40万港币。”他用河南口音说：“没有见过这么换钱的。”后来行长跟着我一起去兑换，就这样换了40万港币。最困难的事情我都克服了，后来袁庚对我说：“希娟，你就是深圳沙漠里的一棵仙人掌，浑身是刺。”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您从来没有想过回上海吗？当时也有不少人去支援深圳，后来因为条件太艰苦，还是选择返回了。

　　我这个人，要么不干这件事，要干就一定干到底。我既然答应了去深圳，就不可能回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最难的时候回家对着镜子，叫了一声很难听的话。发泄完就好了，明天再去，接着干！一个人活着不就得干事，答应别人的事就得干成！

　　祝希娟着力打造“深圳特色”影视，在深圳电视艺术中心7年完成20多部电视连续剧的制作，和陈宝国、陈道明、潘虹等知名演员合作，基本上一年得一个电视剧“飞天奖”。

　　祝希娟：我当时就说，深圳的电视剧要有自己的特点。后来别人看了，说我们深圳拍的剧，像是从南方窗口吹来的一股清新的风。那时候很多人都说深圳是“文化沙漠”，我不信。现在他们说，祝希娟为深圳的影视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事，都已经过去了。

　　后来他们说“还是你有远见”。我跟他们说，“对不起，我也没什么远见，我也没疯。那时候，党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么简单，好像自己不属于自己一样。

　　60岁，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开始养老、享受生活的时候了，您却一下子又跑去了美国，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60岁了，是时候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了。当时我还在深圳电视艺术中心，我们拍的最后一部剧叫《百老汇100号》。

　　祝希娟：那会儿正赶上出国潮，我发现很多人对国外的生活有误解，它并不像《北京人在纽约》里演的那样，那部剧反映的生活有虚假的成分。我就想通过自己的作品，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刚过去的时候真的很艰苦，我自己也吃了不少苦。

　　在美国有几点是必须要认清的。第一，你很难真正融入他们的社会。第二，你也很难像想象中那样成为有名的企业家，赚很多钱。现实是，很多人只能合租一个单身公寓，几家人分担，生活并不容易。在美国，真的不是遍地黄金。我觉得大家不要盲目出去，不是那么好过的。我还有个朋友，在家里跟老婆吵了几句，被美国人举报就被抓走了。你根本不知道在那边会遇到什么事。第三，很多人过去后生活条件不如意。包括谢晋导演也跟我讲过，他在美国拍《最后的贵族》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地下室的。我们拍戏不能住地下室，我就租了七套普通公寓，比住酒店便宜多了。床垫之类的东西都是在Costco买的，铺在地上就睡，汽车也是买的二手车，拍完戏再转手卖掉，这样能省不少钱。我们吃的东西也全在Costco买，一大包面包、牛奶，一个摄制组就够用了。我们就是靠这种方式把一部戏坚持拍完的。

　　还在，那时候我还没退休。这是我在电视艺术中心拍的最后一部电视剧，整个剧组都去了美国拍摄。当时英达是导演，演员有宋丹丹。因为那时候出国拍戏的人还很少，英达、丹丹他们都非常愿意参与，拿的片酬也很少。

　　祝希娟：去了美国之后，第一部让我担任主角的戏叫《送你送到小城外》。一开始，美国的摄影师不太看得起我，在他眼里，我就是个退休的老太太。

　　有一次我们拍一场戏，是我在酒店里看见丈夫打电话，从而察觉他有婚外情。这场戏是一个极近距离的特写，拍完第二天，美国摄影师突然开始叫我“妈妈”了，之前他都不叫我什么的。他后来跟导演说“这个演员，眼睛会说话。”那部戏是叶青导演导的，其实我当时不认识她，是别人推荐她说“你找祝希娟演。”叶青当时还在纽约大学电影导演系学习，这个戏是她的实习作品。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再大牌的演员，也不能拿高片酬，所以我一个多月演下来就拿了1000美金。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不是钱，而是完整体验了美国电影拍摄的全过程。这是我当时最想了解的东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在乎。

　　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有很多地方不如他们。他们拍戏为什么能那么快？是因为他们请一个摄影师，摄影师是带着摄影器材来的，费用全包；请一个服装师，他带一个集装箱来，一车都是服装；一个摄制组出去，也都是用集装箱打包。那时候我们国内还没有这种配备。他们一下车先是摆一排吃的，群众演员没事就吃，主要演员也没有架子。演员来自世界各地，有来自中国台湾的，有马来西亚的，还有我，大家都很敬业。第二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们的制度设计。比如对这些年轻的实习导演，电影学院会提供无息贷款，还会给他们2万美元启动资金，因为他们是学生，没有钱。我们国家对青年导演没有这样的支持和制度，所以这一趟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

　　祝希娟：《大雪冬至》是我80岁时拍的电影，我觉得这部戏还是挺有意义的，借这个作品向全社会呼吁：请大家多关心老年人这个。因为我自己也老了，有了切身的体会，尤其是空巢老人，他们真的太孤独了。电影最后的结局是主角孤独地在房间里去世了，陪伴她的那条狗拼命想叫人，却没人听见，爪子都抓出了血，三天后才有人发现她去世。剧本很不错，但票房不理想。老年题材的戏都没有太好的票房。后来我又拍了一部《空巢》，情况也差不多。

　　这个角色一开始的设定是要自杀的，我说不能这么处理。她虽然孤独，但还没到那种绝望的程度。我们老年人越是上了年纪，越是对死亡有一种恐惧。你看现在大家跳舞、锻炼，就是为了延缓衰老、能够长寿。《空巢》一共拍了45天，我一天都没有休息，几乎天天都有我的戏。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扛下来了，一天假都没请。剧组的年轻人都说：“祝老师太厉害了！”我就只有一个要求，吃完午饭让我休息到一点钟，再接着拍，晚上尽量不要超过十点。我不带助理，就老伴陪着我一起去。

　　我身体还不错。其实老年生活并不像外界说的那样可怕，我们是在发挥人生第二次的余热。很多事情，老人还能做，也愿意去做。因为老人越是上年纪，越希望还能做点什么。很多人不像我们，还有舞台、有表达的机会，大多数人退休以后，生活并不理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关注老年人这个群体，可惜现在这样的剧本不多。我也问过一些人，他们说因为不赚钱。现在真正关注老年题材的作品很少，不过国家现在开始关注了。

　　中国现在有3亿老人，不是一个小数目，将来还会继续增长。因为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整体的寿命也在延长。

　　对，老年人特别需要一个团体，一个可以交流的环境。大家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有人说话，他就会开心。如果总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长期孤独，很容易产生抑郁情绪。当然，老人们在一起，也难免会有点小摩擦、小矛盾，但那是正常的，毕竟是群体生活。总体来说，大家还是很开心的。像我们元旦、春节都不回家，子女会来探望，我们就在养老院里一起吃饭、唱歌、跳舞，每天都觉得很忙。我现在还在学国画、学书法、吹电子管，以前都没学过，退休之后才开始，挺有意思的，很好玩。

　　我还是想演的，只是没人写出好的关于老年人的剧本。你看秦怡老师，一直演到90岁。我的师兄游本昌，还在演《繁花》。我觉得老年题材应该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它关乎生死。只是我们为了所谓的经济利益，忽略了这个群体。如果能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为老年人发声，也许就会有人愿意去写、去拍这些故事。

　　去深圳当官的那一段！太辛苦了！后来我才明白，在舞台上演出，有团长安排；拍戏时有导演指挥。我们不是当官的料，当干部就得拳打脚踢解决各种问题，你适应不了它的规律，因为你只想把事情干好。我不是一个好干部，但我是个好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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