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江湖 邵音音1882年12月28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数学家爱丁顿生于英格兰肯德尔。

　　1902年，爱丁顿毕业于欧文斯学院(现在的曼彻斯特大学)，190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从1906年至1913年，他担任了格林尼治皇家天文台台长的首席助理，这之后，又重返剑桥当上了天文学的普卢姆讲座教授。

　　爱丁顿最早的工作是关于恒星运动的研究，在这以后，他又从1916年开始研究星体的内部结构，研究结果发表于他的第一部重委著作《星体的内部结构》之中。他介绍了一种以往被忽视的现象，即可能通过幅射压力对星体的平衡产生的巨大影响，热能由星球内部到外部的传播，并不象原先人们所设想的那样通过对流实现，而是由辐射实现。

　　正是在这项研究工作中，爱丁顿全面地总结出了质量。发光度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发现于1924年。它指出，一星体所拥有的质量越大，就能发出越多的光。这一结论的价值在于，如果一颗恒星的固有亮度已知，就可根据此亮度确定它的质量。爱丁顿还认识到，恒星的体积有一个极限：质量能超过太阳质量10倍的星体，其数量相对而言就较少了，而任何质量超过太阳50倍的星体，由于过度的幅射压力，就不可能是稳定的。

　　爱丁顿写了大量科学专著及通俗读物。他的一些著作相当流行，其中《膨胀中的宇宙》一版再版。正是由于爱丁顿的介绍，爱国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才传播到了讲英语的国家之中。爱丁顿受相对论影响极深，并为此理论提出了实验证据。他观察了1919年的全日烛并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中所作的一项极为精确的出人意料的预言被成功地观察到了，这就是光线在通过恒星(即太阳)的引力场时产生的轻微弯曲。1924年，爱因斯坦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支持：应爱丁顿的请求，沃尔特·亚当斯探测并量度了天狼星的高密度白矮伴星天狼星日的谱线波长的偏移，从而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恒星光线由于引力场的作用会变红。这样，爱丁顿作了许多工作把爱因斯坦的理论建筑在严格坚实的基础之上。在他的《相对论的数学原理》中，爱丁顿还极为精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

　　多年之间，爱丁顿埋头钻研一种深奥晦涩但又极富挑战性的理论，该理论在他身后才发表在遗著《基础理论》之中。大致说来，爱丁顿的思想是：科学中的基本常量，诸如质子的质量，电子的质量和电荷负载等，是“宇宙结构的自然与完全的规定”，它们的值也并非偶然的。爱丁顿曾致力于发展一个能把上述值推出来的理论。但未能成功。

　　19世纪中叶，印度逐渐出现近代工业。铁路的大量兴建，使印度资本主义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除了纺织工业，印度资本家还投资于银行信贷、钢铁、水电、水泥等部门，并且拥有印刷、造纸、榨油等小型企业。

　　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国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依赖英国的资金、技术和设备；同时，由于他们大多是由买办商人、高利贷者、封建王公和地主转化而来，所以又与农业和封建土地占有制有联系。但是，英国殖民政府是代表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他们只是把印度当作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决不希望印度经济得到发展。英国殖民当局对印度民族工业采取扼杀政策，对印度工人、农民实行残酷的压迫与掠夺，导致印度工人运动、农动和民族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高涨，引起英国殖民者的极大恐惧。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虽然有很大局限性，但它对于民族运动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19世纪后期，印度不断发生工人罢工、农民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统治者。

　　为了防止革命爆发，英国殖民当局一面工农运动，一面竭力把已经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引导到合法、改良的非暴力轨道上去。英国总督杜富林在同退职的殖民官吏休谟经过一番策划后，由休谟出面，游说印度上层社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服他们成立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这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也正在酝酿成立民族主义政党。经过积极活动，成立改良主义政党一事进展十分顺利。

　　1885年12月28日，印度党(简称国大党)成立大会在孟买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孟买、旁遮普和其他英属印度各省的代表，他们大多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富裕阶层和农村地主。休谟也出席了大会。

　　会议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与英国友好的格调。会议主席巴纳吉在开幕词中说：“英国对印度造福无穷，全国都为此对英国表示感激。英国给了我们秩序，给予我们铁路，而最重要的是给了我们欧洲教育的无价之宝”。成立大会一共通过了9项决议，其核心是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要求实行政治改革，在参政院中增加民选议员；实行保护关税；谴责政府的军费开支等。可见，该党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不是民族独立，而是区域自治；它主张采用的手段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些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印度地主和上层资产阶级的要求，体现了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表明印度国大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

　　印度国大党的成立，对于唤醒印度人民的民族觉醒具有积极意义。随着国大党的发展，一批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人也加入进来，国大党越来越表现出反对殖民制度的立场。国大党逐渐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迫害，但得到印度群众的拥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它成为印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领导力量。

　　1893年12月28日，是著名爱国志士、新中国第一任官张志让先生的诞辰。张志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回国后从事法律事业。在著名人张太雷影响下，他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从此成为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新中国建国初期，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成立后，张志让先生即被任命为副院长，在这一岗位上辛勤工作近30年，直到逝世。

　　张志让少年时代就参加了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活动，随柳亚子等击节悲歌，抒发爱国情怀，被柳亚子称为“好汉”。1921年夏，张志让从海外留学归国，先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参事，继而又被聘为大理院推事，在时人眼里，算得上躇踌满志了。但张志让却产生了厌恶之心。他说：“在北京的几年中看尽了当时军阀争夺政权以及政府上下争夺权利、昏天黑地的现象。要想在这种环境中做出任何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真所谓南辕北辙。”因此，当1926年夏秋传来北伐军攻克武汉、收复英租界的消息时，张志让毅然弃官南下，于1927年3月来到武汉。在这里，他找到了著名人、他的堂弟张太雷，一番倾心长谈，令他觉得进入一个政治上的新世界。经张太雷推荐，他进入武汉革命政府最高法院工作，承办民事案件。这期间，他开始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6年11月22日，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著名爱国人士，造成轰动社会的“七君子”冤狱。张志让闻讯，慨然应允与张耀曾、江庸等20名律师一起，为“七君子”出庭辩护。据史良等回忆，张志让实际上为首席律师。他起草长篇答辩书，以大量事实和论据，逐一驳斥了当局炮制的起诉书中对沈钧儒等人的诬陷式指控。“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张志让先生以更高的热情投身于救亡事业。

　　1945年8月31日，张志让和黄炎培、陈翰伯、傅彬然等重庆《宪政》、《文汇周报》、《中学生》等8家杂志的代表集会，决定函请当局废止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并从第二天起拒不送审。此决定一经公诸社会，风起云从，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除报刊之外，各报刊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冲击下，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这两项法西斯检查制度，终于被宣布废除。

　　抗战胜利后，张志让在上海从事“大教联”等爱国民主活动中，与党组织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每有行动必和党组织交换意见，遇到疑难问题主动征求党的指示。他在上海高校里领导民主教授多次发表爱国民主宣言，揭露挑起全面内战的反动行径，反对出卖民族利益，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事件，等等。他不顾当局的威胁恐吓，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当局制造“5２０血案”、摧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地下党的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张志让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第一代官。１９５４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张志让参加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他还主持审定了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以建立和完善各项审判制度，指导全国法院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搞好审判工作。１９５６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他主持下，共组织了２３个高级法院的１．９２万余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发往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系统的全国４０多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他又殚精竭虑，披阅修改，力求完善。最后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这个“总结”实际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北京出生，原名王荣庭，曾用名艾依尼丁，中国作曲家和民族音乐学家。

　　王洛宾出生于一个油漆匠家庭，他于1931年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1934年因家贫无力支撑而辍学，去作一名中学音乐教师，1937年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赴新疆，参加兰州抗战剧团，1941年因被怀疑是“共党分子”被捕入狱，受严刑拷打，1944年出狱，在青海任中学教员。

　　1949年，王洛宾在西安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进入新疆，任职于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因兰州抗战剧团当时是从属于国军的，被指控为马步芳的音乐教官，1960年被捕入狱，长达15年，1975年出狱，到处流浪打工，1979年平反。任职于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创作组，1988年获胜利功勋荣誉章，晚年寓居乌鲁木齐，1996年病逝于乌鲁木齐。

　　王洛宾自1937年就开始搜集、整理、编写、出版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歌，一直没有署名，以新疆民歌的名义被许多中国人传唱，影响广泛，直到1983年才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洛宾歌曲集》，被誉为“西部歌王”，晚年和台湾作家三毛交往甚深。

　　古田会议，即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因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大会通过了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决议系统总结了自1927年以来我党创立红军的斗争经验，强调用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党和军队，划清了人民军队同旧军队的界限，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强调了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决议确定了一套实现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和措施，规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务和内容。决议指出党要成为部队的“领导中枢”，“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

　　二、深刻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决议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

　　三、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原则，明确指出了“历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的重要性。一方面领导机构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另一方面，要保证党员的充分民主权利，使党员能对党的工作尽量发表意见，提出批评。

　　四、阐述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原则，强调要重视党支部的作用。同时还规定了健全支部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等项措施。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20多名，会议选举为前委书记，会议召开两天，胜利结束。

　　古田会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总结了自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军经验，划清了红军与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问题。古田会议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列主义路线，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

　　1945年12月28日，美国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在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去世，终年74岁。

　　德莱塞1871年8月27日出生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特雷霍特。青少年时期生活贫困，1892年开始记者生涯，1902年开始成为几家妇女杂志的主编，1910年后辞职，成为职业作家。

　　德莱塞一生创造颇丰，长篇小说有《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金融家》(1912)、《巨人》(1914)、《天才》(1915)、《美国的悲剧》(1925)、《悲剧的美国》(1931)、《开端》(1931)、《堡垒》(1942)、《斯多葛》(1945)。其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小品文等。

　　《嘉莉妹妹》是美国文学中至关重要的作品，是美国自然主义运动第一篇代表作，对于以后决心以现实主义手法处理各种题材的美国作家而言，该书是指路明灯。而德莱塞最长的小说《美国的悲剧》则达到他艺术创作的高峰，它展示了对本世纪初美国人的经历的深刻理解，无止境的欲望和普遍的幻灭感。

　　199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书画篆刻艺术家、艺术教育家李骆公教授因病医治无效在桂林逝世，终年76岁。李骆公教授出生于福建福州一个贫苦农家，30年代积极投身革命活动，40年代东渡日本学习油画，并用中国绢创作民族化油画，成为我国民族化油画创始人之一。他曾任教于东北大学、辽东学院、津沽大学等高等院校。曾任天津美协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西书协、美协副主席，广西书画院副院长等职。

　　1996年12月28日凌晨，在北京城西，被誉为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的开拓者、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彭修文先生，永远垂下了他那拨动过无数人心弦的双手。

　　彭修文在辞世前一周，刚刚写完香港节日序曲的总谱。51页的总谱呵，从8月酷暑到岁末隆冬，面对医生绝对禁止工作的再三警告和家人的劝阻、担忧，他，写得很艰难。也许他真的知道属于自己的时日已经不多，在总谱的扉页上，他“总算了却了一桩大心事”。

　　完稿的当夜，那双因腹水而肿胀的腿已是行走困难，但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欢乐和轻松，这也感染了前来探访的友人。他说，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对香港结束百年屈辱，回归祖国的重大题材，他的内心早就冲动着创作的欲望。尽管不同的艺术家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现，但他却认定了自己的方式，正像他这一生是为了民族乐队的存在而存在，他要用这民族的音调、民族的音乐形式去酣畅淋漓地欢庆香港的回归。没有人能阻拦他，连死神也要却步！

　　彭修文1931年生于长江边上的汉口，童年时期饱尝的家国沦丧，在他心中塑就了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热切期望和责任感。也许是书香世家的渊源，使他也像许多中国传统文人那样，以自己的生命去与时代和历史作相互的渗透。如何将传统的辉煌推进到未来，再造中华的光辉？他选择了民族管弦乐这一形式，作为自己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努力。几十年来，从《瑶族舞曲》、《彩云追月》、《月儿高》、《花好月圆》、《丰收锣鼓》、《乱云飞》，到《二泉映月》、音诗《流水操》、交响曲《金陵》以及《小天鹅》、《图画展览会》等外国乐曲的移植。他以移植、改编、创作等手法，几乎遍尝了合奏、组曲、套曲、协奏曲、交响诗、交响乐等音乐体裁和各类乐队的组合形式。这个努力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从不讳言自己是个标题作曲家，他的数百部作品，每一部都有题记，那是他以音声讴歌人民、祖国、时代和历史的斑斑心迹。

　　彭修文时时意识到音乐与听众的关系，为此，他将旋律的写作摆在创作的首位，甚至以人们将他的旋律认同为民间音调为慰。文革中，他在家中为300多首唐诗和宋词谱曲，以化解内心的郁闷。虽然这些谱子没能保留下来，但却激活了他写作旋律的能力。他没有受过音乐学院的科班训练，他的课堂在民间。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广播乐团多次深入民间，学习舟山锣鼓、内蒙二人台、冀中笙管乐、广西文场……民族乐队只有遨游在民间音乐的海洋中，才能获得新的自由。也正是由于民间音乐的滋养，才使他在指挥和演绎每一部作品中，对乐队配置和演奏法有着独到的要求和见地，展示了特有风格。他的音乐让人们感到，艺术创作绝非空穴来风，没有深厚的生活体验和传统功力，虽能出新，但不能出精，不能叫好。他是个戏迷，在他看来，对中国的音乐家而言，戏曲是一座绕不过去的山。他引程砚秋而共鸣，《文姬归汉》、《荒山泪》、《锁麟囊》，这是民族情怀的激荡，这也是心灵深处的悲剧意识他已将此写入了将要创作的清唱剧剧目中……他想做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他无暇顾及人言世事，他只想抓紧时间，而时间却又如此吝啬！

　　这个来自江岸的大汉，持着铜琶铁板唱尽了他的生命！他已经在中国20世纪的音乐史上，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就在他去世之前，香港中乐团刚刚宣布了他将就任该团艺术总监的消息。这位香港回归后的首任中乐团总监，永远不能赴任了。但是，有谁知道，他之所以不顾虚弱的病体，允诺了这个为期两年的职务，是为了给自己心爱的乐团开音乐会筹措资金，为民乐的发展之路再做老骥！

　　武汉长江隧道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一桥和二桥之间，设计为左右两条隧道，隧道为单向两车道。工程包括长江两岸明挖、暗挖隧道、江中盾构隧道、匝道、引道以及设备采购和安装等项目，涉及深坑、大断面泥水平衡盾构掘进（盾构直径为11.38m）浅埋大跨软弱围岩暗挖施工等工程技术。

　　隧道总长5049.2单线m，右线m（左右线m）。盾构隧道工程左线m，在二条盾构隧道之间设置了5条联络通道，左右线隧道各在最低点设置一座江中泵房，盾构隧道穿越富含水的全新统新近沉积粉细砂、全新统沉积粉细砂、中粗砂、砂卵石层以及志留系砂岩泥岩不同的地层。

　　该隧道于2008年4月19日双线贯通，并进入路面铺设阶段，2008年12月28日通车，该隧道是长江上第一条过江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