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那帮人精们唐培吉教授是一位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德高望重的学界楷模，也是一位治学严谨、史苑拓耕、学识渊博的领军人物。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中国领导的进步。1949年8月，考入华东革命大学，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的教育事业和中国近代史、党史、军史、抗战史等学科的研究。先后就任于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同济大学，在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的同时， 潜心治学，不懈探索。撰写综合性、系统性的论著100多种，约800万字，获得了多种学术研究成果奖，他还创建了上海学、延安学、犹太学，为开拓新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研究成果受到同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是一位学术造诣精深的著名资深专家。2017年9月，荣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终身荣誉奖”。

　　1980年11月，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立，唐培吉教授是创建的参与者之一，曾任第一、二、三届理事。1993年2月至2011年12月，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担任第四、五、六、七届的副会长。2012年后，担任研究会学术顾问。43年来，为研究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是历史的见证人。

　　1993年，中共上海市委决定由市委原秘书长萧卡担任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研究会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唐教授担任副会长兼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结合抗日战争与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一些重要问题，先后撰写了20多篇学术论文。如《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抗日战争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中国领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抗日战争和新四军》《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中华民族精神高扬——论新四军与上海人民的抗日情结》《新四军历史深入研究的几点思考》《新四军在上海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抗日战争与上海》《上海抗日战争史简论》等，起到了率先垂范和引领作用。

　　为集聚学术成果，他提议编辑出版《新四军研究》系列丛书，并担任主编，编辑了《新四军研究》学术论文集第1至第4辑，约150多万字。这样的新四军研究论文辑在全国各新四军研究会中是唯一的，目前已出版了10辑。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学术研究是研究会的中心任务，学会成立以来，曾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形成了新四军老战士与专家学者两支队伍有机结合的优良传统。许多新四军老战士撰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或进行口述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在此基础上，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拓展视野，提高层次，总结概括，取得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

　　唐老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抗日战争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两次国共合作史稿》《中国革命与建设史辞典》《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中国历史（现代）大事记年表》《上海抗日战争史丛书》《辞海》（中国现代史分科）等著作，其中，《中国抗日战争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抗战史专著。他还担任了《中国在上海》、《思想研究大系·政治卷》的副主编，以及参编了其他多部的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具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在新四军历史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四军是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新四军的历史是中共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涉及到许多的相关问题。如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和发展变化、国共两党的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新四军的领导，以及具体社会历史背景、自然环境条件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或者说是高低不同层次的问题。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唐老师注重从全局的高度、全面的思考和把握抗日战争和新四军历史的研究。如他在《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一文中，强调了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中国抗日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打破了日本“北进”计划，挫败了日、德夹击苏联的阴谋；中国抗战迟滞了日本的“南进”计划，粉碎了德日的全球战略；中国抗日战争是打败日本的最主要原因，而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丢是加速了日本的投降等。从而，提高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再如新四军东进，这是中共中央和从抗战的全局出发，为新四军作出的唯一正确的战略决策。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发挥擅长游击战争的优势，把敌人的后方变成前线，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只有东进，新四军才能赢得民心，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不断发展壮大。有些研究文章，侧重于介绍历史过程，打了几个战斗，取得了那些胜利。而唐老师在《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一文中，从东进是全局全军的战略部署；东进是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东进是作战区域的战略转变；东进是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以及驰骋大江南北，经营战略华中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从战略的层面，提高了对新四军东进重大历史意义的认识。

　　首先，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这是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的重要问题。唐老师在《抗日战争若干问题的探讨》中指出，国共两党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是左右时局的两大政党，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合则两利，分则俱伤。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政权加紧，对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数次发动相当规模的军事进攻，如皖南事变等。

　　蒋介石既有抗日的一面，又有反人民的一面。在方面也有两面性。既有对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还有不愿意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针对顽固派的两面性，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到抗战胜利。从全面抗战的总体过程上看，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是支流，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才是主流，占主导地位。纠正了长期以来一些片面强调国共矛盾和斗争的观念，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其次，关于新四军与上海的研究。上海与新四军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大力支援新四军，有21000多人参加新四军，对新四军的建设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教授首先提出，将新四军与上海的研究列为我会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2013年以来，我会与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举办5期“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唐教授多次在研讨会上作主旨发言。我会成立初期，就开展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对新四军支持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研究不够深入。唐老师在《新四军在上海抗日战争的地位与作用》一文中，从新四军的抗战为上海人民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新四军英勇抗日战斗大大地激励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亦坚定了抗日救亡的信心；新四军开辟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质上亦是上海人民抗日斗争的根据地；新四军各部队在上海设立的点站，增强了上海抗日斗争的力量，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新四军的情报工作主要在上海开展，这客观上成为上海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四军是解放上海的主力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地下军起着里应外合的配合作用等六个方面作了全面阐述，把这一课题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提升了上海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