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羌古道“批评家必须足够敏锐、专业、具有工匠精神，必须发现那些作家自己都未必意识到的东西，必须看出一般读者看不出的隐秘问题，必须发掘作品中那些指引人上升的精神力量。”一年前，在一场关于文艺评论的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如此给“批评家”下定义。

　　如果用这个“标准”，去看待自己生活的城市，去看待自己研究的对象，能看出哪些“隐秘问题”？结合新作《南京百年文学史》、《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张光芒教授，一起谈谈城市，文学，与“社会启蒙”。

　　张光芒：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启蒙文化思潮等。著有《启蒙论》《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南京百年文学史》等。

　　高明勇：张老师好，我知道您一直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看到您出版的《南京百年文学史》，还是有些意外的惊喜。这几年南京在获选“世界文学之都”后，其“文学标签”也越发凸显，可以说文学是南京的一个城市软实力。您是如何看待文学与城市的关系？

　　张光芒：如果把城市比喻成一个人的身体，那么文学便是这个身体的气质风度、血脉底蕴、个性特征与精神状貌。城市与城市文学的关系完全是有机的和不可分的。

　　高明勇：特别是对于南京来说，您对南京的文化定位与他人相比是否有显著的差别？

　　张光芒：如何定位处于长江下游、矗立江边的南京及南京文化？以前有几种流行的和常见的角度与定位，我对这些定位的准确性是存有一定疑虑的，同时也有意寻求针对南京的更加有效的途径。以前的这几种角度分别是强调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

　　在中国，走遍南北，不难发现，以“京”命名的城市只有两座，即北京和南京。“京”意即“国都”，以现在来看，北京之京是首都，南京之京是古都。近年来南京提出的城市发展愿景亦定位于“创新名城，美丽古都”。从这个角度来说，从古都与今都的区别上来定位南京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而且这也很自然地会突出南京这座城市独特的地位与影响力。人们常用“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来指称南京赞誉南京，也是这一原因。然而，要真正读懂一座城，一定要触及她最深处的灵魂，找准它最独一无二的性格与特质。古都之说尚未抵达这座城市的灵魂精髓，至少说，古都之誉对于南京来说是不够的。毕竟，首都北京同时也是古都。除此之外，古都之城也不只有南京，洛阳、西安、开封等亦属著名古都。况且，南京的建都史在长度上并不突出。实际上，如果过于强调一座城市的古都地位和特色，难免会给人以没落之感。而如果要以“京”形容城市之“大”，那么南京在人口、面积等方面比很多城市会更加逊色。

　　高明勇：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这个梳理总结倒是很有意思。

　　张光芒：人们认识南京的另一个角度更为常见，这便是从南与北中突出其“南”之内涵，即同为“京”城，北京是北方文化与北方城市文明的代表，而南京是南方文化与南方城市文明的典型。这也是人们最乐意突出的特点。突显南京之“南”，突出南京在大中华文化圈格局中的江南特色，这既有现实的和客观的依据，也有人文的和历史的沿袭。所以，直到现在，当人们谈论南京，当文人阅读南京，当学者研究南京时，南京之“南”与“江南文化”都是绕不开的关键词。但是严格说来，这只是笼统之论。广义上的江南文化范畴较大，不足以概括南京文化传统的精髓和实质。典型的江南文化应以从南京往东南方向继续延伸之后的苏锡常、上海以及浙东北为核心。甚至，苏州人、无锡人从来不把南京视为“苏南”，在典型的苏南人眼中，南京也不算“苏北”，顶多算是“苏中”。实际上，南京的民风民俗、方言俚语、生活习惯、衣着饮食等等，与典型的江南文化差异都很大。

　　所以我的定位方向与以前的这几种角度，即强调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都有不同。

　　高明勇：您刚才提到人们对于南京的文化定位往往绕不开古都之“古”、京城之“京”、江南之“南”三种方式，那么您是怎样另辟蹊径的？您在南京求学、工作、生活也有22年了，结合个人研究经历，您认为南京有着怎样独一无二的文化特质，它的文学特质到底是什么？

　　张光芒：在我看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化之后，今天的南京城更为本质的特色并不在于“南”，也不在于“古”，更不在于“京”，而在于它的“南北交汇”四字。

　　说起南京的“南北交汇”，不得不说一件小事。明勇刚才说结合个人经历谈一谈，这也正是我想到的。你知道，南京大学主校区在长江南岸的主城区，浦口校区则在江北。曾经很长时间大学初年级的同学都生活、学习在浦口校区，所以我经常乘坐学校班车穿过南京长江大桥到江北校区上课。有一次下雪后不久，我坐在校车上经过长江大桥时，突然在无意中发现，桥南街道两旁树木草坪上的积雪已经融化，尽显绿色，而江北的树木仍是白雪压枝，难寻融化的迹象。同样的阳光下，仅仅一江之隔，景色反差竟如此之大，令我印象特别深。平时人们常讨论江南文化怎样怎样，江北文化如何不同，这未免有些抽象，而且我心里还曾这样犯嘀咕：也许把江南、江北的距离尽量拉大以后，二者之间的南北之别自然很大，但如果只就长江南北两岸而言，区区几千米的长度怎么可能划分出大异其趣的两种文化呢？

　　正是这次基于地理气候和视觉上的直观印象，让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知，多了些许深微的体会。一方面，南北之别既是人文化成，更属天然形成，是物理、自然、地理时空向民风、民俗、社会人伦领域的符合逻辑的延伸。南北之别不是单纯的人为区分，更不是诗人想象的产物。它就在目所能及的眼前，就在人们点点滴滴的生活日常之中。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待所谓南北之别的时候，也不能过分夸大迥异其趣的一面。如果说南与北是两个端点，那么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南与北之间不仅存在着大量的重重叠叠的和暧昧不清的过渡状态，更要看到二者之间在不同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环境下不同的汇合方式。就像我在长江大桥两端感受到的那样，它们似乎有着截然的不同，但事实上又属于融为一体的南京时空。

　　当年，诸葛亮初访吴国，为南京的气势惊奇不已，城北的紫金山貌似卧虎，怀抱南京城的长江恰如腾龙，于是有“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之说。但是，这种充满“龙盘虎踞”的帝王之气，与莫愁湖的玲珑剔透、玄武湖的幽静迷人都是互补共生、相得益彰的。可以说，南京的山、水、城、林是一体的，江南、江北特色兼备。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南京实乃“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因此，我就想，相当多的城市的确处于北与南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上，所以有些非南非北，城市特色自然不那么鲜明。但是南京城的南北交汇却是南中有北、北中有南的有机体，是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存在。

　　记得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我还在山东，有一次是在冬天到南京拜访一位老先生，坐在先生家的客厅中聊天。先生家中既没有暖气，也不开空调，我尽管穿的很厚却仍是冻得瑟瑟发抖，双腿微颤。先生与太太穿的比我还少，却显然非常习惯。这不仅是因为我作为北方人，习惯了冬天有暖气的生活，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南京的冷与北方的冷完全不同，那是刺骨的湿冷，即使温度比北方高一点，体感温度却更低，是一种难以适应的冷。这种感觉在我生活于南京多年以后仍然没变。我们有时候也许太想当然了，北方寒冷而南方温暖的说法至少在南京这里并不完全如此。这个小小的感受正是为了说明南京的南中有北和北中有南的特色。

　　即使面对南京的历史，我们也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南唐后主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细腻柔美与悲慨感伤，也充满了像元末明初著名诗人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所展现出的豪放雄健和磅礴气势：“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关键更在于，这两种风格在南京的存在毫无违和之感。

　　也许，以往人们之所以强调南京的南方特色，是因为在潜意识里笃定，只有将“北京”作为参照对象，才有利于突显南京的特色，也有利于突出南京的地位和价值。殊不知，这一习惯在凸显南京某些特色的同时，也误读了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某些更深层的本质，还有她身上“流动的现代性”。

　　高明勇：您这些个人与城市互动的小故事，确实是对一个城市最好的个人化体验与感知，没想到您在城市文化研究方面投入这么多的精力。

　　张光芒：针对南京而言，金陵文化这一概念较之江南文化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学术界对于金陵文化的界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它是指以今南京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所形成的文化圈，是中华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作为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之地，处于中华大地南北交汇点上，地理面积并不很大。在中国种种区域文化中，以南京这样较小的地域形成金陵文化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影响广泛且气质鲜明、内涵完整、自成体系者，并不多见。并非每一个独立而完整的区域，就一定有完整而系统的历史；也不是每一个地理与气候特征相似的地域，就必然建构起属于自身别具一格的地域特质。而南京的存在证实了一种南与北之外的第三种特色，第三极文化，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有理由有资格拥有自成体系的南北交汇的独立性。

　　如果说北派城市的代表是北京，那么南派城市的代表应该是上海，更往南下则有岭南城市的代表广州，而南北交汇的代表就是南京。这就形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无论“南京”之“南”，还是“南京”之“京”，都不足以立其威，成其势，建其基，弘其长。惟有南北交汇而成的奇妙景观让南京傲视群雄，独步天下，无可取代，不可超越。

　　高明勇：我也曾在南京读书、工作过，南京高校林立，文化底蕴深厚，对于拥有近2500年建城史的南京来说，您认为“文学”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

　　张光芒：南京因文学而永恒，文学因南京而辉煌。文学是南京的城市基因，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馆”在此诞生，中国文学从这里开始走向独立和自觉，南京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文都地位。作为一座阅读之城，自古至今，南京酷似一位痴心不改、博览群书的“阅读者”。时代在演进，阅读的载体在变化，可不变的是南京人对阅读的热爱，对精神世界的守望。中国第一所公共图书馆就是在南京建立的。崇尚文学、酷爱读书是南京人最为鲜明的精神气质。作为一座创作之城，南京的大众阅读，参与了文学“经典化”，推动了文化生产，催化了无数文学家及经典文学作品的涌现。对于拥有近2500年建城史的南京来说，“文学”不是城市的某一个部分，更不是某种点缀，而是它发展的血脉和灵魂。

　　高明勇：我之前邀请过程章灿老师做客政邦茶座，他出版过“南京三书”。作为古典文学研究者，他认为自己笔下的故事和叙述角度，都是“惟小是务，不知其馀”。叙述策略是只有小，才能具体，只有具体，才能真切。分别从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角度打量南京，您认为有何异同？

　　张光芒：我读过程章灿老师的《山围故国：旧闻新语说南京》《潮打石城》和《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他的“南京三书”无论以文学为视角解读南京的历史文脉，还是以名胜为结构寻觅南京的文化之根，都带有“以今入古”和“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

　　如果说从古典文学的角度打量南京，可以解读这座千年名城何以成为文学之都，那么从现当代文学的角度打量南京，就需要更多地考察百年来南京文脉在现代性思潮的激荡之下如何发生了传承和变异，何以“由古入今”，又是何以“由今见古”。换句话说，变中的不变，与不变中的变，都是同样值得关注和辨析的。当我们看到新旧、古今、中西、南北之间的现代碰撞如何构成了这座城市的内在矛盾和发展张力，也便体悟到了百年文学南京的独特魅力之所在。

　　高明勇：如果说“文学”是南京的一个标签，那么“启蒙”肯定是您的一个标签。印象中您出版过《启蒙论》《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学思潮论》《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特别是这次您的《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为什么这么多年选择“启蒙”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研究视角？

　　张光芒：2016年，我申请立项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双向互动”。的确如明勇兄所说，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启蒙文学思潮一直是我的重要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人文启蒙与道德嬗变、个体启蒙与理性精神、自我启蒙与人性解放等，构成了一系列核心的论述话题。这个系列题域以精神文化心理层面的启蒙为主，这在文学“向内转”“回到人本身”的历史要求和现实需要的大背景下，无疑有着充分的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但是随着文学创作实践和社会语境的嬗变，并在谋求学术突破和创新的驱动下，我的思想理路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先是写了一篇论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向外转”的文章；同时试图将启蒙文学思潮的研究内涵加以扩大，并将研究重心“向外转”至社会启蒙的层面，这可以说是《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一书的雏形。

　　张光芒：要说新的思考，我想是提出一个新的命题，即将晚清以来“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进行一番梳理；同时还要强调和贯穿一种新的方法思路，即以“文学思潮对于社会启蒙的促动和纠偏”为基本理路。可想而知，无论从学术难度，还是工作量来说，这一研究的挑战性是相当大的。我与课题组人员用了较长时间搜集资料，也用了较长的时间进行理论准备、逻辑论证和专题研讨。课题组成员在这一过程中，都能够刻苦钻研，勤奋写作，进步显著，仅标注中期成果的学术论文就发表了几十篇，我的博士生中至少有4位不但参与该课题，而且其通过博士答辩的学位论文也是由此课题衍生出来的。

　　高明勇：我看您这几项研究是在疫情背景下完成，疫情对您的研究与创作影响大吗？

　　张光芒：举个小例子，2020年我在《广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论“疫情文学”及其社会启蒙价值》，那篇文章就是某种学术化的回答。《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启蒙”文学思潮史》也可以说是一种系统化的介入方式。

　　高明勇：您如何为“社会启蒙”定义？我看到您在这本书里涉及到的议题很多，政治书写、女性书写、科学观念、青春叙事、文明想象、战争叙事、家庭叙事、自然书写，等等，通过以“社会启蒙”来观察梳理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学思潮史，您有什么新的发现？

　　张光芒：为了说明如何界定“社会启蒙”的内涵问题，需要首先辨析一下“社会启蒙”与“个体启蒙”的分析方法。在我们当下的存在中，每个人的存在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你拥有一个私人领域，另一方面你又属于一个公共领域。这种双重性是一种复杂的矛盾体。尤其当私人领域的合理要求受到公共领域的压制时，“个体启蒙”就会显得无力，思想启蒙就会显得虚无飘渺。如果没有较充分的“社会启蒙”，即使完成了“个体启蒙”的人，即使一个人充分具备了启蒙思想，但是他会装睡。你有可能叫醒一个沉睡的人，但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因此提出“社会启蒙”命题，绝非是降低了“个体启蒙”的重要性，亦非是忽视思想启蒙的必要性，而主要是移动了一下研究的逻辑重心，划出某种层面的对象视域和一定范围的思想边界，以期更加集中和有效地将问题推向深入。

　　换言之，我们并非面面俱到地论述启蒙问题，而着重从“社会启蒙”的层面切入研究对象，着力挖掘百年来社会转型过程中，从社会制度到伦理变革等层面对现代性的追求和建构。

　　张光芒：作为一种研究视角，相对于“个体启蒙”而言，“社会启蒙”侧重于社会关系的层面，即更加重视对于社会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考察；相对于感性启蒙而言，“社会启蒙”问题更加侧重于理性启蒙的层面。系统探讨社会启蒙与文学思潮的互动过程、运行逻辑及其规律，可以说是一个有着许多未知领域的新的学术空间。

　　通过梳理你刚才提到的政治书写、女性书写、家庭叙事、自然书写等等以“社会启蒙”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我们发现晚清以来的文学史创造了不可取代的“社会启蒙”思想史，起到了对于社会启蒙的促动和纠偏作用。文学具有无边的和无形的生产力，文学史不是简单地反映了而是创造了一种独特的任何其他学科门类无可替代的社会思想史。

　　高明勇：大家都知道您也是著名批评家，前几年围绕丁帆老师的新作《知识分子的幽灵》，我写了一篇书评《保持一个“吹毛求疵”的批评者本色》。里面提到您2005年在《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后启蒙时代的批评家何为》。在“启蒙时代”和“后启蒙时代”，批评家的角色发生了什么变化？

　　张光芒：从“启蒙时代”到“后启蒙时代”，批评家的角色和定位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这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变化我表达过一些观点，根据我最新的观察和思考，的确需要补充一些看法。

　　首先，我们应该清晰地意识到，用“后启蒙时代”的说法形容当下时代并不完全准确，即使我们可以用这个说法，也应该明白，它绝不意味着人们已经不需要启蒙了，只是在这个时代，传统的启蒙途径与批判方式已经失效，我们面对启蒙问题的态度应该更新。

　　其次，在理论层面上，如果说过去关注的是主体性的弘扬和发掘，那么现在更应该重视主体间性，关注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有效性。

　　再就是，批评家还要勇敢地反观自身，更新自我，善于以自我启蒙的方式介入启蒙问题。

　　高明勇：我有一个观点，从一个学者（如丁帆老师，如您）的批评家经历，到一所大学（如南京大学）的批评家谱系，再到一座城市（如南京）的批评家群落，既有研究与批评，又有构建与传承，背后是若隐若现的“批评家本色”的精神谱系。从这个角度说，南京不仅仅是“文学之城”，也是“文学批评之城”。您认可这个说法吗？是什么成就南京的“文学批评之城”？

　　张光芒：的确如此。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不仅是“文学创作之城”，也是令人自豪的“文学批评之城”“文学研究之城”“文学阅读之城”和“文学传播之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构建了文学之城的丰满双翼，互动共生，形成了可观的文学生态。在撰写《南京百年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就采纳了编委的大胆建议，除了挖掘南京作家群落的创作风貌，也将当代南京批评家群体进行了一番梳理。尽管字数篇幅不多，类似简介形式，并且主要限于60年代及此前出生的批评家，但总算是在区域文学史的写法上做了有益的尝试。成就南京之“文学批评之城”的首要因素还是在于南京这座城市的文学气质、文学氛围、文学传统、文学场域，乃至“文学市民”基数的庞大。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在于南京科教实力之雄厚。文学批评属于人文研究的范畴，“天下文枢”“东南第一学”的桂冠即形容其为崇文重教、人才荟萃之地。再就是，南京批评家中多有身兼作家、诗人身份者，而南京作家中亦不乏善写批评文字者。这也充分说明南京之为文学之城是有机的、整体的，是渗透到骨子里的。

　　高明勇：您提到“批评家的底线”，不仅仅是要说真话，更重要的是，要有“公正的判断”，您认为近二十年后，这个问题得到缓解了，还是更突出了？哪些因素影响“公正的判断”？

　　张光芒：你这个问题十分尖锐，也非常有针对性。二十年后，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有些方面反而越来越突出了，比如红包批评现象，比如集团化包装现象，比如媒体介入力量与资本力量的扩大，等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独立的批评和公正的评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