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工具沈宁，美籍华裔作家，蒋介石文胆陶希圣外孙，七君子首领沈钧儒堂侄，著名翻译家沈苏儒之子。家谱名沈詝，浙江嘉兴沈氏言字辈。南京出生，上海长大，北京读书，陕北插队，西北大学七七级，毕业后任职陕西省电视台电视剧部。

　　1983年自费赴美留学, 获衣阿华大学硕士,并在教育学院博士班深造。历任美国多所中小学教师和校长、新闻主播、美国联邦空军军官学院教官、美国科州雷市文化委员会委员、丹佛地方法院专职译员、美国传播公司经理、世界华文作协美国科州分会会长等职。

　　业余写作，小说、散文、随笔常年发表于中、美和台港地区华文报刊，出版书籍20余部，尤以北京出版三卷本《我在美国三十年》和台湾出版三卷本《唢呐烟尘三部曲》影响较大。《唢呐烟尘》写的是风雨苍黄的家族历史故事，风靡海峡两岸。

　　沈宁的纪实作品，无论是状写美国现实，还是回忆前尘往事，风格皆精炼，朴实，无华，字字珠玑见血。作品多次获奖，小说《两份手抄的乐谱》入选2013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散文《沉重的远行》入选2013年中国散文排行榜，《梦里故乡雨》入选中国散文大系。荣获中国新移民笔会突出贡献奖、台湾武侠小说奖、美国纽约五大道文学奖等。

　　上期讲到戴笠的军统特工到河内暗杀汪精卫，结果杀错了人，把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铭杀了。

　　这下子汪精卫吓坏了，他能躲过一劫，却不一定能躲过之后的无数劫，怎麽办？这个机会，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日本陆军影佐祯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急忙赶到河内，表示尽力营救汪精卫，于1939年5月8日把汪精卫请到上海，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影佐祯昭、犬养健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精卫另立中央，之后汪精卫回到上海，正式展开与日本人的和平谈判。

　　我的外公陶希圣跟随汪精卫到了河内，外婆和我母亲等也都跟到越南。然后汪精卫去上海到日本的时候，外公一家全家也都到了香港。汪精卫带领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在上海正式和日本人举行和谈的时候，外公滞留香港，观望形式，不肯贸然到上海去。汪精卫去信催促几次，外公仍旧迟迟不动。最后汪精卫急了，派自己的夫人，专程到香港去劝说外公。汪精卫这个夫人陈璧君，可也是民国一个奇女子，事迹多多，以后讲到汪精卫的身世故事时，再详细讲。

　　这么一来，外公无法继续推脱，只好答应前往上海，参加汪精卫与日本人的谈判。离开香港之前，外公跟我的母亲有过好几次谈话。有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我从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军校做教官起，汪先生一直很看重我。他要我去上海，已经招呼了八九个月，从成都，到重庆，到河内，到香港，我实在不能不答应。这种时刻，汪先生特别需要有人帮助。朋友情谊为重，我不好看他孤自一人挣扎，狠心不去帮他一把。

　　另外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春秋时代，楚国有两个人：一个是伍子胥，一个是申包胥。他们二人是好朋友，但他们的志向却完全相反。伍子胥对申包胥说：我立志要亡楚。申包胥发誓回答道：我立志要存楚。现在我到上海去，为什么呢？周佛海梅思平两先生本来跟我是好朋友，现在周梅两先生立志要送汪先生到南京去，建立新政府。我呢，立志要去阻止汪先生这样做，不能分裂政府。我留在香港没有用，劝不动汪先生，一定要亲自到上海去，才可以做事。我要去告诉汪先生，划清主和与投敌的界限，把和平运动与分裂政府两件不同的事分开。

　　再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我既决定要去上海，就必须快，赶在汪先生决定到南京组织新政府之前，去阻止他。如果去晚了，汪先生已经去了南京，公开宣布组织新政府，那就迟了。我们的和平运动就完了，汪先生就完了，我也就完了。那时我跟着汪先生，只有死。不跟着汪先生，也只有死。我今天告诉你，我不会去参加新政府，更不会跟着新政府给日本人做事。所以一旦汪先生决定要组织新政府，那就是我的性命完结的时候。你们如果听到消息，说汪先生到南京组织新政府，就晓得爸爸必定已经死了。

　　还有一次，外公对母亲说：日本人生性狭隘、善变、冷酷、不择手段、不得不屈伏时，必至不顾颜面。他们居然因为意见不和，五年之内，两度杀死自己的内阁首相大臣。他们要杀死中国人，杀死汪先生，杀死陶希圣，杀死任何一个中国人，还不就像杀死几只蚂蚁一般。外公继而叹道﹕过去几十年，本着祖传的家教，研究了十几年政治法律和历史，从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现在我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这事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不成功一定要丢性命，就是成功，也可能要丢性命。我早已告诉过你们，我的生命安全绝无保障。今天我活着，也许明天我就死了。上午我和你们在一起，下午或者就会遗弃下你们。这一次走，尤其可悲。以后我身边的危险会更多些，更密些。你们是晓得我的，我留下一本日记，等我不幸死后，你们再慢慢地看吧。

　　随后外公把家眷留在香港﹐独自一人﹐搭乘邮轮﹐从香港到上海﹐补为汪方谈判人员﹐参加与日本人的和平会谈﹐那时己将近年底了。汪精卫与日本人的正式谈判，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即已开始，会议地点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日方代表是影佐祯昭，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海军大佐等。汪方代表是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后补入外公﹐汪精卫本人并不出席日常谈判。在那些谈判会议上﹐日方分发《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要求汪方代表逐条讨论。由于草案条款广泛苛刻，远不同于以前双方协议与近卫声明的宗旨，汪方代表本已颇感意外和惊愕﹐在自己的讨论会议中﹐屡次发生争论，外公补入之后，几乎每次会议都对日方条件提出激烈批评。

　　短短十天，汪日双方在六三花园开会七次，并有多次会外私下商谈，日方毫不让步，以为吃定汪方，不论同意与否，汪方只能接受所有条件。后来谈判地点改到沪西愚园路1136弄60号，日方仍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软硬兼施，胁迫汪方接受日方全部条款，并要求在年底签约。此期间，外公数次提出﹐因为身体不适﹐请求退出谈判，都为汪精卫婉言劝止。自一九二七年北伐时期开始﹐外公就与汪精卫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情﹐无奈之际﹐只得继续敷衍。

　　谈判期间﹐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等原来住在虹口。虹口是日本军区，到处日军，警备森严。外公抵沪后，最初也住在虹口，两三日后便与汪周梅等一起，搬到沪西愚园路。上海人当时称沪西为歹土，因为这个地方原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区域，属三不管之地﹐眼下则全部由日本宪兵戒备，公共租界巡捕并不能来此执行警务﹐算是日本人的地盘了。愚园路1136弄楼房不多，都很讲究。巷内左侧是汪公馆，右侧是陈公博公馆。弄底三栋，分住周佛海、梅思平﹐和外公。弄堂口是日本宪兵队办公室，一方面保护汪方谈判要员，一方面便于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愚园路的那些日子，因为单身独居﹐外公每天早上到汪公馆用餐。日方把他们的纲要交给汪方那天，早餐完毕，汪夫人陈璧君留外公谈话，要外公把纲要一条一条详细解释给她听。次日早餐﹐陈璧君告诉外公，她把外公的解释﹐转告了汪先生，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她说﹐她一面讲，汪先生一面流泪。汪先生听完之后说，日本如果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文件说不上是卖国契，中国是我卖不了的。我签了字，不过是我的卖身契而已。他们夫妇因此商量，要搬出愚园路，到法租界福屡理路去住，然后发表一个声明，停止一切和平活动，立刻转往法国。

　　这个消息﹐马上传到日本人那里，影佐祯昭立刻到愚园路来见汪先生。汪先生直接讲明自己的想法，据后来汪先生复述﹐汪先生当时说一句，影佐在本子上记一句，记到最后，影佐两行眼泪滴落在本子上。待汪先生讲完，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然后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那一天﹐法租界真的出动二百名巡捕，准备保护汪先生迁居。但汪先生没有搬家，而是继续留在愚园路。他召集所有代表们开会，说明他与影佐的那次谈话，还专门提到影佐流泪。他说：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外公不以为然﹐告诉汪先生：影佐流的是鳄鱼的眼泪。但是汪先生相信了日本人的欺骗﹐于是外公便晓得，大势已去。

　　那麽外公能怎麽办呢？高陶事件又是怎麽回事呢？沈宁讲故事下期继续，敬请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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