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小说。从新石器时代起，直至清朝末年。在这条时间轴前静静的站一会儿，什么话都不用说，

　　许潇笑介绍，在序厅部分做这样的梳理，上方是器物，下方是古人对这些器物的图绘（器物图谱），以图和物两者之间的关联来体现器物制作背后的观念及其流动。中间的部分是将主要历史事件与礼制事件结合在一起。礼制文化的缘起要追溯到中原，既然是在杭州做这个展览，侧重点上更偏向于江南文明的表达。

　　初章“尊古”，由“古人之象：从中原到江南”与“复兴礼乐：再造古人之象”两部分组成，向观众们讲述了礼器的缘起，将礼器视为象征“古”的核心载体。《左传》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作为一种源自上古的典范，“礼”象征着天地与祖先、王政与秩序，隐含了德行与仁义、祥瑞与高贵、敬畏与悲悯。

　　许潇笑介绍，在“古人之象”的环节，展厅使用橙红色调的装饰，用旭日东升作为意向，来营造出文明初兴的平原意象。

　　从新石器时代迈入青铜时代，古人对礼的重视不曾减轻半分。展厅中陈列了一尊青铜鼎以及一组青铜编钟，对应的是古礼的两大体系——礼器与乐器。在中国文明当中，青铜和玉都是具有较高象征性的材质。夏商周三代以来，青铜器作为礼器制作原料后，它的象征性也越来越强，特别是随着列鼎制度的形成，青铜逐渐成为天命所有者的一种象征。

　　“禁”是用来摆放礼器的桌案，在其上可以对礼器进行组合摆放。此禁呈扁平立体长方形，中空无底，禁面上有三个微凸起的椭圆形子口，禁前后两面各有十六个镂空的长方形孔，左右两面各有四个镂空的长方形孔，四周均饰精美的夔纹。

　　许潇笑介绍，传世的西周铜禁仅见三件，一件在陕西考古研究院，一件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这次来杭州博物馆出差的这件西周夔纹铜禁是中国出土的铜禁中形体最大的一件。

　　“越王州句”即文献记载的“越王朱句”，为勾践曾孙。在位时曾两次伐齐，灭滕、郯两国，有学者将其统治期间称为“越国霸业的顶峰”。吴越地区是我国最早铸造青铜剑的地区之一，所铸青铜剑形制多样、纹饰精美、工艺高超，曾为当时人们追捧，《庄子·刻意》曰：“夫有干（吴）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这柄剑的剑茎上铸有两道刻满纹饰的箍，便于缠丝线字篆书铭文“越王州句自作用”，此剑也因此得名。

　　甬钟，本为青铜制，为打击乐器，是周代礼乐制度之下大型祭祀或礼仪场合必备的礼乐工具。通常侧身悬挂，根据大小不同，敲击的部位亦不相同。原始瓷甬钟，是仿制青铜甬钟器形制作的陪葬用的明器。

　　许潇笑介绍，江南地区在礼器的制造与礼仪制度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物质文明的呈现形式上,两地存在着一些不同。最大的差别就是江南地区多采用原始瓷作为礼器材料，青铜礼器在江南并未绝迹，但是在这里人们更倾向于用当地特色的原始瓷来表达自己对礼的理解。原始瓷礼器在江南地区的墓葬中大量出土，体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地域特点。

　　两宋时期，人们继续追溯着夏商周三代的辉煌，仿古与尚古之风盛行。当时非常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能够回到三代之治，以文治与德治为方针，利用孔子所说的儒家礼制思想来维系国家的发展。在宋代就已经有“出土”的概念，他们拥有接触到古物的机会，对其也有一定的了解。展览第一篇章的第二部分“复兴礼乐”，就是讲宋人通过对古时各类器物的不断再造以及研究，包括图像的绘制来追思过去，追寻古代的理想之志。

　　此尊是仿照《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祖戊尊”制作的，与实物相符。宋代祭地之坛称为方泽坛，在都城北郊，方形形式，高二层，尺寸皆取偶数，此器即为陈设在方泽坛的礼器。

　　北宋徽宗时期，仿古之风盛行，宋徽宗对礼器形制的考证十分认真，不仅礼器全部仿制古器制作，而且器形的选择也要徽宗本人决定。正如赵佶在政和三年（1113）七月乙亥的诏书里所要求的，“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配其宜蔽，自朕志断之，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

　　“大晟编钟”，是北宋宫廷大晟乐府的乐器。宋徽宗崇宁三至四年（1104-1105）在京师所铸，式样仿照春秋时期的宋公成钟。钟体一侧刻有宫廷乐府名“大晟”，另一侧铸有律名“黄钟清”，标注音高。除了拥有宫廷乐器的尊贵身份，大晟编钟还是一种“律器”（校音器）。大晟钟铸成后被发送到全国各个州府，作为标准音律为其他乐器“校音”。

　　相传金兵进犯之后，钱镠（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建立者）的后人带着秦鲁国的大公主随着宋氏逃难到了台州临海。这件铜瓶就是逃亡时一同带去的仿古礼器，从铜瓶巨大的体量上可以看出，它与身份尊贵的公主是可以相匹配的。也表示礼器作为身份象征的传统一直都在延续。

　　南宋的这件分裆鼎，腹部以云雷纹衬地，饰三组兽面纹。内壁铸有阴线竖向四行铭文，记载当时一官员奉王命外出巡视农田，划分品阶造册登记，得到赏赐贝，作父乙祭器。此鼎在造型与纹饰上与《宣和博古图》著录的“商父乙鼎”完全相同，其腹部铭文更是与“商父乙鼎”在内容、行款及字体上完全相同，应是以《宣和博古图》为范本制作的。

　　南宋时期仿制的青铜礼器越来越强调装饰性，并且体现出宋代比较独特的风格。这尊兽面雷纹贯耳铜壶因为器型比较大，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它通身的纹样，在器物表面以带圈状一层一层拼接而成。这种装饰特点，在其他的一些小件的铜瓶、铜壶、铜钫上也可以看到，这也成为宋代仿古礼器身上非常独特的特点。

　　许潇笑介绍，宋代在仿制古礼器时，会在古人的基础上，再进行一些自己的创新，差异就会体现在器物的造型或纹样上。从北宋开始，仿制的古礼器在一些图谱里都可以找得到相关的古代器物作为印证。为了让观众更直观的了解到这点，展区内墙壁周边装饰着一圈线描图，这些图均出自宋代对古物的著录，从北宋的第一本官定的古器物图谱《三礼图》，到吕大临的《考古图》等等。墙面上的图像和陈列柜中的实物之间形成对比，希望表达宋人对待古器物的观念之间互动的关系。

　　许潇笑介绍，宋代在南渡之后，中央财政较为吃紧，但是对于礼器的制造却未见马虎。纵使兵荒马乱，颠沛流离，礼器的制造的传统一直都在延续。根据学者的研究及文献记载，南宋的帝王郊庙祭祀主要是用陶制祭器物，因为陶器厚重古朴更具有历史感。同时可以看到随着材质的改变，以陶瓷制作相关的礼器、供器和陈设器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许潇笑介绍，整个展览专门设置了三组比较特别的装置，第一组就出现在这个展区。从鼎、觚、鬲三种代表性礼器中选择了鼎，将不同时期的鼎集中到一个展柜中进行陈列。从新时期时代的黑陶鼎、春秋的青铜鼎，到战国时期比较具有江南特点的原始瓷鼎，以及汉代的陶鼎，再到南宋时期的龙纹鼎，最后到明清时期的样式与前期发生了很大差别的青铜鼎。观众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同一件物品在不同时期的样式差别。特别是明代的方鼎，它的体量非常之小，可见鼎在这个时期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陈设用物，不再具备礼器的功能。这种连续的设计，是想告诉观众虽然它们在视觉上是形似的，但其实内涵经过了不断地打破再重组。后代的创作并不是直接地拿来，或者是挪用，每个时代的器物都是当代人对器物不同理解的体现，样式相同的部分则表达了各朝各代对古人的追思。

　　第二篇章“思古”讲述的是金石学在宋代的兴起与清中晚期的复兴。所谓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特别是其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明器等一般文物。古人好古并非停留在对古器物的收藏及仿制阶段，众多的学者、文人精英对古物都曾做过深入研究。

　　在本篇章中观众可以看到众多拓片，以及金石学古籍善本，这些都是金石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将热爱耕耘成一门学问，如此热爱甚至至死不休。比如元代鲜于枢墓出土了三代以及唐代的一些古物。

　　龙泉窑青釉鼎式炉即仿照青铜鼎造型制作的香炉，用于焚烧香料，自宋代以来一直被沿用。瓷质贯耳瓶仿自青铜投壶，流行于两宋，后代皆有烧造，是中国瓷器中的重要瓶式。这组器物 1989 年于杭州苗圃元代鲜于枢墓出土。鲜于枢是元代著名书法家，历任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小官，37 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

　　许潇笑介绍，鲜于枢墓中出土的“两瓶一炉”是在宋元期间文人墓葬当中非常有时代特点的随葬器物组合。在它的边上元代朱道宁夫妻合葬墓中的一组随葬品，虽然两组器物材质、外观稍有差异，但已然可以体现当时的“流行风尚”。

　　这组红陶器出土于元代朱道宁、施守真夫妻的合葬墓，器形仿早期青铜器，古朴大方，纹饰精美繁复，安放于墓室封门处。朱道宁生于南宋，殁于元朝，此二壶一炉红陶器的使用，或深受南宋祭祀礼仪的影响。这一组红陶器也为研究元代的陶质仿古礼器提供了具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

　　第三篇章“怀古”，观众可以领略到由古礼器演变而来的各式各样的“新”器物，它们是创造者情感的寄托和艺术审美的表达。此刻，时间轴已来到了明清时期，礼器依旧没有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不同以往的是礼器不再只能居庙堂之高，也开始走进寻常百姓的世界，在当时的寺庙、文庙、学府祠堂中经常可以看见它们的身影。

　　这个空间内陈列的展品可以用精致小巧来形容。它们不同于三代礼器的沉稳厚重，变成了可供文人鉴赏把玩的艺术品，虽然它们的造型上还带着古器物的影子，但通过材质与制作技艺的改变可以看出这些器物体现的是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趣。

　　这件簋式炉模仿青铜簋造型，是传世哥窑瓷器中的典型器。瓷炉通体施灰青釉，釉面满布开片纹，有黑色大开片和黄色小开片两种，即所谓“金丝铁线”。圈足修足规矩，足端不施釉，露铁褐色胎，呈现“铁足”特征。

　　说到文人书斋案头的陈设把玩之器，就不能不提明代仿古器物中的“明星单品”——宣德炉。明宣宗朱瞻基在大明宣德三年（1428）下令重修鼎彝礼器，并亲自参与设计监造的一款铜香炉，简称“宣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风磨铜铸成的铜器。

　　为了制作出精品的铜炉，在朱瞻基的亲自督促下，整个制作过程，包括炼铜、造型必须自《宣和博古图》《考古图》等典籍，再从内府密藏的数百件宋元名窑中，精选出符合适用对象、款制大雅的形制，将之绘成图样，呈给其亲览，并说明图款的来源和典故的出处，经过朱瞻基亲自筛选确定后，再铸成实物样品让其过目，满意后方准开铸。

　　许潇笑介绍，制成的宣德仿古鼎彝最重要的部分保留在内廷，用作内府各处殿堂居室陈设，其次分赐给郊坛、文庙、太庙、大成殿、功臣庙、五岳祠及各地土地神祠。虽然选的鼎彝主要功能是礼器和祭器，但在设计的时候更加强调实用和玩赏功能——鼎完全演变成香炉，并成为后世追仿的一种主要品类。

　　清代对仿古的追求，最登峰造极的体现就是乾隆。展厅内陈列的三件仿古玉器，从彝式炉到青玉的丝竹炉，再到乾隆款的青玉爵，每一款都是乾隆好古的珍贵物证。

　　许潇笑介绍，明清时期文人把历史作为一种审美方式表达在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当中，这一点通过书画可以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这就是展览中“芙蓉蘸鼎”希望传达给观众的体验，它是中国诗画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样式，既不是礼器图，也不是花鸟画，而是将来自历史的“不朽之器”和转瞬凋零的鲜花相互组合，成为一类兼具历史厚重与鲜活生机的艺术作品。

　　用浓墨拓印出古鼎，再用五彩晕染出鲜花，流传千古的青铜重器与美丽转瞬即逝的鲜花结合在一起，强烈的视觉冲击下让人不得不赞不绝口。

　　第四篇章“诗篇”，本篇从格物致知的角度来讲述是物和历史知识之间的关系。如何让无言的器物向观众讲述知识呢？古人通过两个媒介让器物开了金口，一个是图像，另一个则是文字。

　　许潇笑介绍，在本展区内做了一个V字型的装置化陈列，左半部分是各类古器物全新的拓片；右半边部分则为九个版本的《三老碑》拓片。通过拓片的形式将三维的器物转拓到二维的平面上，碑面上的文字经过拓印，每一次都留下不同的痕迹，这个过程就是历史向知识的一种转化。两种不同的媒介，两种不同的历史载体，都包含着无形的历史知识与我们关于过去的情感，我们关于过去的记忆一直流动从未断绝，这种流动对于未来新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的开创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老碑》原石刻于东汉建武二十八年，此拓本为咸丰初拓本。册后沈树镛的朱跋揭示了此拓来历：“此不如前年魏稼孙手自椎拓之精，然是出土时最初拓本，宝之，宝之。”

　　黄易，浙江钱塘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官山东兖州府济宁运河同知。工隶书,《清史稿·黄易传》云：“易承先业，于吉金乐石，寝石依之，遂以名家。”他在康熙年间曾多次寻碑，寻碑的经过以画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

　　许潇笑介绍，对于中国人来讲，刻碑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纪念历史的方式，寻碑、仿碑、读碑、刻碑其实都是对历史的一种沉思。对现代人来讲，重要的不是黄易最终得到了什么样的碑刻，而是在寻碑途中体现出的古人对知识的找寻过程。知识不应局限于课本或史书，一切石碑或是摩崖石刻上的文字也是知识的重要来源。

　　清代中晚期，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碑学也逐渐兴起。这一时期非常注重金石器物上的铭文研究。虽说铭文的考证一直以来都是金石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但对于当时的学者来讲，铭文不仅仅是文字，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当时有诸多学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进行临摹，这些作品也可称为碑学的主要学术成果。

　　最后一个篇章“回响”。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前几章风格迥异的展品。比如以各种古器物图案为装饰的桌椅，餐厅中的锅、瓷碟，以及各类装饰品，包括丝织品、绣片、扇套、帷幔等。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古器物凝结幻化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古器物不再是物的形态，而是全部被解构再以新形式重塑，成为一种被抽象化的审美感受。

　　瓷汤锅盖顶面及器身外壁均绘粉彩八宝博古纹：内插梅花、牡丹、荷花的长颈瓶，棋子与棋盘，水仙花与花盆，以及八宝图案的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和吉祥结。这些对于老百姓日常生活当具有美满、吉祥寓意的装饰性符号，共同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非常朴素但是又丰富多彩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2、免费开放时间：周三至周一 9:00-16:30（16:00 停止入馆），周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免费参观。

　　3、《“与古为新——‘从中原到江南’中国礼制与尚古文化的源与流”》为迎亚运特展，位于杭州市博物馆南馆特展厅，展期自 2023 年 9 月 1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5 日。分为五个单元，“尊古：兴于王政的仪礼与秩序”“思古：精英的收藏与考释”“怀古：寄托于物的尚礼与幽思”“水常流”与“景常新”。为不同单元设定的视觉场景，起承转合，营造充满诗意的沉浸式体验与意象。

　　4、特展设置说文解字、纹饰之美、芙蓉蘸鼎 DIY 三个版块，供观众了解器物功能、多样纹饰与历史发展。尤其在第五单元“景常新”中，设置“hands on”体验环节，由现代艺术家基于参展文物进行二次创作，观众可以用手直接触碰这些二创艺术品，增强与展览的互动交流。

　　5、亚运特展《“与古为新——‘从中原到江南’中国礼制与尚古文化的源与流”》选取以“芙蓉蘸鼎”为代表的文物进行设计创作，将不同的仿古鼎彝器物及补绘花卉以拓印的形式呈现，保留了文物自身“怀古”的特质，并在色彩与形式上赋予其新鲜的视觉意向，表达古今相宜之目的。品类有信笺套装、书写便签纸、书签、鼠标垫、陶瓷杯垫、卷轴冰箱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