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片下的伪装最新解密的文献档案，披露了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真实内幕。这里，笔者综合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其中某些重大事件的历史真实内幕披露情况略作介绍。

　　莫洛托夫编造的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的神线年翻译出版的两本斯大林传记（R.谢伟思：《斯大林传》和C.雷巴斯、E.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都不约而同地认定斯大林当上的职务是列宁提名的。为此，中央编译局郑异凡研究员发表《谁是斯大林担任的幕后推手？》一文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是列宁建议在党内设立这一职位，尤其不能证明是列宁推荐斯大林担任此职的。该文认为，对铁杆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来说，继续强调所谓列宁提名的说法并不令人惊异，不过在有关列宁最后时日的档案资料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再说什么斯大林是列宁指定的接班人、是列宁的最亲密战友和学生，已经显得有点可笑。事实上，为把“自己人”斯大林送上这个宝座，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的建议。可以看出，斯大林担任一职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的共同主意，这也就可以解释不久之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三人为什么能够迅速结成控制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而列宁没有参加决定斯大林担任职位的中央全会。

　　1925年秋创办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曾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政治干部和军事人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多年来有关这所学校的办学经费和创建主体始终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中央编译局徐元宫根据解密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的相关回忆，在《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主体的历史考证》一文中，对苏联方面长期掩饰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建主体真相的原因进行剖析。该文指出，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在苏联建立学校培养中国革命者的问题，认为扩大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分部或者建立新的中国劳动者大学是适宜的。尽管从该校校址和校长的选择和确定，到学校领导人员的组成，再到该校“组织形式”问题的解决以及开办经费的提供，无一不是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研究决定的，但是苏联高层强调要对这一真相加以保密，主要原因在于为了便于向国内困苦中的苏联民众作出解释和交待；不让北京政府抓住苏联政府干预中国内政、颠覆中国现政权的把柄；避免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抓住苏联政府输出革命和的口实。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是1939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为中共七大准备指导文件而成立的临时机构，主要任务有三项：第一，消除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的有害后果；第二，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撰写方法和它的丰富思想内容相联系，并在其基础上阐明中国的真正历史；第三，在分析研究现有材料的基础上，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一些重要指导文件。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批示，小组把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制止投降危险和加强中国的抗战；如何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如何加强八路军和中国；在投降和国共合作破裂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如何继续抗日战争等4个问题上。俄罗斯学者选编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1937～1943.5)》，收录了有关这个小组活动的部分文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曾成贵研究员的《共产国际中国问题研究小组评析》一文，对档案文件作了梳理。通过研究这个实例，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策的方式、过程和成效，反映出部分高级干部在中国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偏向蒋介石和而忽视中共独立性的倾向，也能够加深理解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一论断的真理性。

　　1953年苏联历史上发生了三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二是“斯大林死亡之谜”案；三是“贝利亚事件”。对这些事件的内幕及其评价，国内外曾有多种传记和回忆录加以披露，但说法莫衷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桂香副研究员的《揭开尘封的历史面纱——苏联有关1953年事件的档案解密》一文指出，通常认为“医生案件”始于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心脏病专家季马舒克写信告发对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曾进行过错误治疗。事实上，确有此信，内容也仅仅是对日丹诺夫心脏病的不同医疗诊断意见，而这却被当时国家安全部副部长、侦讯局局长留明利用，从而指控医生们被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乔英特”所招募，其目的是通过治疗手段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肉体上的消灭。其实，信中谈到的所有医生都是俄罗斯人，与“犹太复国主义阴谋”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医生案件”则是斯大林临终前发动的一场未竟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关斯大林被谋害的各种说法，到目前为止也仅是推测而已，没有任何强有力的事实根据，而“病故说”更接近于事实。“贝利亚事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高层权力斗争的产物，事件产生的真正原因是同僚们的权势欲和恐惧感，使他们联合起来密谋反对贝利亚的“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还下令把保存有斯大林发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许多文件以及有11大面袋子之多的贝利亚私人档案全部投入火堆中烧为灰烬，成为永远的历史秘密。因此，当年指控他背叛祖国、组建反苏联阴谋团伙、从事活动等罪名也属凭空捏造。

　　1969年9月2日胡志明逝世，9日越南为他举行国葬的同时公布了他的遗嘱，但不到2000字的遗嘱却在公布之后留下了长久的谜团。金点强的《胡志明遗嘱留下诸多谜团——越南驻华大使黄文欢质疑遗嘱被篡改》一文指出，原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黎笋等人认为当时形势复杂，为取得对美国侵略者的彻底胜利和完成祖国统一，应当省略和改变遗嘱中的一些内容。几天以后，被修改过的胡志明遗嘱在越南劳动党机关报《人民报》上发表。1979年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推行亲苏政策，并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阉割或篡改了胡志明的遗嘱，只公开刊登一段手迹，以鱼目混珠。其中重要的是，胡志明不可能有“作为一生为革命服务的人，我越对国际和工人运动的强大感到自豪，就越对各兄弟党之间的不和感到痛心!”的表态。到了1989年，越共中央在胡志明逝世20周年时，不仅宣布胡志明的逝世时间延后了1天，还公开承认胡志明遗嘱还有一份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