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渚沙中国和土耳其作为亚洲东西两端的国家，在古代曾是丝绸之路的起止点，在当下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紧密联系。土耳其也因其独特的地缘位置和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让国内学界对土耳其研究日益重视。2023年9月17日，由上海大学全球问题研究院土耳其研究中心和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暨中土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集中呈现了当下对土耳其的深入研究。

　　二十余位发言人的主题广泛且新颖，除了对土耳其政治、经济和外交等进行多维度考察，还包括对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服饰变革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新议题展开研讨。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郭长刚研究员在开幕致辞中表示，今年是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土合作关系正得到不断加深。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世界，中土战略合作不仅符合双方的利益，更可为全球治理带来新的动能。

　　当前，帝国史研究方兴未艾。作为曾经横亘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传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主题仍然是热门，但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史以及奥斯曼帝国的社会文化史等关注的仍然是凤毛麟角。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问题，此前仅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韩志斌教授就奥斯曼早期的国家形成问题发表了相关论文。在研讨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浩以《奥斯曼帝国起源叙事分析》为题，通过对奥斯曼起源在不同阶段的叙事分析，探究了帝国的身份认同。他首先介绍了国外学者有关奥斯曼帝国起源问题的研究成果，包括部落起源说、加齐起源说等，并将其归纳为三个层次的关怀，即家族、种族和民族。就“家族”层面来说，奥斯曼人对本民族起源叙事的建构是为奥斯曼统治者苏丹家族的合法性服务的；就“种族”层面来说，是透过西方视角看待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就“民族”层面来说，则是放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语境下观察。陈浩指出，这三个层次实际上也对应着土耳其人如何构建本民族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叙事，从早期国家的发展到“奥斯曼治世”的出现，再到帝国晚期的衰落。到1923年共和国成立时，土耳其人在重新构建自身的民族认同上延续了帝国晚期以来的叙事，即遵循着近代西方以来对“Turk”（土耳其）一词所赋予的涵义。

　　奥斯曼人崛起后，通过军事扩张不断征服和吸纳周边地区的不同民族，最终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而居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则是帝国境内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因此，长达四百年之久的被统治历史成为现代阿拉伯人无法回避的记忆，并始终萦绕在他们的现实政治中。四川师范大学的白云天老师通过解读阿拉伯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分析了现代阿拉伯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复杂性在于这些阿拉伯国家内部本身对奥斯曼历史的认识就存在着分歧，一方面对奥斯曼帝国的批判体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对帝国的负面叙事，另一方面对奥斯曼历史的缅怀则体现了部分阿拉伯史学家对帝国大一统时代的向往。多变性在于这些阿拉伯国家同土耳其之间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尤其是他们对埃尔多安长期执政的看法。

　　从社会文化史角度考察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是研究奥斯曼历史的另一个新视角，以往学者对伊斯坦布尔这座拥有千年文明的世界性都市缺乏足够的关注和了解。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李宁老师围绕18世纪伊斯坦布尔市民的服饰变化，探讨了伊斯坦布尔在帝国晚期改革中的文化变革。他指出，在政府推动西化改革的时代下，服饰变革不仅体现了伊斯坦布尔都市人群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变化，同时还被赋予超出服饰本身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既源于帝国的政治变革，反映出西化政策对市民生活的具体影响；也源于市民心态的变化，反映出伊斯坦布尔人对美、时尚和潮流的追求与模仿；更源于都市文化内涵的变化，反映出宗教与世俗、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多元博弈的平衡。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土耳其经济这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探讨土耳其的百年发展进程离不开对经济发展的探讨，而土耳其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都与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变动息息相关。因此，近年来，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愈发引起土耳其研究学者们的关注。为此，本次研讨会专门设置了一组分论坛聚焦土耳其的百年经济发展。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鑫均老师在报告中梳理了土耳其建国初期凯末尔对土耳其经济发展路线的思考和实践，特别强调了1927年成立的“最高经济议会”对帮助土耳其走经济独立发展道路的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最高经济议会作为土耳其经济发展的最高决策机构和协同结构，通过一些非常措施不仅帮助土耳其渡过了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还强化了土耳其经济发展中的“国家主义”原则。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邹志强老师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的俞海杰老师都对土耳其百年来经济模式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回溯。主要有建国初期的探索经济自立阶段、冷战时期的发展进口替代战略阶段、冷战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阶段和新世纪以来正发党执政阶段。不同的是，邹志强老师从产业发展角度指出，土耳其虽然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或危机，但它仍然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主要原因是土耳其经过努力建立起了一个产业门类较为齐全、产业结构较为均衡的现代工业体系。俞海杰老师则是从外交视角探究了土耳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她认为建国初期及冷战期间土耳其外交与经济互动的特点主要是维护国家的主权、经济独立及生存，在美苏冷战中维护土耳其战略安全。在这期间，土耳其经济虽然在发展过程中过度依赖西方援助和投资，但在经济政策上仍然能够维持较强的平衡性和灵活性。这些因素都为促进土耳其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外部因素影响土耳其经济发展来看，陕西师范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李秉忠教授透过冷战时期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土耳其的资助案例，分析了美国援助对土耳其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的影响力。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严天钦副教授也认为国际经济环境和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影响土耳其经济的重要因素。例如，土耳其为了达到进入欧盟或满足从国际组织获取援助的条件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土耳其自身的发展。

　　此外，站在中东和全球视角观察土耳其也是与会学者频繁提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碳中和与中东国家能源转型发展的背景下，土耳其也在探索具有本国特点的绿色能源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魏敏教授通过对土耳其国家发展规划的剖析，阐述了土耳其在能源转型和绿色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成就和局限性。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刘中民教授则是基于“全球南方”的概念，指出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值得研究的经验教训。他认为，土耳其不仅是全球南方国家中的重要政治力量，更是地区合作发展的重要经济力量。

　　中土关系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两国早在古代就通过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与贸易交流。进入新世纪以来，双边关系有了较快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孙德刚教授基于角色理论分析了中土两国的角色关系及其特点。他指出，双方在经贸合作上有着互补性和兼容性，但在地区层面是有一定的竞争性，甚至是冲突性的。因此，如何做好中土两国的角色管理需要从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多层面进行考量。浙江外国语学院土耳其研究中心的沈志兴教授则从相互认知、战略合作和战略互信三个方面对促进中土关系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从现实来看，不仅需要修正双方形象负面化的发展，更要在战略层面深化双方合作，尤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快对接发展战略。

　　研究中土关系，不仅需要从中国视角了解和认识土耳其，同时还需要站在土耳其的视角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张向荣老师对土耳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进行了剖析，并着重介绍了有关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论述。他指出，这些教科书中一方面提及了中国古老独特的文明，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是土耳其持续的对手。造成这种认知的原因在于土耳其这个国家的身份认同建立在自我和他者的基础之上，它要确立我是谁，首先要确立一个他者，中国在古代土耳其历史上就成为了他者。因此，教科书中的中国就是它塑造自身认同需求的反应。

　　与会学者们还围绕大选后的土耳其内政外交趋势进行交流讨论，郭长刚研究员在闭幕总结中表示这次研讨会无论从议题、选题、视角和方法上看都表明国内的土耳其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