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光水影接秋色1997年，在亚力提出那个发人深省的问题25年后，贾雷德·戴蒙德终于有底气写就并出版了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一经上市，旋即引起各界激烈争论。它的颠覆性不言而喻，现代西方社会引以为傲的文明先发优势，在这本书中竟被归因于环境和地理的深刻影响。一时间，“种族优越论”支持者无从辩驳，因为这位生理学家将1.3万年的人类历史置于演化生物学、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证据中深入探讨，并且对比了各大洲、多民族的发展速度，有理有据。戴蒙德也凭此作品荣获了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图书奖。

　　为什么欧洲人凭借枪炮、病菌与钢铁征服了新大陆，而不是非洲或美洲土著漂洋过海去征服欧洲？为什么有些社会已拥有完善的社会组织、百花齐放的文化成果，而有些社会仍处在没有金属工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状态？是什么决定了今日世界的权力和财富分配面貌？这本书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在戴蒙德看来，食物生产的出现使得欧亚大陆抢占了文明发展的先机，文字、技术、政府等都是粮食盈余的“副产品”；而动植物种类的多寡和大陆轴线的走向又决定了各大洲食物生产的先发与落后，这就是影响了不同种族遵循不同历史发展轨迹的终极因。因此，环境和资源的优渥滋养了西方文明在沃土上牢固生根，迅速结果，而非种族自身在生物学上具有优势。

　　今天，戴蒙德在书中描绘的人类历史的车轮仍在前行，现代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却早已远超枪炮、病菌与钢铁所代表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困境。但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核武器和资源枯竭的威胁时，仍然可以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宏大人类历史叙事中寻找答案。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1. 全球畅销百万册作品，人类大历史叙事的开山之作，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奠定了我们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全新视角。

　　2. 全面增补、校订译文，增加最新前言及作者亲笔撰写的“致我的中国读者”中文出版序。

　　3. 随书附赠《解读本》，力邀15位权威专家陈嘉映、赵鼎新、赵林、高毅、吴家睿、江晓原、钱颖一、李宏图、俞敏洪、吴军、梁文道、尹烨、熊易寒、严飞、郝景芳联袂推荐、倾情解读。

　　这本书我到处推荐。戴蒙德从两河农业文明滥觞说起，一直说到当今，但那不是说书人侃大山啊，他所据的事实，无论来自地理学、人类学还是历史学，扎扎实实，当然，更精彩的是他对这些关键事实的思考，眼光宏大而又落点准确。文笔流畅，让人不忍释卷。当年，好多人反对宏大叙事，其实，宏大叙事有它不可取代的位置，尤其是对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很难被过于细密的论述吸引。最近20 年，兴起所谓“大历史”，出版了很多类似的宏大叙事，良莠不齐，我脑海中最好的一部，还是我最早读到的这部“大历史”。

　　这本书是一位优秀的生物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所做出的分析。书中具有不少洞见。如果以1.3万年为跨度，同时不考虑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关心的欧亚大陆（以及北非）内部历史差异性发展的原因，而仅解释是什么造成了欧亚大陆（以及北非）与美洲、大洋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在文明发展形态上的巨大差异，戴蒙德给出了一个能令人信服的回答。大量洞见穿插其间，读起来引人入胜。

　　为什么是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征服了南美洲的印加帝国，而不是印加帝国的印第安武士征服了西班牙王国？为什么是白种人首先制造出各种现代器具，而不是其他种族？这些问题的“近因”可以从15世纪以后欧洲文明的一系列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中得到答案，但是其“远因”要复杂得多。贾雷德·戴蒙德的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从地理环境差异这一独特视角出发，分析了世界不同地区从原始狩猎—采集模式到农业—牧业模式的迥异的转化进程，最终引出了上述问题的答案。

　　戴蒙德此书给了我们审视人类历史大画卷的一个崭新视角。农业民族和狩猎—采集民族之间的一些重大差异被最终归因于地理环境，这不仅有力地冲击了西方中心论这种阴魂难散的种族主义谬说，同时也说明了跨学科史学研究的大有可为，所以很值得史学工作者和历史爱好者的关注。

　　演化生物学的主流是达尔文进化论，其基本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戴蒙德博士显然是基于这个理论来看待人类社会的变迁的。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出版之后的20 多年中，我不断向中国读者推荐这本书。它一直都是我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推荐的十本书之一，虽然书单每年都有变化。戴蒙德是生理学家，他的这本书针对当今人类共同关注的经济社会问题，从地理和自然环境出发，探讨人类文明的演化历史，追问人类社会命运的本质。这本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跨界研究的杰作。不仅我自己从中受益匪浅，我也知道这本书对经济学家思考经济发展的长期问题很有启发，对经济学相关领域的研究很有影响。

　　戴蒙德试图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区域差异问题的考察来指向着一个 “元问题”，即副书名所示：“人类社会的命运”。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融汇了跨学科的知识背景，从尝试回答一个有关文明滥觞的疑惑开始，将以“枪炮”“病菌”“钢铁”为代表因子的旧大陆，与被现代文明遗忘的新大陆间的冲突，生动地描述出来，从历史地理和生态资源环境的独特视角开辟了人类大历史的叙事先河。

　　《枪炮、病菌与钢铁》是一本极具新意的历史通俗读物，它从全新的视角诠释了文明发现的规律。简而言之，文明的成就不是完全由个别人、个别民族的智慧或意志创造出来，而是由地理环境与各种机会相互作用、层层叠叠的结果。这本书驳斥了欧亚霸权是由于欧亚民族的智力水平和道德水准高的观点，作者认为不同民族在技术上的差异不能说明种族上的差异，只是一些民族获得了更好的机会而已。阅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化的必要性，同时以更好的心态对待全世界的各种不同的文化。

　　这应该是过去20 多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一部全球史以及环境史著作了。正如任何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当然也在学术界内触发了不少争议，可它却是今天任何相关学科都不能轻易绕开的界碑。更难得的是，其流畅叙事、新奇观点，以及广博材料，不只风靡大量非专业读者，还能刷新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大学时，第一次接触到《枪炮、病菌与钢铁》，手不释卷连夜看完，被作者贾雷德·戴蒙德缜密的知识结构和宏大的历史观深深震惊。在那之后，我对整个生命圈的认识都有了全新的视角。

　　戴蒙德用娓娓道来的文字和清晰雄辩的逻辑论证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

　　戴蒙德在本书中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不同文明发展轨迹的决定性作用，这一逻辑思路对我们透析历史给予了巨大的启示。

　　戴蒙德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早在多年前，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和《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就曾经让我有焕然一新的认知。今年我又在《崩溃》中学到新的思路和理念。戴蒙德教授总是目光高远、心怀人类文明数万年，古今东西各个文明他都能理解到很深的程度，也有贯通始终的分析框架。这样的作者，是每个爱思考的读者的福音。

　　众所周知，地球上不同地区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大不相同。上个冰期结束以来的1.3万年里，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发展出了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工业社会，一些地区只形成了没有文字的农业社会，还有一些地区则依旧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社会。此类历史发展上的不均等给现代世界投下了深长的阴影，因为有文字、使用金属工具的社会征服或消灭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这些差异是世界历史中最基本的事实，但出现差异的原因不明朗，且有争议。25年前，有人当面向我发问，问题的形式很简单，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1972年7月，我在热带岛屿新几内亚的沙滩上漫步，当时我在那里研究鸟类的演化。早听说当地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亚力（Yali）也在这一带活动，而那天，我们碰巧走了同一条路，他追上了我，我们边走边谈，同行了一个小时左右。

　　亚力散发着领袖的气质与活力，眼里闪烁着迷人的神采。他很自信地谈了自己的事，向我提出许多深刻的问题，也很专注地听我诉说。一开始，我们谈的是那时每个新几内亚人都关心的问题，也就是快速变化的政治局势。今天，亚力的国家国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而当时那里仍是联合国的托管地，由澳大利亚治理，但独立的呼声已经很高。亚力说，他就是使当地人做好自治的准备。

　　谈着谈着，亚力话锋一转，开始考较起我来。此人从未离开过新几内亚，教育程度也仅止于中学，却有一颗无法满足的好奇心。首先，他想了解我在新几内亚的鸟类研究（包括可以得到多少酬劳）。我向他说明了几百万年来不同种类的鸟移居至新几内亚的情况。接着他问道，在过去的几万年中，他的祖先如何在新几内亚落地生根？近200年来，欧洲白人又如何使新几内亚沦为他们的殖民地？

　　虽然我和亚力都清楚，彼此代表的两种社会间存在着张力，但我们还是相谈甚欢。两个世纪前，新几内亚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用的是欧洲人几千年前在有金属工具后就弃用了的石制工具，所住的村落中也没有集权的政治组织。白人到来后设立了集权政府，还带来了各种物品，举凡钢斧、火柴、药品，乃至衣服、饮料、雨伞……应有尽有，新几内亚人立刻发现了这些物品的价值。在新几内亚，那些一概名之为“货物”。

　　许多来此殖民的白人公然鄙视新几内亚人，说他们“原始落后”。即使是最平庸的白人“主子”（1972年他们仍享有这个尊称），生活水平都远超新几内亚人，连亚力那样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也不能企及。在考较我之前，亚力已经考较过许多白人了，而我也考较过许多新几内亚人。我俩都很清楚，新几内亚人至少和欧洲人一样聪明。种种事情想必在亚力内心盘旋已久，他那闪烁的双眼流露出敏锐的心思，问我：“为什么是白人制造出这么多货物，再运来这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名堂？”

　　这个简单的问题直指亚力生活经验的核心。是的，就生活方式而言，普通的新几内亚人和普通的欧美人仍有很大的差别。世界上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也同样有差异。这么大的差异背后必然有一些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显而易见的原因。

　　然而，亚力的问题看来简单，却难以回答。那时，我还没有答案。历史学者仍莫衷一是，大多数人甚至连这样的问题都不再问了。与亚力一席话后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研究人类演化、历史与语言的其他面向。经过25年，我写下了本书，正是为了回答亚力的问题。

　　虽然亚力问的只是新几内亚人和欧洲白人生活方式的差异， 但对于现代世界中更多的差异现象，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欧亚大陆的族群，特别是今天仍然住在欧洲和东亚的人，加上移民到北美洲的人，掌控了现代世界的财富和权力。其他族群，包括大多数的非洲人，虽已推翻欧洲殖民政权，但就财富和权力而言仍远远落后。还有一些族群，比方说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南端的土著，连自己的土地都丢了，还惨遭欧洲殖民者的杀戮、征服甚至灭族。

　　因此，对于现代世界中的不均等，套用亚力的问题，我们可以问：为何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是以今天这种面貌呈现，而非其他形式？ 例如，为什么越过大洋进行杀戮、征服和灭绝的，不是美洲、非洲或澳大利亚的土著，而是欧洲人和亚洲人？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更早的时代。公元1500年，欧洲的殖民扩张才刚开始，而各大洲的族群在技术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上已有相当大的差异。分布于欧洲、亚洲与北非的，是使用金属工具的国家或帝国，有些已逼近工业化的门槛，而美洲的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仍在靠石器统治帝国。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小国和酋邦已使用铁器，而在其他大多数地方，包括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全境、许多太平洋岛屿、美洲大部分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少数地区，居民的组织形式是农耕部落，甚至是使用石器的狩猎—采集游群（band）。

　　显然，公元1500年时世界各地在技术和政治发展方面的差异直接造成了现代世界的不均等。以钢铁打造武器的帝国征服或灭绝了仍在使用石制和木制武器的部落。然而，这个世界是如何发展成公元1500年时的模样的？

　　基于历史记载和考古学的发现，对于更久远的年代，我们也可以问同样的问题。上一个冰期结束于公元前11000年左右，在那以前，各大洲的各个族群皆以狩猎—采集为生。在公元前11000—公元1500年的这段时间里，几个大洲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造成了公元1500年时技术和政治发展不均等的现象。澳大利亚土著和许多美洲土著一直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逐渐发展出农业、牧业、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政治组织。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和美洲的一个区域也独立发展出了文字。然而，这些新发展都在欧亚大陆最早出现。例如，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附近区域直到公元15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才开始大量生产青铜器，比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足足晚了4000年。公元1642年欧洲的探险家首次接触到塔斯马尼亚人，发现他们的石器在技术上比好几万年前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制作的石器还要简陋。

　　总之，关于现代世界不均等的问题，我们可以重述如下：为何不同大洲上人类发展的速度如此不同？各大洲迥异的发展速度构成了人类历史最普遍的模式，而这也是本书的主题。

　　虽然本书讨论的是历史与史前史，但其主题不仅有学术意义，在经世与政治上也甚为重要。人类各族群通过征服、流行病与灭族行动而互动的历史，就是塑造现代世界的力量。族群冲突在历史上的回响，经过许多世纪，至今未尝稍歇，仍在今日世界上某些最动荡不安的区域发酵。

　　举例来说，非洲许多地方仍在现代殖民主义的灰烬中挣扎。还有一些地区，包括中美洲大部分地区、墨西哥、秘鲁、新喀里多尼亚、原苏联地区和印度尼西亚的部分地区，仍扰攘不安；各地依旧人数众多的原有住民发起街头暴动或游击战，对抗由外来征服者后裔掌控的政府。其他许多地方的原住民，如夏威夷土著、澳大利亚土著、西伯利亚土著和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印第安人，由于种族屠杀和灭绝而人数锐减，侵略者的后裔反倒成为当地人口中的大多数。这些族群虽无法发动内战，但越来越坚决地争取自己的权利。

　　过去的族群冲突除了继续在今天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回荡，对人类的语言世界也造成重大冲击。今日世上尚存6000种语言，其中大多数面临消亡的命运，渐渐取代它们的是英语、汉语、俄语，以及最近几百年来使用人数大幅增加的其他几种语言。现代世界中的这些问题，全肇因于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亚力的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在解答亚力的问题之前，我们应先考虑几个反对讨论这个问题的理由。有些人一看到这个问题就生气，有几点原因。

　　其中一个反对的理由是：若我们解释某一族群支配另一族群的缘由，不正是为这样的奴役支配张目？意思是不是说，这种结果在当初既然无可避免，今天若试图加以改变，注定徒劳无功？ 这个反对理由混淆了原因解释与辩护，是常见的谬误。对历史提出解释是一回事，怎么用这种解释是另一回事。我们努力去理解一件事，往往是为了改变某个结果，而不是为了重复或延续恶行。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第二个反对理由是：认真对待亚力的问题，岂不是要采用以欧洲为本位的历史观，吹捧西欧人的业绩，得意于西欧与欧化美国在今日世界的卓越地位？然而，这些地方不过是在过去几百年里暂居高位，如今日本和东南亚不是快要取而代之了吗？其实，本书主要讨论的是欧洲人以外的族群。除了欧洲人和非欧洲人的互动，我们还要讨论欧洲以外的不同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等地的族群互动。我们绝不会吹捧源于西欧的族群，反倒会表明，西欧文明最基本的要素，其实是由其他地区的族群发展出来后传入西欧的。

　　第三个反对理由是：“文明”和“文明的兴起”这种词是不是会误导读者，显得好像文明是好的，狩猎—采集的部落生活是悲惨的，过去1.3万年的历史就是人类越发幸福的进步史？其实，我并不认为工业化的国家必然比狩猎—采集部落“高明”，也不认为离开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进入使用铁器的国度，就代表“进步”，更不觉得这样就是增进了人类的福祉。在美国城市和新几内亚村落的生活体验让我体会到，文明是福是祸实在难说。例如，比起狩猎—采集部落，现代工业国家的公民享有较佳的医疗照顾，遭到谋杀的风险低，寿命较长，但获得的来自朋友和亲族的社会支持少得多。我研究人类社会的地理差异，动机不在鼓吹某一种社会形态的好处，而只是单纯地想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亚力的问题真需要用一本书来回答吗？我们不是已经知道答案了吗？那么，答案是什么？

　　可能最常见的一种解释，就是或明说或暗示地认定族群间有生物差异。公元1500年之后的几百年间，欧洲探险家注意到世上各个族群之间在技术和政治组织上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认为那是因为各族群的天赋有差异。达尔文理论兴起后，天择与演化系谱成为解释的工具。既然人是从类似猿的祖先演化而来的，技术原始的族群就代表人类演化早期阶段的孑遗。出身工业社会的殖民者能取而代之，不过演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后来，遗传学兴起，遗传就成了解释人群差异的利器：现在人们认为欧洲人在遗传天赋上比非洲人聪明，比起澳大利亚土著那更不用说了。

　　今天，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角落里可以听到公然谴责种族主义的声音，然而许多（也许是绝大多数）西方人私底下或潜意识里仍继续认可种族主义的解释方法。在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仍有人公开提出此类解释，而且不带歉意。甚至连受过教育的白种美国人、欧洲人和澳大利亚人，一讨论到澳大利亚土著，也不免认为他们比较原始。他们看起来与白种人不同，不是吗？许多澳大利亚土著熬过了欧洲殖民期，但他们的子孙在澳大利亚白人社会中仍然难以致富发家。

　　一个看来有点道理的论证，是这么说的：白种人到澳大利亚殖民，只花了不到100年就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使用金属工具，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文字、工业、农业等一应俱全，而澳大利亚土著在澳大利亚至少住4万年，一直在部落中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连金属工具都没有发展出来。这是人类史上的两个实验，一前一后。实验在同一环境中进行，唯一的变量是居住在这环境中的人种。就澳大利亚土著和欧洲白人的业绩而言，两种社会的差距若不是由两种人本身的差异造成的，还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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