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柔美整容前后“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思想界讨论最多的议题之一，但在相当多的论者那里，已经脱离了其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也脱离了其阐释载体，那些蕴涵深邃但非常散乱的文本，独立成为可以随意掺杂、剔除任何内容的“大口袋”，或者成为一种抽象而简单的认识方法和理论教条。鉴于此，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追溯其特殊语境下的具体阐发和论证，是比纯粹原理性的讨论更为“鲜活”的思想史佐证、评判依据和发展基础；而且，在对文本细节的甄别中也可发现“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主线、思考重点、擅长领域和诠释界域。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费尔巴哈》章是马克思、恩格斯阐述其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文本之一。与青年黑格尔派把握社会和历史的方式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对历史的分解可以看出，它的构成要素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与其他自然的关系”。这里既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包括人们生存所依赖的各种自然条件，诸如地质条件、山岳水文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

　　不仅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点，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论据之一。他们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悉心勾勒出由城乡分离→行会制度的建立→商人作为一特殊阶层的出现→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现象”→大工业的发展与垄断等各个环节次第过渡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物质需求、物质生产、物质交往和劳动分工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构成了根本的推动力量，这就使历史本身的运动呈现出一种线形发展、向上发展和自在发展的轨迹，表现为一种不为观念、精神所把握、引导乃至操控的必然性，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自然界变迁、运动般的确定性、规律性。正是基于这一点，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发现”之一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在这里，“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主线、思考倾向非常明确；纷繁复杂的历史线索曾经被花样翻新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所遮蔽，或者被形形色色的主体性哲学家解释为“上帝”创设、“绝对理念”显现和“自我意识”超越，而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都被排除了，据此，世界思想史、哲学史上一条独特的致思取向和解释方式被确立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能不能反过来被视为一种抽象的社会认识方法乃至理论原则呢？或者说，它对历史的解释，其思考重点、擅长领域诚然是非常独特的，但这种解释有没有界域和边际？提出这样的问题，绝不是要质疑其科学价值，更不是动摇其历史地位，而是鉴于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历史变迁的复杂性和人自身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从更广阔的视域、更多样的思路和更深的层次上综合观察人类的思维方式，进而比较鉴别，以便能博采众长、传承创新。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还需回到前文所论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和环节之中。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勾勒出一条受物质生产支配的历史发展之径，而就真实的历史而言，这里有没有遗漏？比如说，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欧洲社会历史发展中，宗教改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和环节，在那些很少和风细雨、潜移默化而更多的是充满激烈、残酷、血腥和曲折的斗争中，宗教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我们知道，宗教所关乎的主要是精神观念和信仰问题，其距离物质需求和生产不能说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很远或者不很直接。即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过的人口跨国度的迁徙和“流浪时期”，迫于生计和贸易缘由的其实较之基于精神信仰的要少。这至少说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解释历史发展至为重要的线索，但这种线索的涵摄范围和诠释内容仍有补充的空间和余地。

　　二是当社会的结构要素、发展动力和具体机制被明确地揭示出来，从而历史发展的规律被发现的情形下，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该如何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较其以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文本，他们关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前提及运动、“原初的历史关系”的因素和意识发展的阶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比较固定而成熟的看法，并做了相对完整而系统的表述。这是他们解决曾经一直困扰他们、使他们“感到苦恼”的“社会之谜”和“历史之谜”的最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自认为找到了复杂的社会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并把它们揭示、概括出来，并且以为掌握了这些关系和原理，就把握了社会、历史的规律，这确实使社会、历史变得可理解了，不再是纠缠百结的乱麻或者变幻莫测的云团了；但这里也潜伏着一种可能或者危险，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历史会脱离具体的个人而成为与自然一样的存在，不管个人有怎样的主体性，社会、历史都走着自己的路，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人的主体性至多只体现在促进、阻碍或延缓这一进程，而永远不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我们看到，上述观念和思路在以后确实变为了现实，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中，不在少数的人曾经信奉，社会发展的规律已经被马克思主义揭示出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这一规律，按照这一规律办事，那么就会到来。现在想一想，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对社会历史的理解是更深邃了还是十分肤浅呢？

　　所幸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向简单化、极端化的方向推进。近的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未誊清稿”中，他们以零散的思考再度检视了自己所做出的判断和论述的完善性和可靠性，范围涉及诸如：革命何以是必要的、从个体孤立到群体联合的进程、个人隶属于阶级意味着什么、个性为什么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显现和发展、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与更替、战争为什么在过去能成为一种通常的交往形式、私有制与劳动的关系、自主活动及其实现的条件、市民社会再界定、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自然科学与历史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思想家使一切本末倒置，等等。

　　再往后看，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社会、历史、人自身的深入理解，还是对“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建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考绝没有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为止就终结了。甚至毋宁说，在其之后漫长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中，通过对资本本质及其逻辑的批判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他们的思想又跃迁到更高的层次和阶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此有比《德意志意识形态》更有深度、更全面、更完整的阐释和论述。

　　《资本论》从对当时市场上随处可见、大量堆积的“商品”的探讨开始，研究了它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等各种过程和形式，揭示了资本运作的内在机制、逻辑及其本质，描绘了不同阶层的人悬殊的生活境况和历史命运，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更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从而透视出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这些都深化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社会、历史的看法，大大超越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的认识和见解。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论》对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划分不是一种尺度、一个标准，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诸如“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物的依赖性”的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公有制、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等等。这是不是对“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思维主线、思考倾向的改变呢？不是，而是从更深的内涵和更广的视野对其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生前早就对将其理论和方法做简单化、极端化理解的倾向保持警觉并做过批判。1877年，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认为“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接着就举了《资本论》中的几处论述来详加分析。这些文献及其思想对于我们理解和思考“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