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几个走着下载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拉美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革命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围绕拉美贫困与落后的根源、西班牙殖民统治的遗产、独立战争的影响等主题展开探讨。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因拉美生产方式大辩论，研究者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本土特色的生产方式理论。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由于拉美政治集体“右转”、新兴史学研究范式的崛起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左翼思想受到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陷入严重危机。第四阶段是从21世纪初至今，左翼知识分子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与国际史学研究成果相结合，通过审视拉美的理论方针、政治运动、历史文化等，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复兴。拉美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表明，其兴衰演变与该地区政治社会变动、思想文化变迁，以及史学研究革新密切相关。

　　内容提要随着战后初期冷战格局的形成，日本提出民族解放的政治口号。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随之将民族问题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集中研讨，并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定义以及古代贵族文化是否属于进步性的民族传统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日本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大胆主张民族传统既可以为统治者活用，也可以为人民活用；日本近代史领域的学者则严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坚持民族是在近代产生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石母田正以其独特的立场，通过解读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认为人民斗争的精神是民族传统的内核。他的观点代表了战后初期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在民族问题上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是解读战后日本学术史与思想史的重要案例。

　　内容提要作为近代朝鲜半岛捍卫“尊华攘夷”义理的儒学宗派，华西学派的“中华”观念既延续了南宋以来对“中华”正统性的探讨，又呈现“大中华”与“小中华”双主体交互的复合结构，为重探东亚宗藩体系存续的思想根源提供了新的诠释理路。面对西方的侵扰，宗师李恒老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从地统、族统与道统立论，阐明“中华”在天下的优越地位以及“大、小中华”对延续华脉的关键意义。此后，华西学派的门人或出于守护“中华”仅存“硕果”的迫切之心，赋予“小中华”以“华夏正脉”的地位；或因辛亥革命而重燃复兴“大中华”的希望，对“大中华”寄予统合东亚三国、实现儒学价值体系之上世界和平的厚望。该历程中，“中华”不再仅是华西学派身份归属的政治文化母体，而是蜕变为最高价值取向，转而回馈其重建“中华”世界以无限精神力量。

　　内容提要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日本陆军以相对积极的态度参与会议准备工作，制定了参会目标及相关议题的应对策略，且未在会后对会议结果表现出明显的不满。1923年后，陆军突然改变了上述态度，开始抨击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陆军转变态度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会议达成了其难以接受的决议，也不在于会议迫使日本解散日英同盟、撤退部分在华日军，而在于陆军对美国认知的变化、对外务省“协调主义”外交的不满，他们强调华盛顿会议损害了日本在华利益。为此，日本陆军在1924年年初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要求外务省改变对华外交，集中体现了其干涉中国内政、攫取中国资源的政策要求和“对美必有一战”的战略认知。日本外务省没有完全同意陆军的主张，陆军遂在1924年后开启了独自的对华行动。

　　内容提要大宪章开篇词使用了“为革新吾邦”“为荣耀上帝”“忠诚臣民之建议”等政治话语，用以表达制定大宪章的目的和方式。这类政治话语在随后的大宪章确认和请愿活动中持续得到使用，并且在此过程中还产生了新的话语。伴随着王国共同体范围的扩大，这类话语也为更多的政治群体所使用，成为政治精英进行交流互动的重要媒介。一方面，君主在确认大宪章时往往注重话语的使用，此举有助于应对政治问题或危机。另一方面，诸多臣民在请愿活动中往往援引大宪章并使用相关话语，进而强化其诉求的合理性。大宪章政治话语的普遍使用反映了中世纪英格兰的一种政治文化，其基本特点是：面对王国出现的政治问题或危机，最佳的解决方式是国王通过与臣民沟通互动形成革新方案；和平稳定是王国所有政治参与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促成国家的善治是所有政治群体共同承担的责任。这种政治文化以共识和革新为典型特征，是中世纪英格兰集权君主制之下合作性政治的集中体现。

　　内容提要20世纪的德国历史与殖民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作为德国东非殖民地的缔造者之一，赫尔曼·冯·维斯曼是德国著名的“殖民英雄”，他的纪念碑见证了德国殖民历史认知的百年变迁。两座维斯曼纪念碑建于德意志帝国扩张时期，彰显了德国沙文主义的民族认同。一战战败后，德国被剥夺殖民地。维斯曼的历史形象先后被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政权包装粉饰，分别用于驳斥战胜国的殖民道德指责和宣传扩张战争与极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二战后，德国的殖民历史被淹没在非纳粹化改造及随后的冷战之下。以纳粹历史反思为主导的记忆文化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导致殖民历史长期被忽视。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本民族历史传统的自省与亚非拉国家的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运动才推动德国社会大规模批判性反思殖民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前殖民地国家对德国殖民历史的谴责促使德国社会跳出民族国家范式与西方语境，从殖民地与殖民帝国关系的视角重新审视殖民主义。

　　内容提要二战爆发后，为了鼓励土耳其采取有利于盟国的政策，美国通过英国对土耳其实施了租借援助。这种援助方式导致美英在“责任范围”、美土在“双重支付”问题上出现长时间的争论。美国的目标是帮助英国拉拢土耳其，防止其倒向纳粹德国，为战后经济合作开辟空间；英国试图通过管控美国的租借物资，维持其在土耳其的主导地位；土耳其则避战自保，获得援助的同时避免承担明确的义务。战后，为了应对“土耳其危机”，租借援助被《希、土援助法案》取代，美国从幕后走向前台，其土耳其政策也实现了目标和手段的统一。土耳其租借援助问题揭示了三国关系演变的内在理路：美国从被动参与到积极塑造；英国从借力发力到力不从心；土耳其从依靠英国到倒向美国。美英对土援助政策的演变不仅见证了双方在土耳其的权力转移，而且预演了战后两国在中东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模式。

　　内容提要土耳其在凯末尔时代实行严格的世俗主义政策，向多党制转变后却逐渐对宗教开始让步。民主政治对于选票的需求，与伊斯兰力量借助选举政治复兴宗教的需求共生共存。在土耳其任期内，伊斯兰教已在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组织性作用。英美外交官对此有着细致的观察，其立场经历了从关注到担忧的转变，其认知和判断基本符合土耳其的发展状况。1950—1954年，英美外交官密切关注伊斯兰教复兴的各种迹象及其与选举政治的潜在联系。1955—1960年，伊斯兰教复兴引发了英美外交官的高度警觉，他们开始讨论土耳其发展道路对世俗主义的背离程度，以及伊斯兰教的出路和改革问题。十年任期内的宗教复兴，在性质上属于具有土耳其特点的政治伊斯兰，对土耳其政治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英美外交官并未清晰认识到这一点，但其观察与认知促使西方国家在土耳其1960年军事政变中采取了乐见其成的立场，表明了西方对土耳其内政的熟悉程度以及对其内政进行干涉的态度。

　　内容提要“古罗斯”和“中世纪罗斯”的术语在中世纪俄国史的研究中经常混用，但往往指代不明。“中世纪罗斯”的术语伴随19世纪帝俄关于俄国封建主义的讨论而产生，并逐渐在苏联史学话语中稳定下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纷纷在民族国家叙事下挖掘罗斯的“历史遗产”，各自创办了诸多中世纪研究刊物，强调书写“自己国家的中世纪史”。东欧学者对待这种学术繁荣的态度喜忧参半，称之为“中世纪动员”现象和东斯拉夫中世纪研究的“大分裂”。“全球中世纪”国际项目的罗斯研究则提供了一种新视野，旨在“更广阔的欧洲”范畴下认识“中世纪罗斯”。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拉芬斯伯格的《重构欧洲：中世纪世界的基辅罗斯(988—1146)》等著作，引发了欧美学者和俄罗斯学者对“中世纪罗斯”和“俄国中世纪”研究的广泛讨论和重新建构。全球史视域下的“中世纪罗斯”研究，既有利于塑造中世纪东斯拉夫世界内在联系的整体性，亦可展现其外在互动的多元性。但“中世纪罗斯”时间界定的断裂性和空间范畴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9—17世纪的罗斯/俄国在中世纪世界的角色与位置，仍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内容提要概念是社会和政治经验与意义的沉淀，有助于观察和解释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城市危机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旨在描述企业和人口离开中心城市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60年代后种族成为这一概念的核心要素。概念的阐释影响着概念的使用。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城市危机概念被用于说服美国联邦政府更多地干预城市事务，6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保守主义用来抨击新政自由主义的理论和话语工具，从否定政府干预的价值到指责干预是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继而从道德立场谴责自由主义。无论概念与现实之间有多少差距，“城市危机”已成为理解二战后美国中心城市的核心概念和标识性话语，每当中心城市经济萧条或社会动荡，这个概念就会被赋予新的解读。

　　内容提要西方传统的废奴史学是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主要关注本国的社会改革运动。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大西洋史、跨国史、全球史为代表的史学革新思潮逐渐兴起，涉及废奴主题的史学理论和领域逐渐打破民族国家的研究边界，目光转向关注整个大西洋世界。在大西洋视野之下，废奴史学的考察范围由英美联系、跨国废奴网络升级至全景式综合研究，涵盖了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在民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们从大西洋视野重新阐释了参与废奴的黑人和妇女的历史贡献，以及废奴主义者内部的种族性别矛盾等经典学术问题。大西洋视野展现了废奴运动的多重面向，为废奴史学带来了新气象，学者对废奴主义的定义包容性更强，研究特别注重历史语境和时空维度的扩展。但同时，这种研究取向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相关地域研究发展不均衡，多元文化主义和身份政治冲击下对某些群体的历史作用矫枉过正，以及历史解释中的目的论陷阱。因此，并非所有跨洋联系与互动都值得研究，学者要进行筛选、甄别与判断，强行建立联系而忽视其实质意义，只会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