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淘宝王陈云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今年是陈云诞辰120周年。上海解放后，及其背后的资本势力不甘于军事上的大溃败，意图在财经战线月，陈云临危受命，赴上海主持全国财经会议，并主动亮剑、果断出击，在破旧、立新、筑基中实现上海经济秩序的整体稳定，用“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不仅有能力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也有能力为新中国经济“把舵护航”。

　　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让发行的百元法币购买力在新中国前夕急速下降：1937年可购两头牛，1938年可购一头牛，1945年仅可购两个鸡蛋，到1949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同时，利用所谓的金圆券改革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导致一些人心有余悸，对新政权持怀疑态度、对人民币持贬值预期。投机资本借势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一是抛售银圆对冲。仅1949年6月5日，就投放10万银圆，对冲市场上的银圆暴涨。当时，上海私营银行或钱庄超过200家，零散的投机分子更是难以计数。由于投机势力“异常强大”，相关措施取得的成效有限。

　　二是打通人民币流通渠道。陈云主张，“银圆之战”作为经济之战，应发挥市场的作用。为此，人民政府开辟了一系列人民币流通渠道，增加使用场景、提升本币地位，包括铁路运输、税收、市政公用等领域必须使用人民币。

　　三是捣毁“投机大本营”。为从根源上消灭投机势力，陈云专门起草指示文件并认可人民政府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决定。1949年6月10日，直接抓捕银圆投机分子200余人，查抄黄金3000多两、银圆近4万枚、人民币1000多万元，还有大量美元和重要物资。

　　投机资本不甘心“银圆之战”失败，又转向流通领域，“两白一黑”问题汹涌而至。“两白”特指大米和棉花，“一黑”指的是煤炭。面对通胀来袭，陈云采取“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支援全国”的策略，指示（密电）贸易公司分三轮统一抛售粮食、纱布等重要物资。同时，通过金融手段回笼货币、平抑物价，通过行政手段查处违法违规的地下钱庄、商号和私营行庄，抽空投机资本的资金池。

　　这一系列综合举措一举结束了上海持续十多年的通货膨胀局面，彻底打破了与投机资本相互媾和的局面，为开创上海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条件。

　　陈云敏锐地意识到，要长期稳定上海经济形势，必须在“废墟”上孕育新秩序，以提振生产。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他提出了“协调各方、统筹部署”的工作思路，进一步发挥新中国的制度优势、治理优势。

　　交通是经济的杠杆，上海解放初期的问题，是“有无大米，有无棉花”，其中的关键在于“有无运力”。当时的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人口超过430万，是第二名天津人口的2.5倍。只有建立起四通八达的运输网，才能负担起庞大的物资压力，才能推动贸易市场的发展。

　　陈云针对上海水陆交通现状，制定了三大政策：一是以人民军队为保障、以群众动员为支撑，快速修复遗弃、破坏的铁路、汽车、船舶等运力，有效盘活交通运力存量；二是联合个体和私营交通，建设交通联运网络，扩充交通运力；三是组织华东财委设立交通专门机构，统筹华东交通调度、提升交通管理效率，并配合中央交通部整合长江运力。

　　疏通水陆交通网，上海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成为可能，以上海为核心的贸易市场得以逐步活跃起来。1952年4月至5月，上海举办了历时13天的华东土产贸易会，正是发挥了交通网对市场网的杠杆效应。

　　先看公债发行。新中国第一笔国债，又被誉为“胜利折实公债”，就是在稳定上海经济秩序期间发行的。陈云负责拟定《华东地区发行人民公债条例（草案）》，科学指导上海及华东其他城市的公债发行。上海作为金融中心，不辱使命地承担了3000万份的公债额，占全国公债额的近1/3。

　　再看资金贷款。当时，“许多大、中厂负债多，难以维持，要求贷款，否则有大批倒闭之险”。为了重整、恢复上海工商业，陈云指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如纺织、交通运输等）予以资金贷款，并以农村信用合作社为资金蓄水池，吸纳居民存款。截至1950年9月，对上海私营工商业的资金支持超3600亿元（旧币），有力推动了上海原有生产力的恢复以及新生产力的发展壮大。

　　接着看税制改革。陈云把税收视作新中国财政的“第一个筹码”，指导了新中国税收制度的建立完善。针对上海及全国面临的赤字局面，他郑重提出“统一财税、完善管理、开源节流”等政策，实现“接近收支平衡”，提升政府财政能力，确保经济稳健发展。

　　延安时期，陈云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9年12月，陈云在全国钢铁会议上明确指出，“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他还进一步结合上海解放初期的现实状况，制定了三条人才政策：

　　一是旧职员技能提升。“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旧职员“这个包袱不能不背，不能光从财政上着想”。陈云提出对旧职员采取留用、培训、转业和改造等政策，维系生产、减少失业、稳定市场。在陈云的指示下，上海接收旧职员4万余人，依据旧职员的工作能力、采取量才适用的方式：接近85%的旧职员直接安排了工作岗位、学习机会，剩下的旧职员（除个别极端分子外）基本得到了转业、遣返等合理安排。

　　二是提升工人政治觉悟。陈云强调，要发扬上海工人的革命传统，“多办学习班，上大课”，指导工人从整体利益出发、推动劳资两利，为公私兼顾奠定阶级基础。

　　三是建设人才蓄水池。通过扩大社会生产来吸纳失业人口，发挥国家“加工订货”“以工代赈”的积极作用。据统计，仅1950年至1951年间，上海实施“以工代赈”工程200余项。与之相伴，上海新增职工40余万，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业技术类、财经管理类人才。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仅面临稳定物价、恢复生产的紧迫任务，还肩负“引领新中国经济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课题。陈云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宏观、微观等手段，构筑“五大基石”，积极发挥上海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和引领作用。

　　上海解放初期，受军事封锁与投机资本物资垄断影响，上海城乡之间、上海与周边城乡之间处于相对隔离状态，城乡、城际贸易困难。陈云高度重视“内部贸易自由”在开创经济新秩序中的重大意义。

　　在《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陈云明确批判城乡贸易的封锁状况，直言这种状况对农民、城市劳动者以及国家建设“完全是有害无利”。他主张“城乡兼顾、农工互助”，依托私营与国营的合作，激活城乡广阔的生产消费市场，建设工农产品交易平台。

　　提振工业是开创经济新秩序的关键举措。1949年10月，陈云兼任重工业部部长，进一步规划和指导上海工业发展。

　　如注重工业结构协调。新中国初期，工业结构严重失调。以上海为例，轻工业产值占比超75%，重工业严重滞后。经过3年建设，上海重工业的年均增长率超50%，系上海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的2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更是接近翻倍，为全国工业化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钢材、水泥、纺织、机械设备和汽车配件等工业产品。

　　如注重工业发展自主。陈云主张关键机械设备（纺织类、钢材类等）必须逐步摆脱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工业条件。

　　如注重加强政府领导。1951年7月，陈云在统战部工商联工作会议上对加强政府领导提出一系列建议，包括明确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统一党的政策领导是前提、是核心，并倡导成立全国工商联，推动、协调经济改组等。

　　在金融治理理念上，陈云提出金融治理必须秉承全局观念，号召财经工作者自觉规避局部思维和本位主义，明确指出“地方如果都各自打算，分散使用力量，就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在金融机构职能上，陈云主张积极发挥中国人民银行的总调度职能，包括对外汇、国库、现金、税收的调度等；在金融发展方向上，陈云提出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如集中财力开展工业建设、“党要管预算”等。

　　陈云高度重视中财委在调配、组织全国重要物资的重大作用，并担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主任。他结合群众需求、市场状况，对内提出“中财委从全国各地调集物资”。

　　以粮食的全国统一调度为例：1949年7月，陈云主持五大区（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财经领导干部大会，提出从东北、华中、华东等地区往上海运粮，解决上海严峻的粮食问题。当时，上海仅有20余天的存粮。经陈云统一筹划，华东各地率先行动，江苏的早稻米第一时间运往上海，浙江、安徽两地随即展开调粮。从8月开始，为进一步增加粮食供应，中财委从东北、华中、四川统一调集粮食4亿多斤。到1950年上半年，上海掌握的粮食达到十几亿斤，足以支撑一年半的粮食需求。

　　同时，陈云对外主张“桐油、丝、茶叶等重要土产的出口，也要由中财委管起来”。在全国海关工作人员代表座谈会上，陈云进一步提出对海关制度开展“大变革”，要求推动“建设人民的新海关”。

　　“引领新中国经济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离不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陈云在稳定上海经济秩序之时，充分意识到国营经济的重要作用。他不失时机地推动公私合营，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初步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在产销端，协调公私企业关系。通过加工订货推动私营工商业的生产恢复，为私营工商业融入国家计划生产开通渠道。在资金端，以国家贷款帮助私营企业摆脱资金周转难题。这也是国家入股私营工商业的渠道之一。在管理端，加强私营工商业的职工培训，号召改善经营方法、提升管理能力，并结合市场需求引导私营工商业的产能、克服生产的盲目性。

　　1950年，由荣毅仁负责经营的上海申新纺织公司，在人民银行和国营经济的帮助下，逐步解决资金困难和产销问题，实现生产的恢复发展与经营管理的效率提升。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陈云纪念馆陈列编研部主任、全国陈云思想生平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