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垃圾桶价格山东抗日根据地在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革命的重要战略支点，既有赖于山东党组织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与党中央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与发展作出的科学战略部署密不可分。

　　山东连接华北与华中，控扼津浦铁路，濒临渤海与黄海，北当京津门户，南接中原腹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天然的区位优势并不意味着“顺理成章”就能成为革命的战略支点。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基本上没有在山东建立起一支红军和红色政权，更谈不上形成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却“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在各抗日根据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金冲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抗日战争研究》2017年第1期，第5页）。当时，其他政治力量基于各种考量对山东“虎视眈眈”，希望这里能成为其治下区域。而要使山东成为中共革命事业的坚强堡垒，既需要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对抗与竞争”，更需要作出科学的战略部署。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意识到，日本要占领中国，必须首先控制华北，与满洲连接起来，而要控制华北，就必须占领山东。1937年9月17日，给朱德等的电报中指出，日本对平绥、同蒲线采取“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以此姿势，威胁河南、山东之背，而利于最后夺取山东”（《关于敌情判断及八路军战略部署给朱德等的电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中央要求山东党组织广泛动员群众，收编散兵散枪，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支持山东创建根据地，10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抽调部分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到山东工作，推动了山东抗战形势的发展。

　　1938年1月，基于山东迅猛发展的抗战形势，中共中央专门作出指示，要求山东省委把“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作为中心任务，工作中心放在鲁中地区，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已有基础，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努力向东发展（《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和党的工作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中共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17页、第419页）。5月，到达山东的郭洪涛召开山东省委干部会议，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明确了山东根据地创建的具体计划：中部以沂蒙山区为中心创建鲁中游击根据地，北部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游击根据地，向南开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沿海地区根据地；在津浦铁路西创立梁山泊和微山湖两块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郭洪涛：《关于山东战略计划问题致等电》，《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2页）。这一计划得到了的高度肯定，成为山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根本原则。

　　徐州失陷前后，日本将大部分兵力集中于陇海路准备进攻武汉，华北兵力相对空虚，中央开始考虑派主力部队到山东。2月，致电朱德、彭德怀，计划将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将其一部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建立鲁南根据地。5月，再次致电朱德指出，向山东虽然主要是派干部，但“派得力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并要求做好长期留在山东的准备（《关于在徐州失守后我军应准备深入豫皖苏鲁四省敌后活动致朱德电》，《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30页）。根据这一要求，冀鲁边区省委代表马国瑞及129师津浦支队和115师永兴支队到达乐陵，与冀鲁边抗日武装第31支队会师，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并将部队改称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又改称为平津支队）。9月，萧华率领115师343旅机关干部率先抵达冀鲁边，以地方武装力量为基础成立“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建立了冀鲁边区特委，开创了冀鲁边根据地。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领115师师部、直属队和686团（343旅主力团）进入鲁西，随后在陆房突围中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巩固了泰西根据地，为开创山东抗战新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

　　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中共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山东是联络华北、华中的战略枢纽，这一地区如何发展自然成为中共中央思考的重要问题。基于对山东战略地位的考虑，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派兵去山东”的主张。这是一个关系抗战全局的战略性部署，是山东根据地创建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军事意义。1938年11月，等致电彭德怀，提出由陈光、罗荣桓率115师师部及陈旅两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王稼祥、滕代远关于以陈光、罗荣桓部开展山东、淮北工作给彭德怀电》，《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54页）。28日，彭德怀复电表示同意该提议，并提出让343旅685团先由长治出发。12月，685团到达湖西地区，同当地抗日武装合编，改称苏鲁支队，很快打开了湖西地区的抗战局面。1939年3月，陈光、罗荣桓率领的八路军东进支部抵达山东运（河）西地区鄄城。115师进驻山东后，先后挺进冀鲁边区、鲁西北、湖西、鲁西、鲁南等地区进行根据地建立工作，推动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

　　随着山东根据地的初步形成，建立全省范围内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939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山东省委“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或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县区政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02页）。12月，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山东分局、115师，进一步指出“应当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山东与苏鲁斗争胜利或失败的关键”，要利用敌人“扫荡”、旧政权塌台、权力出现真空之际，“立即委任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然后再行民选”（《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2页）。北方局也要求山东党组织，“凡有三县政权的，即成立专署（如胶东），有两个专署的地区，即成立主任公署。沂、蒙两县应利用机会成立县政权”。山东各地的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建立起来。1940年9月，在山东108县中，民主政权已达79个，建立了10个专员公署，1个主任公署。其中民选县长67个，民选区长186个，民选乡长占2/3，民选村长约达1/2，民选专员9个，1个行政区主任。成立了47个县参议会，8个专区参议会，1个行政区参议会（《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工作》，《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640~641页），完全意义上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

　　皖南事变后，日本加大了对山东的“扫荡”，也加强了在山东的“摩擦”，山东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1941年4月，分析山东抗战形势时指出，敌人“扫荡”华北，用意在于使中共离开华北南下华中，与直接冲突，两败俱伤，他坐收渔人之利，安然统治华北；企图使中共离开华中，到华北与敌作战，他坐收渔人之利，安然统治华中。他分析道，山东是华北前进阵地，是华中靠山，其基本形势是“三马归槽”，如不抓紧时机，很可能会变成“二马归槽”，中共将在山东无法立足，如此则华北、华中联系断绝，发展华中、巩固华北的任务亦难完成。（《同志关于山东基本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指示》，《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8卷，第180~181页）。根据这一指示，罗荣桓提出以鲁西、鲁南为基本根据地，打通鲁南与鲁西的联系，控制最有利的机动地区；黎玉向山东军民发出了“猛烈的展开建设根据地工作的大竞赛运动”的号召，山东分局颁布了根据地十项建设的具体任务，如建设真正进步民主的抗日政权，建立自给自足供给后方的经济建设工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财政供给政策，广泛建立健全地方武装、民兵与普通自卫团，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普遍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开展社会文化与群众性文化教育工作等。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落实举措。这些对山东根据地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2年3月，赴延安准备参加七大的途经山东。经过充分调查，他把减租减息增资作为推动山东根据地发展的重要举措。为统筹山东根据地的发展，还建议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115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全局。他认为抗战胜利后整个国家形势，“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为了形成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要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甚至整个八路军、新四军有可能集中到东三省去，“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那时有可能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军北上道路乘机解决新四军，因此，必须“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东、杨苏纵队），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关于山东的重要性问题给的电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第363~364页）。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有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同时加强了建党、建政、建军、建立人民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的工作。到1942年10月，山东根据地基本形成了辖津浦路以东山东地区和河北部分地区的格局。

　　及至1943年下半年，经过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和强有力的建设举措，山东根据地的形势有了根本好转。为更好适应复杂的抗战局面，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兼新建立的山东军区（115师和山东纵队合并为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山东根据地建立了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到同年年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敌分割、封锁的局面；清河区与冀鲁边区也已打通联系，并于1944年1月合并组成渤海区。与此同时，为争取战后有利时机，致电罗荣桓，要求除准备对付日军大“扫荡”外，“尤应准备一切条件以便在盟军登陆后获得迅速大量发展，为控制山东全局而斗争”，“一切工作布置应从这点出发去考虑”。提出，山东根据地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使武装力量在美军登陆后获得猛烈发展上面。12月，致电罗荣桓、黎玉，要求山东根据地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切实照顾农民利益，保证农民有地可种，同时抓紧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文教等工作，以为战后准备有利条件（《一九四四年重要电文节录》，《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2卷，第78~79页、第86页）。根据这些指示，山东根据地一方面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扩大根据地面积，一方面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到1944年底，山东根据地内的村庄有约63％进行了减租减息。经过减租减息获得利益的群众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推动了参军、参战和武装保卫家乡热潮的兴起。

　　进入1945年，在党中央“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号召下，山东根据地面积不断扩大。仅在夏季攻势中，就扩大解放区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到抗战胜利前夕，山东旧县城108个，我占94个，共辖5个行政公署，17个行政督查专员公署，117个县，6个市，3个特区，6个办事处。其中77个县、市、特区有参议会（《山东省行政组织系统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在大反攻前夕，山东境内各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5辑，第109页）。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凸显了其战略地位，成为抗战胜利后党领导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和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