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嘉倪明道1985年2月, 26周早产儿杰佛里.劳森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银泉市，体重不到两磅，心肺系统发育不良，医生必须对他进行复杂的开胸手术。杰佛里的妈妈吉尔和爸爸詹姆斯理所当然的认为医生会用麻醉减少儿子的疼痛。

　　手术结束五周后，杰弗里死于休克和器官衰竭。在查看儿子的医疗记录时，吉尔发现医生对儿子没有使用任何止痛方法。他们的确用了一种名叫Pavulon的麻醉剂，但这种肌肉单纯作用于麻痹病人的自主肌肉运动，使人无法移动, 却没有任何止痛效果。

　　这个消息震惊了吉尔，但很快，她发现在手术或侵入性治疗中对婴儿的疼痛置之不理竟然是一种标准操作。80到90年代，全美国的医院都经常在不使用止疼药的情况下，为病危的早产儿做手术，新生儿接受包皮环切手术也常常没有任何止疼措施。总的来说，孩子越小，病情越紧急，他们接受止疼药的可能性就越小。

　　儿子离世，并且在本该救治他的手术台上经历了这样的痛苦，悲愤交加的吉尔决定不能就这么算了，她要推动医疗界认真对待婴儿的疼痛。也是在过去的40年间，北美儿科医学和医疗届对于应对儿童的疼痛感受在吉尔.劳森这样较真的家长和一小部分医学研究者、临床医护的推动下，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的孩子在在现在六岁，是个怕疼的小男孩。无论是打疫苗，补牙时打麻药还是生活中手指破了，扎了刺，都会哇哇大哭，上演一场抓马的悲剧。我理解他对疼痛的恐惧，因为小时候的我也一样。

　　印象深刻的一次疼痛记忆，是初中在牙科医院的一场生死逃亡。在走进治疗室的瞬间，我看到空荡漆黑的房间里有一张闪耀着白色聚光灯的椅子。我的主治医生两手拿着金属工具，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学生。他们看到我的出现，脸上绽出笑容。但我在那笑容里只看见群狼发现小羊羔时露出的狰狞，瞬间决定掉头逃跑。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了医院大楼，跑出了医院大门，跑向了红绿灯，在马路中间被交警和我爸联合拿下，押解回了治疗室，按在了刑椅上。

　　这一切被恐惧主导的主观描述绝对是我重大的童年阴影之一，否则我不会在事情过去三十年后还如电影分镜头般清晰的记住短短几分钟之内白大褂们的表情，我奔跑的速度，我爸气急败坏的样子，和治疗室里的光影和气味。尽管成年后这段又怂又勇的往事提供的不过是饭桌上的笑料，但我的神经系统记住的恐惧可能远远大于勇猛。

　　正是因为这种被他遭遇疼痛时的表达勾起的回忆，我拒绝用“勇敢点” 来敷衍他，因为我知道那不但没用，还很讨厌。但同时，我也察觉到那样场景下自己的窘迫和无措，我好像真的不知道在他疼痛时如何从容沉着的帮助他。当然，我会努力共情，也会教他深呼吸，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得承认这似乎用处不明显。

　　所以，当我看到When Children Feel Pain时，立刻产生了好奇。这本书的作者是医疗和科学记者, 从8岁起就持续受到脊柱侧弯疼痛困扰的Rachel Rabkin Peachman，和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儿童疼痛管理中心的心理学家和麻醉学助理教授Anna C. Wilson博士。

　　翻开书之前，我看到很多评价用上了“开眼”这个词。我也的确在阅读过程中，理解了其他读者的这个形容。在解答了如何对待不同年龄不同种儿童疼痛的实用技巧层面之外，这本书深入追溯了医学和社会文化中对疼痛，尤其是儿童疼痛认识的演变； 展现了过去四十年左右北美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对儿童疼痛管理理解的更新；这个学科领域的崛起和发展。

　　这样的挖掘和梳理，重塑了我对疼痛的认识，也唤醒了我的很多回忆。童年生活在不同时间地点的我和在在，在疼痛时，接受的是全方位完全不同的对待。造成这样巨大差异的，是科学的发展，也是社会和文化的不同。 我们如何对待儿童的疼痛，和现实社会的资源数量以及如何分配有关，更和一个社会如何认识和尊重人，病人，幼小的病人有关。

　　在现代医学发展的很长时间里，“看病”主要指的是治病，救命，而不是缓解疼痛。人们似乎默认了“疼”是一个过程中必然经历的副产品。

　　疼痛被作为一个医学问题来解决被称为疼痛管理。这在医疗中本来就是一个较晚发展起来的专业领域。在过去很长时间里，“疼”这件事情在医学界都没有怎么被认线年前医学界才想起来从理论上定义疼痛。

　　国际疼痛研究协会于1979年首次对疼痛下了官方定义，并于2020年更新。定义明确指出疼痛同时具有生理和心理特点。疼痛是和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有关或类似症状带来的不愉快的感官和情绪体验。该定义还提供了疼痛的五个关键要素。

　　疼痛和痛感（神经系统对有害刺激的解读）是不同的。疼痛不能仅仅从感官神经元的活动中推断出来。

　　尽管疼痛通常扮演了（帮助我们生存的）适应性角色，但它可能对生理功能、社交、及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这种从心理，社会，生理等角度全面的看待和尊重一个人对疼痛的感受，是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才到达的。数千年来，疼痛被认为是超自然力量在起作用。 恶魔附体或诅咒使人疼，所以人们用驱魔，而祈祷圣人或神灵的眷顾帮人驱散疼痛。

　　古希腊和罗马是西方历史中开始把疼痛当成生理而非宗教或灵性现象来看待的开始。当代医学之父，古希腊生理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疼痛是因为疾病，而非神灵导致，需要用药来解决。他尤其认为婴儿脆弱敏感，疼痛需要被照料和缓解。亚里士多德则认为疼痛源于心脏。古希腊生理学家盖伦认为疼痛由神经系统的问题导致，这已经接近于我们今天的认识了。

　　但不同的观点也平行发展， 比如铁血强硬的斯巴达人认为疼痛是锻炼意志力的。这也诞生出no pain, no gain这种影响力强大的观念。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也有这样的认识，比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又比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到了中世纪，疼痛与宗教的关系再次被关联。但波斯人阿维森纳认为疼痛可以通过身体和心理策略得到缓解，包括草药、运动、热水澡、听愉快的音乐和专注于一项令人着迷的活动。阿维森纳还认为应该保护儿童免受疼痛，安慰婴儿有助于他们的发育。

　　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了解疼痛的机制及其治疗方法的兴趣重新升温。思想家开始承认婴儿和儿童不是小码成人，而应该被区别对待。然而，在如何处理儿童的痛苦方面，仍有许多相互竞争的思想流派。

　　托马斯.费尔于1544年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儿科的英文书《儿童手册》，提供了许多舒缓婴儿疾病和不适的补救措施。相反，哲学家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主张儿童需要变得坚韧，以抵御生活中的逆境。他们认为，被溺爱的孩子更容易死亡。当时流行的一个策略是：把孩子放在冷水中洗澡，不管他们在折磨中如何踢打和尖叫。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专制和规范的育儿理念的元素一直持续到20世纪。

　　进入20世纪后，行为主义大行其道。在1928年，行为学家、美国心理学协会前主席约翰. 华生在其流行的、有争议的书《婴幼儿的心理护理》中警告说：”过多的母爱是危险的”。他建议不要对婴儿的哭声作出反应，也不要向孩子表示爱意。这种观点直到今天都在影响很多父母，造成了大人面对孩子的痛苦时，在安抚孩子的本能和通过忽略来训练孩子的 坚韧不拔 “之间反复拉扯。

　　19世纪中期，随着吸入式麻醉的发明，人们对疼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吸入式麻醉是指在手术中使用药物对病人进行镇静，后来也包括母亲在分娩时的镇痛。在这之前，外科医生一直在容忍病人在血腥的手术过程中发出的尖叫和挣扎。但麻醉的发明使病人和医生从手术的纯粹折磨中解脱出来，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医学所能提供的期望。1846年，在麻省综合医院，第一台使用麻醉的手术成功完成。哈佛大学的外科教授亨利.雅各布.比格洛在现场观察后宣布。我们的已经一劳永逸地摆脱了对手术的恐惧！

　　麻醉的发明是一个开创性的事件，它推动了对疼痛管理的研究，提升了其医疗价值。但在几十年后，医生和科学家们才对疼痛的各种形式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而事实上，这一努力仍未完成。我们现在知道，疼痛是一种同时具有生理、心理、科学、主观和情感的现象，但仍有许多谜团尚未解开。

　　那么为什么人类有了麻醉这项技术，儿童的疼痛却依然被严重低估，得不到充分的治疗呢？UCSF儿童医院疼痛管理和姑息治疗中心主任Stefan Friedrichsdorf博士表示：“直到2016年，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的疼痛管理仍然糟糕。孩子越小，就越不可能在医院里得到适当的疼痛管理，一个17岁的少年接受的疼痛管理会比一个17个月的婴儿好得多。”

　　这难道不是违背常理的么？早就有人认识到儿童需要被格外照顾，免受疼痛折磨。父母们也对幼儿的生活起居呵护备至，保护其免受伤害，越小的婴儿越能唤起我们的同情，但为什么他们的疼痛却被视而不见呢？

　　这样的悖论存在已久，在很长时间的医学历史中，医生被教导婴儿不会感觉到疼痛，因为神经发育尚未成熟，或者他们即使真的感到疼痛，影响也是极短暂的，长大并不会记得，所以不需要使用任何疼痛管理。就像很多人在婴儿打针时对孩子说的 “一下就好，疼一下就没事儿了。”

　　医生也担心对婴儿使用麻醉剂的副作用会导致呼吸困难，阻碍发育，甚至死亡。许多医生和家长还担心，无论处于什么原因，只要使用止痛药就会对儿童产生危险的副作用，如发育问题和成瘾。尽管最新的几项研究显示，适当地使用处方止痛药，如阿片类药物，在严格的监控下，不会导致幼儿和青少年成瘾，也不会妨碍神经发育。

　　另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儿童对疼痛的表达困难，成人对儿童感受的表达也缺乏信任。 孩子在医疗过程中的最常见反应就是哭，但这时候的哭会被认为是胆小，不勇敢，不懂事，很少被认真对待。

　　造成这些现象，也因而导致的后果是，儿童疼痛管理领域的研究滞后，医学培训匮乏，和临床应用不足。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所长Nora D. Volkow曾在参议院委员会作证时说出兽医学校要求的处理疼痛的教育至少都是医学院的五倍。

　　但现实总在变化，以上这些问题在过往的40年中，一点一点的被反思，被更正。

　　比如对儿童的身体感受和处理疼痛能力的研究在增加。有证据表明尽管婴幼儿也许不会刻意记住疼痛的经历，但他们的神经系统会记住。追溯20年的研究发现早期的疼痛经历和当年医护以及家长的回应，作为一种剧烈的压力可以影响儿童的神经路径。

　　“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管理不善的疼痛暴露实际上会改变大脑中的线路，使儿童以后对疼痛更加敏感，使他们在童年和成年时有发展成慢性疼痛的风险， 作者Wilson博士说。

　　事实上，至少在妊娠35周之前，婴儿的大脑发育非常不成熟，以至于他们难以区分典型的疼痛刺激（如针刺）和典型的非疼痛刺激（如换尿布）。这种无法区分各种类型的触摸的结果可能意味着即使是看似良性的动作，比如将婴儿从保温箱中取出来调整床单，也会引起疼痛和压力，这对早产婴儿来说就像他们在注射针头时经历的疼痛和压力一样真实。

　　更重要的是，虽然较大的婴儿能够在经历痛苦的刺激后自我调节，但早产婴儿还不能这样做。他们没有能力抑制疼痛反应，因而感觉到疼痛的时间更长。

　　我生在在时，因为发烧进行了紧急剖腹产，他一出生就被带去了NICU。我回到病房休息，每间隔两三小时上去给他尝试喂奶。也就是说，在他刚出生两天内的大部分时间，他是一个人躺在空荡的塑料筐里，身上查了针管和若干贴片与检测仪器相连。他后来对疼痛的高度敏感，也许正和当时的经历有关。

　　又比如研究者掌握了更多测量儿童疼痛程度的方法。测量成年人的疼痛，主要通过询问。比如让病人用1-10来描述疼痛严重度，也可以由顿感痛，刺痛，酸痛，胀痛等不同词语来细化分类。但年龄很小的孩子越难用语言描述，于是最简单是借助观察孩子的疼痛表现，比如面部表情来评估程度。

　　但面部反应并不准确，因此研究人员考虑到了疼痛的生理指标—包括心率加快、血压升高、氧饱和度降低和呼吸频率加快。然而，由于生理指标也会受到非疼痛因素的影响，如发烧和疾病。近年来，由于神经科学的进步，对婴儿疼痛评估的研究变得更加细致入微。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用上了脑电图（EEG）和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来评估早产婴儿的疼痛。

　　以上两个对儿童疼痛理解的进步并非偶然发生的个体事件。它们属于同一场更大的变革，这就是儿科疼痛管理学科的崛起。

　　杰佛里.劳森幼小的生命终结于1985年，但在吉尔这样的家长和前沿学者的推动下，1990年有关儿童疼痛管理的论文数量比1980年翻了一番，医生在临床上对儿童疼痛的应对措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就在杰弗里去世后一年，美国儿科学会和美国麻醉师协会都发表了他们的第一份声明，承认新生儿在手术中需要足够的麻醉剂。当然，医生的做法和婴幼儿医疗护理的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但权威机构的表态开启了儿童疼痛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运用新时代的到来。

　　早期这项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1983年在牛津大学的罗德学者阿南德（KanwalJeet S. Anand）博士。当年他正研究分娩中对母亲使用麻药如何影响新生儿，但很快发现对新生儿接受麻醉的研究少得可怜。而他同时也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工作，发现婴儿在手术过程中受到明显的刺激。这些婴儿的手术并没有使用麻醉，那么是是什么对婴儿产生了刺激呢？

　　尽管他亲眼看见婴儿对介入性治疗，比如静脉插管，反应很大，但教科书告诉他，这些都只是婴儿的条件反射，因为婴儿的神经没有髓鞘，他们的疼痛系统没有能力将刺激传递给大脑。可是和任何一个妈妈交谈，他都被告知婴儿是会觉得疼的，尽管这些并不能拿来当做科学证据。于是，阿南德博士就针对“婴儿是否会感到疼痛”开展了研究。

　　他与同事阿尔伯特设计了一项观察性试验，分析了手术前后婴儿的血样。他们的假设是，由于婴儿尚未成熟，他们对手术的压力反应要比年长的儿童或成年人低得多。但研究结果令阿南德博士感到惊讶—婴儿的压力反应是接受类似手术的成人的五倍。换句话说，疼痛让婴儿产生了非常剧烈的压力反应。

　　紧接着，两位研究者又进行了另一项关于婴儿在接受手术时压力反应的研究。他们发现：“在手术前接受适当麻醉的婴儿，其应激反应明显降低，这些婴儿在手术后更加稳定，并发症也更少。” 这样的结果被发表在1987年的《柳叶刀》杂志上。

　　接下来，阿南德博士去了哈佛医学院开始了他的博后工作。在此期间，他于当时的同事，现在波士顿儿童医院麻醉科主任和哈佛医学院麻醉学教授希基博士（Paul Hickey）合作，回顾大量与疼痛有关的婴儿文献，总结出婴儿不仅能够对疼痛刺激作出生理反应（条件反射），也能感知疼痛，更能记住疼痛。

　　但当时广泛存在，在今天也依然常见的观点是给婴儿打麻醉会造成伤害。阿南德博士认为这种担心是过时的。但他需要证明对婴儿使用麻醉既能减少痛苦，也能提高婴儿的手术生存率，才能改变人们的观念。

　　于是他俩设计了一个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试验，将在心脏手术期间接受大剂量鸦片类麻醉剂并在术后持续输注镇痛剂的实验组婴儿与接受低得多的麻醉剂剂量的对照组婴儿进行比较，其设计接近当时的护理标准。结果是明确的：在对照组中，婴儿的死亡率为27%，这在当时一个通常的比例。而在实验组中，死亡率为零。这在儿科麻醉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证明了对婴儿给予麻醉剂不但可以缓解疼痛，也可以降低其他并发症和死亡率。这次的研究结果，被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这样一系列研究的发表，立刻吸引了其他研究者的关注，伴随而来的，也是研究资源的投入。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儿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康州哈特福德儿童医疗中心，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儿医疼痛管理项目。

　　很快，全新的治疗理念也出现了。1989年，当时还是麻醉师，现在已经是儿科疼痛管理医疗主任的芬利博士，认识了癌症晚期的四岁女孩凯特琳。凯特琳的时日不多，但在这世上仅剩的日子里，她每天都痛苦的蜷缩在毛毯下，不说话、和家人也没有互动。眼见凯特琳的极度痛苦，芬利决定做一次非常规操作。当年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病人的疼痛并没有被单独当作需要解决的问题，就算有，也仅限在手术过程中。

　　芬利对凯特琳进行了持续的吗啡静脉输液。这让凯特琳在离开世界的前六周，变回了曾经那个开心玩耍，唱歌讲笑话的孩子，还回到家中和亲人一起度过了圣诞和新年。凯特琳在医院画的彩虹至今还挂在芬利医生的墙上，他的人生轨迹被凯特琳改变了。

　　当时的医学院教育里，并没有正规的疼痛教育培训，接下来的几年里，芬利医生与和同事携手，改革了儿童疼痛在医学专业中的管理方式。尽管他一开始着手解决的是像凯特琳那样的儿童姑息治疗中的疼痛问题，但接下来他继续建立了在其他医院手术，例如骨髓活检中，给予儿童充分麻醉的做法。在面对众多急性和慢性疼痛的管理中，芬利意识需要多学科团队的合力，1995年，他与麦克格拉斯博士共同创立了哈利法克斯的儿童疼痛研究中心。

　　哈利法克斯、波士顿、哈特福德和西雅图的中心成为了小儿疼痛研究的大本营。1988年，第一届儿童疼痛国际论坛在西雅图召开，两年后，儿童疼痛专门研究小组成立，随后加入国际疼痛研究协会，逐步壮大发展。现在这已经成为一个由几百位儿童疼痛学者组成的核心组织。随着他们发展自己的专长，指导年轻的科学家和医生，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在过去三十年，儿童疼痛这个领域成长为单独的研究领域，并且细分出很多针对各种具体问题和状况的分支。北美建立了超过四十个跨学科的儿童疼痛诊所。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关于儿童和疼痛长期以来的误解以及文化障碍依然束缚着儿童疼痛管理的发展和普及。在医院或家中，孩子们实际接收到的对待和前沿学术研究已知的差距甚远。儿科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疼痛管理中心的Chambers 教授说，一项操作从医学院到临床应用大约平均需要十七年周期。通常也只有百分之十四的研究到达了医生的办公室。在此间的每一分每一秒，孩子都在忍受疼痛，家长也在忍受爱莫能助的无力感。

　　实际上，大人并非什么也不能做。 很多研究都显示，在相信孩子的描述，选择合适种类、剂量，面积的麻药或止疼药这些医疗措施之外，也有很多家长可以做的事情。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父母对孩子感受疼痛，恐惧，痛苦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但怎样影响，却比我们以为的复杂，甚至有点反直觉。 总体来说，父母的情绪对孩子的体验有影响，而且孩子可以穿过表面的语言，感受到父母的情绪。

　　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Rebecca Pillai Riddell做了一项涉及婴儿和学龄前儿童接种疫苗种父母影响的研究，她发现最能预测孩子打针前痛苦的因素是父母的行为。

　　如果父母在孩子打针前感到紧张和焦虑，孩子就会更紧张并感到更多的痛苦。相反，如果父母是平静的、实事求是的，并在注射过程中提供疼痛管理策略，那么孩子更有可能很好地应对并经历较少的疼痛。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儿科疼痛、健康和交流实验室主任Meghan McMurtry 调查了常规抽血过程中的父母行为，发现当父母试图用 别担心 和 没事 “这样的陈词滥调来安抚孩子时，孩子们理解到的是父母在害怕，因为父母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面部表情经常是担心紧张的。

　　相比之下，当父母平静地讨论与抽血无关的其他事情（如墙上的海报）时，孩子们认为父母不那么害怕。研究结果表明，当孩子认为父母焦虑痛苦时，自己也更害怕。所以，父母不慌张是孩子在面对压力和疼痛时保持平静，缓解痛感的关键因素。

　　也有学者研究了父母在手术室是否对儿童有帮助。他们惊讶的发现，有父母在场，并不足以减少孩子的焦虑或更加合作。因为有些父母看着孩子进入手术室自己会更觉焦虑，没办法有效安抚孩子。

　　这很自然，孩子的的惊恐和眼泪唤醒的常常是我们自己的疼痛回忆，而在很多人的童年里这是和无力，伤痛，被拒绝，被否定的感受相关联的，比如当年掉头逃命又被提溜回来按在椅子中的我自己。曾经被粗暴无视、慌张对待的场景从记忆的深海骤然涌现，这样的我们，又如何能够沉着自信的支持疼痛的孩子呢？所以呈现在孩子面前的父母，自然是心疼却恐慌的父母。

　　于是，研究者主张在给孩子进行疼痛管理的同时，对父母提供技术辅导和心理支持，让父母处于良好的状态才能为孩子提供支撑。在一项针对接受重大手术的儿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当父母在手术前将他们的孩子的疼痛灾难化时，这些孩子的疼痛强度比父母没有灾难化疼痛的一组孩子要高。父母的“灾难化“描述其实是源于信息缺乏和自己的慌张，手术前的充分沟通，让父母了解自己是否可以进入手术室，又如何能在手术室里发挥最大的作用就人们很有帮助。

　　北美有不少医院增加了对父母提供此类内容的帮助。比如梅奥诊所就配有儿科疼痛项目的心理学家与父母一起工作，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帮助父母管理自己的痛苦，并教他们如何支持孩子学习。同时类似It doesn’t have to hurt, The Comfort Ability, ChildKind 这样的组织也专门为家长提供关于儿童急性和慢性疼痛的知识培训和工作坊。ChildKind还开发了一个认证，提供给那些将儿童疼痛管理作为优先事项的医院，以便推动行业的发展和家长更好的选择。

　　这些培训中，有一些内容简单易操作并且具有充分的实证支持。比如在婴儿打针时，让家长把婴儿放在腿上抱着；让婴儿吮吸甜的东西， 比如沾了糖水的奶嘴；在注射之前或期间喂奶；当孩子大一些了， 鼓励他们深呼吸放松，使用一些分散注意力的办法。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则较少被家长得知。

　　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了解了人类对疼痛的感受是很主观的，它受到各种背景信息的影响，比如个人经历，记忆，社会环境，焦虑水平等等。而妙处也在于此，当生理因素只起到部分影响，心理或社会构建的因素也在其中起到作用，那就意味着我们就可以调节对疼痛的体验。

　　研究者们也确实发现，很多有效的帮助孩子管理疼痛感受的措施，短期看实在让孩子放松，缓解疼痛，但长期的目标，其实是在“篡改”和“对冲”孩子的对于打针，看医生，检查牙齿，进手术室等经历的体验和记忆。

　　这么做的前提是，疼痛感受的发生机制和记忆密切相关。前文提到了婴儿会记住的针头注射的疼痛，并在记忆中留下对医生和针头的恐惧。促成这个记忆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打针时剧烈的情绪，比如伤心、无助、绝望。而这些情绪，又会在记忆中留下更加负面的对于疼痛的感受。

　　而婴儿打针的体验也并非只是个人事务，它更是公共卫生的群体问题。调查发现60%的儿童和25%的成年人自报害怕打针，这部分人更倾向于拒绝注射非强制的疫苗，这些孩子的家长也更可能不再带他们去接种疫苗。但孩子总会因为其他情况接触针头，比如抽血检查，此时他们的反应可能会升级，强化负面的感受，使恐惧和痛苦和医院这个语境牢固的绑定。

　　但同时，记忆扮演的重要角色也让事情变得有转机。因为记忆是有弹性，可以被变更的。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临床心理学副教授梅兰妮. 诺埃尔的研究表明，儿童在一段时间之后对疼痛的记忆往往与他们最初对疼痛的评价不同，而且他们未来对同等事件的疼痛反应更接近记忆，而非最初评价。

　　在《儿科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儿童能够通过记住有关该事件的积极细节，如收到喜欢的卡通贴纸，选一个彩色的气球，来忘记痛苦经历的各个方面。因此，他们对即将发生的痛苦事件的焦虑程度较低，并能更好地应对它。这项研究表明，父母可以通过重新塑造孩子对过去的记忆来影响他们未来的疼痛反应。

　　例如，引导孩子回忆在接种疫苗时吃的棒棒糖，或者他们一起唱的歌从而转移该记忆的焦点。看到这里，我才意识到在在每一次看医生，都会拿到这样那样的“小恩小惠”，原来不是我原来想的那么简单，医院这些做法，其实就是在试图植入或者强化孩子对于医疗过程的积极感受，并相应的塑造记忆。

　　诺埃尔博士认为在医疗程序中有效控制儿童的疼痛当然重要，但她也对利用记忆的力量来减轻儿童随后的疼痛充满希望。“孩子们的记忆是如此具有可塑性和可塑性，我们发现，只要在事后与孩子们谈论他们的打针经历，实际上就可以改变他们的记忆。” 所以在注射后，你要强调你希望孩子记住的事情，建立他们对自己处理这件事能力的信心。这些叙述有助于以积极的方式重塑记忆，并为下一次建立儿童的自我效能感。

　　在痛苦的事件或经历发生后不久就谈论它们，但不要反复使用疼痛、哎哟和伤害等词语，或不断询问 “这里很疼么？还疼么？你今天有多疼？” 来唤起痛苦的感觉。相反，要关注经历的其他方面，如手术后带着冰棒来的亲切护士，或大厅里很酷的鱼缸。也可以谈论周末计划，或者玩一盘桌游游戏。

　　谈论孩子们在手术前、手术中或手术后用来促进自己平静的策略。例如，指出孩子在抽血时做了很好的深呼吸，或者在插管时专注于电子游戏。给予赞扬并提醒孩子们他们用来改善自己经历的技巧，对于有慢性病的孩子来说特别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反复接受痛苦的程序。

　　要明确的是，这么做不意味着父母忽略孩子的疼痛。相反，平静和鼓励的父母可以为疼痛中的孩子做的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帮助孩子建立自我效能感。疼痛和恐惧难以被消除，但困难的经历会变得可以忍受。

　　在全美国范围内，每天大约有八千名儿童在急诊室接受与运动有关的伤害治疗。在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中，每年有超过三百五十万人因运动伤害接受治疗。在高中生运动员中，每年有200万次运动伤害，50万次就医，3万次住院。

　　对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运动研究发现，骨折、扭伤、和撕裂伤等受伤率飙升。脑震荡也急剧上升。发表在《儿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对于7至17岁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从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间，在急诊科治疗的伤害增加了74%。另一项由世界顶尖的肌肉骨骼健康医疗中心，曼哈顿特殊外科医院（HSS）的小儿骨科医生丹尼尔.格林进行的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中，纽约州因运动而造成的膝伤导致儿童前交叉韧带（ACL）手术增加了三倍。

　　前十字韧带撕裂在全国各地参与竞技足球、长曲棍球、篮球、体操和其他运动的儿童中正变得普遍。女孩在运动时特别容易受到前十字韧带损伤，大多数研究表明这是由于解剖学、荷尔蒙和神经肌肉的差异造成的。HSS医院的骨科医生Robert Marx 表示 ：“无论何种性别，前十字韧带损伤都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病；我曾给7岁的儿童做过前十字韧带重建手术”。

　　根据STOP运动伤害组织的说法，儿童的肘部和肩部也很容易被拉伤和撕裂，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棒球、垒球和网球等运动时。发表在《美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一种以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投手汤米.约翰的名字命名的手术数量急剧上升。汤米.约翰手术过去是为大学甚至高中水平的孩子保留的，但现在受伤的孩子越来越年轻.

　　运动损伤造成的疼痛激增的背后，是近年来教育和养育文化的变迁。研究发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和儿童从事专一运动的年龄越来越早，运动强度越来越激烈有关系。一项又一项关于儿童运动疼痛和伤害模式的研究发现，全年从事单一运动的儿童疼痛和受伤的风险其他孩子高得多。

　　曾经的孩子在不同年纪，不同季节玩不同的运动，一年到头也也穿插了不少休息时间。身体各部位的肌肉和骨骼交替得以锻炼和休息。但现在的孩子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年纪越来越小，而且往往一年四季不间断的进行训练。每一项运动有其特定的动作，当这些动作被持续高强度重复，同样的肌肉、骨骼和关节就会被过度使用。

　　就背痛而言，不管年轻运动员是足球运动员、体操运动员还是摔跤运动员，如果全年持续一项运动，他们遭受急性和慢性背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近一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复性的动作和过度使用身体的相同部位导致了儿童和青少年的疼痛伤害。

　　不光是单一运动的年龄更小，运动的强度也更大了。当专业竞赛不断渗透到越来越年轻的儿童群体，儿童在运动中竞争更激烈，肢体冲撞更严重，训练也更严格，甚至粗暴。 更早的进行时间更长，更单一，更激烈的运动，孩子的身体付出了代价。

　　但公平的说，我们得承认运动对孩子益处多多。适度的体育活动可以促进健康，情绪和认知发展。负责任地参加体育活动也会降低儿童慢性疼痛的风险。在一些研究中，参加有组织的运动，比如游泳和足球，会让青少年患下背痛的风险降低，而花更多时间坐着的孩子则风险增加。当运动员暴露在热、压力和冷等疼痛刺激下时，他们对这些感觉的耐受力也比非运动员高。

　　其他研究通过神经影像学对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进行评估，发现定期体育活动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处理疼痛刺激的方式，并影响我们对疼痛的感知。诸如此类的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在预防和治疗慢性疼痛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是现代社会人们对运动一面倒的积极评价中，往往忽略了儿童在运动中的疼痛。人们理所应当的认为运动就该伴随疼痛。因为锻炼身体和意志，勇敢和毅力就是运动的意义之一。尽管这种理解存在的语境，是有前提条件的。

　　儿童的运动伤痛往往不是短暂的，它会长时间甚至一生伴随一个人。很多最终被交到儿科疼痛管理医生那里的孩子已经忍受了长期的疼痛，看过了儿科医生，骨科医生，风湿病医生、物理治疗师、按摩治疗师等等专家，他们会因此错过很长的学习时间，远离他们喜爱的运动，减少了和朋友的社交。这些生活节奏的打断，加上经历持续疼痛后经常出现的烦躁，让很多青少年情绪一落千丈。

　　益处和风险都是真实存在，我们无需因噎废食，却可以更好的预防和应对。两位作者的建议是：

　　推迟运动的专业化，尽量晚， 比如15或16岁，再让孩子投入到固定一种运动中，这样可以降低过度使用造成伤害的可能性。鼓励孩子在一年中进行各种运动，有助于加强不同的肌肉，并减少在一项活动上耗尽机会。

　　确保年轻运动员在整个赛季中每周休息两天。这并不意味着孩子们在休息日不能活动，他们可以在离开垒球场的日子里去游泳。鼓励孩子们在一年中至少抽出三个月的时间离开他们的主要运动，以一个月为一个阶段。在这期间，孩子们应该尝试其他体育活动，或者通过在户外和与朋友玩耍来保持活跃。

　　密切监督确实专注于某项运动的年轻运动员。理想情况下，与孩子的儿科医生、教练，或知识丰富的训练师合作，获得专业的指导。

　　去年的一天晚上，在在在高烧一天之后突然肚子剧烈疼痛。我们在联系好医生后，紧急开车送他去旧金山儿童医院看急诊。在从伯克利开车冲去三藩市的路上，在在一直痛苦的哭喊：“妈妈我肚子疼。” 我急的不知所措，就把手交给他，告诉他：“你感觉有多疼就多用力捏妈妈的手。”

　　说出话的在瞬间，我意识到这是小时候妈妈在我经历剧烈疼痛时用的办法。那时我真的感觉疼痛奇迹般的得到缓解，好几在挺过疼痛之后才看到她的手被我捏的发白。这个早以被埋葬在记忆的废墟中的举动，被在在的呼喊叫醒，毫无防备的在我身上重见天日。只是今天的我，扮演的是渴望分担孩子疼痛的角色。是疼痛，点燃了沉睡的神经网络。

　　前几天，奶奶突然发来微信，告诉我二舅奶奶得了新冠之后以后影响到了肾，疼的在床上打滚，几次掉下床来。最后浑身插着管子，在痛苦中死去。留下相伴一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的二舅爷爷整日以泪洗面。

　　疼痛不但作用于我们的肉体，也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之中。每个人都会在生命的早或晚，孤独的承受具体又完整的疼痛，但无论是婴儿，妇女，男人还是老人，群体文化对疼痛的理解，对人的关怀导致不同的临床实践，也会直接影响每个人的疼痛体验。

　　很多时候，疼痛和成就毫无关联，也不应该被道德化、浪漫化。它只是一种需要被缓解和减少的纯粹的折磨。当时代发展到科技似乎无所不能的今天，我们可不可以重视一些基本又原始的问题，比如让人，尤其是语言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还远未成熟的孩子，少一点疼痛和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