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无赖键盘失灵嘟嘟声“啥时候要娃”“家里孩子谁带”“准备生二孩吗”……这类追问，年轻夫妻并不陌生。

　　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49，跌破国际公认的1.5的警戒线。同年出生并已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共1003.5万，连续5年下跌。生育政策放开了，为啥众多夫妇“不敢生”“不愿生”？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0—3岁婴幼儿无人照护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专家表示，完善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体系，将对落实生育政策、保障职业女性就业权、促进经济和人口均衡发展等带来积极帮助。

　　一边是繁忙的工作节奏，一边是高昂的生活成本，生了娃给谁带？怎么带？一些“80后”“90后”夫妻选择将孩子托付给长辈。

　　“孩子的爷爷退休了，在家闲着没事，我们就请他帮忙带娃。”贵州省贵阳市居民陈先生的女儿今年2岁多，夫妻俩朝九晚五，父亲的支援极大缓解了家庭压力。不过，两代人教育观念的冲突让陈先生十分头疼。

　　“我父亲把他孙女宝贝得不得了。”陈先生说，对孙女的任何需求，爷爷都会想方设法满足，小两口虽理解“隔代亲”，但很担心过度溺爱不利于孩子成长。

　　长辈介入是中国家庭中较常见的托育方式，但伴随延迟退休、“全面二孩”等政策落地，长辈在子女生育时或者还未退休，或者年岁已高，传统的照护方式难以为继。一些条件允许的家庭则聘请家政人员照顾孩子饮食起居，然而家政市场鱼龙混杂，把仍在牙牙学语的孩子交给陌生人看护，许多家长还是放不下心。

　　今年全国两会上，0—3岁婴幼儿托育难的问题受到多位代表关注。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告诉本报记者，托育涵盖“托管”和“培育”两层涵义，无论是将孩子交给祖辈看管，还是花钱请家政人员照护，都只满足了基本的“托管”需求。出生1000天是个体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科学的培育方式对孩子成长尤为重要。

　　为了照料孩子，有些父母索性辞去工作，全身心在家带娃。不过，受传统性别观念影响，面对婴幼儿托育困境，往往女性做起“全职妈妈”，男性负责“赚钱养家”，看似各司其职，实则也引发了女性职场危机、家庭中父职缺失等一系列问题。

　　“随着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提升，职业女性在承担社会工作的同时，需要兼顾家务、生育、子女照料等多重责任。由于无人照料孩子，许多女性只好被迫中断就业，导致职业发展受阻。”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鸿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育龄母亲难以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取得平衡，导致生育意愿无法完全释放。中国新生儿数量的连年下跌，与此不无关系，解决婴幼儿托育难题的任务迫在眉睫。

　　中国托育服务发展曾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高峰。由于改革开放进程加快，社会发展对正规就业劳动力提出更大规模需求。为支持妇女就业，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街道社区在政策指导下共同作用，托幼事业势头旺盛。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原有的福利性托育体系逐步缩减。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印发，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料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

　　现有托育市场供给情况如何？托育质量是否满足相关标准？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向本报记者介绍，目前国内托育体系仍处于资源短缺、供不应需的状态。现有的托育机构存在质量参差不齐、收费普遍偏高、位置离家远等三大问题。

　　据洪秀敏团队早前对全国13个城市婴幼儿照护服务供需现状调研成果，有68.4%的家庭存在入托需求，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5.5%。在机构规范方面，17.6%的托育机构不满足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9年最新修订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人均3平方米室外面积”标准；22.2%的乳儿班、34.2%的托小班和59.1%的托大班的最大班额标准，不符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要求；还有25%的机构存在配餐难题。

　　托育机构少、市场不规范，相中一家托育机构可谓难上加难。“宝宝年龄小、不会表达，我们也担心老师的脾性、耐心等。”广州宝妈徐女士向记者道出众多家长共同的担忧：孩子在托儿所是否吃得好？作息是否规律？与老师和其他小朋友相处得好不好？……

　　不仅家长有顾虑，部分托育机构也表示“有一肚子苦水”。北京市一家托育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托班收费看似高昂，刨去场地租金、水电费、教师工资、后勤支出等日常运营成本，也只能基本维持收支平衡。还有些机构甚至入不敷出，最终亏损倒闭。

　　如何帮助家庭减轻婴幼儿照料负担？2019年，国家发改委、卫健委印发《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试行）》，提出坚持社会化发展托育服务，围绕“政府引导、多方参与、社会运营、普惠可及”，深入开展城企合作。“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新增示范性普惠托位50万个以上。

　　发展普惠托育体系，需政府、企事业单位、社区、家庭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在刘鸿雁看来，政府部门要有效利用并充分整合教育、民政、自然资源等部门资源，保障各部门政策协同推进，避免因政策落实或部门协同问题产生的监管空白；其次，注重提升托育服务能力和质量，包括加强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评价和监管体系的政策宣传；此外，强化托育机构准入管理、加快研制托育机构分级分类质量评估标准。

　　一些家长排不上托、不敢送托或不愿送托。对此，专家建议鼓励社区根据实际需求合理规划，就近提供社区托育点；发挥工会组织作用，鼓励企事业单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2岁以下托育服务的资源供给；在保证相关资质的基础上规范居家照护点，解决部分母亲的临时哺乳需求等。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将婴幼儿分为7—12个月、13—24个月、25—36个月3个不同阶段，从提供营养与喂养、睡眠、生活与卫生习惯、动作、语言、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指导托育机构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科学、规范的照护服务。

　　作为此《大纲》起草团队主要成员之一，洪秀敏认为，保障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是托育机构的底线，机构保育人员应具备安全防护、营养膳食、应急预案和疾病防控等相关常识。在此基础上，根据3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做好不同年龄阶段的科学保育，提供有品质的服务。“比如敏感观察孩子的表情、动作等信号，根据个体差异及时回应，满足孩子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需求。”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2020年下半年起各地托育服务逐渐复苏，各项优惠政策也在不同地区逐步落实。“就实地调研成果来看，部分机构已获得当地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支持，比如水电煤气依照民用价格标准收费；发改委给予改扩建专项经费支持；在土地使用、房屋租赁方面给予优惠等。”刘鸿雁说。

　　目前，北京、上海、广东等多地已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和税收等方式，引导与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不过，各地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贫困地区的托育难题如何缓解？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李伟表示，可考虑将欠发达地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发挥计生协、公益基金会等组织作用，探索多样化、全覆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模式。

　　政策“组合拳”给普惠托育体系指明了方向，政府部门“真金白银”的支持也正为婴幼儿托育市场兴起创造利好。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数据显示，2020年，27个省（区、市）的290余个城市参与普惠托育机构试点，中央预算内投资采用补助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给予1万元补贴，直接带动新增10万个托位。做好托育服务“后勤员”，将推动落实生育政策、助力社会性别平等、促进家庭关系和谐，让千万家庭真正实现“敢生”“能养”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