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内有仙“隔代抚育”是我国目前主要的育儿形式之一。在年轻人工作越来越忙碌、家庭代际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家庭育儿很多时候处于两代人齐上阵的状态。人们很难简单地将两代人归纳为“无私的奉献者”和“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因为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并非简单的好与坏，而是夹杂着现实妥协、情感让渡、责任边际模糊以及代际冲突难以避免的斑驳图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隔代抚育”一方面是当代小家庭的“帮扶者”，另一方面也成为家庭矛盾与养育理念冲突的导火索。

　　年轻夫妇因工作繁忙，且缺乏更多优质育儿资源，时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而依靠老一辈带娃，又可能面临老人身心压力陡增、晚年生活品质需求提高、抚育意愿降低、只催生不愿带、科学抚育能力不足等多种问题。

　　同在一个屋檐下，家庭内部的多重亲密关系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和考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碰撞、撕扯，在独立与依赖之间摇摆、纠结。

　　给负重前行的“隔代抚育”解压松绑，成为万千家庭的呼唤；发展社会化普惠托育服务，成为“三孩时代”的期盼。

　　祖辈帮忙育儿是我国延续千年的传统。但随着时代快速发展和社会急剧转型，年轻父母生活工作半径不断扩大，知识水平不断提高，与老一辈观念分歧逐渐加深，依旧延续的这种祖孙三代共处的家庭模式导致矛盾层出不穷。

　　在一些矛盾较深的家庭里，巨大的精神压力捆绑着每一位家庭成员。尤其是对于发泄找不到渠道、身体日益变差的老人来说，处于更不利的状态。“养完儿子养孙子”，老有所养竟是这个意思？岁月迟暮，老人究竟该继续发挥“燃灯精神”，还是为自己而活？

　　面对现实，众多家庭当前只能在隔代育儿的撕扯中磕磕绊绊前行，许多老人还要在“祖孙同堂、其乐融融”的表象下不断妥协和奉献。

　　祖孙同堂，既是一种血脉的延续，也是一种亲情的见证。孙辈的出生，往往让老人感觉欣喜和幸福，但“隔代抚育”，三世同堂，现实磨砺之下也让一些家庭埋下随时可能被引爆的雷。

　　58岁的张巧霞最近很忙，4岁的外孙女感冒后变得更加黏人。张巧霞不仅要独自带去推拿，还得细心照顾吃喝，耐心陪伴玩耍。“女婿在外地工作周末才能回来，女儿工作也忙，天天加班，只能我多承担多操心。”她说。

　　张巧霞是宁夏固原人，3年前退休后去成都帮独生女儿带娃。老伴尚未退休，这几年她只能在节假日或有事时匆忙回趟老家。“老伴自己在家没人照料，我很不放心，可我多待一天，女儿就得请假或者把孩子带去单位，很不方便。”

　　2020年1月2日，广东茂名，路旁推着婴儿车的奶奶（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作为双职工家庭，张巧霞的女儿就是自己父母帮忙养大的。所以，尽管自己的风湿老毛病在成都更加严重，带孩子事情繁杂琐碎、责任大压力大，张巧霞依然觉得这是自己该尽的义务。

　　像张巧霞这样的老人比比皆是。对于家住银川的严爷爷来说，自从两个儿子结婚生子，夫妻俩就当起了“牛郎织女”，一人帮一个儿子照顾孩子，周末才能聚在一起。十几年过去，眼看孩子长大，就在老两口觉得“快要解放了”时，一个儿子生了二胎，他们就只能继续“发光发热”。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2017年在北京、广州、成都等6个城市开展的“中国城市家庭教养中祖辈参与问题研究”显示，79.7%的城市家庭存在祖辈参与儿童教养的情况，且儿童年龄越小，祖辈参与教养的比例就越高。

　　走访小区、公园、学校不难发现，不仅带着孩子遛弯、玩耍的八九成是老人，承担接送上下学责任的也多是老人。在一个小区广场，半月谈记者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提着滑板车，费力地追在小孙女后面，气喘吁吁。“当年带大孙女，还不觉得太吃力，现在体力和精力真是跟不上了，不追怕出事，追又追不上，难啊！”

　　尽管祖辈有更多人生阅历，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犯错的包容度更高，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年轻父母的经验短板，中和他们的育儿焦虑，但这种模式导致的一些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也不容忽视。

　　从“是否剃头发”到“穿多少衣服”，从“吃盐有劲”到“追逐喂饭”，从“这边立规矩”到“那边拆台惯毛病”……自女儿出生，张女士和父母之间就如何带孩子发生的争吵就没有停过。

　　宁夏大学心理学专家王淑莲说，隔代育儿最大的弊端就是祖辈更倾向于传统经验，不能与时俱进，与年轻父母在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有差异。同时，隔代亲在育儿时还缺乏边界意识和原则，从而滋生家庭矛盾。

　　“别说普通祖辈，我是心理方面专家，但在面对自己孙子时，有时候也会在奶奶和专家的角色中摇摆。从专家的角度应该对孩子的一些要求和行为说‘不’，但作为奶奶，看着可爱的孙子就会放松要求。”王淑莲说。

　　王淑莲认为，照顾孩子是需要付出全部体力和精力的事情，持续时间又长，这对于六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辛苦不言而喻。不论老人照顾得如何，年轻父母首先要心怀感恩，多看多夸长处，不要老盯着短处。老年人也要与时俱进，我国医疗卫生观念、教育理念相比几十年前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要总拿老经验说事，要相信科学。

　　隔代育儿造就“老漂族”，衍生多方面问题。老年人通常被认为是流动性较低的群体，然而，随着年轻人越走越远，老年人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不得不“漂”在陌生的城市，面临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两地分居、异地就医难等种种问题。

　　张巧霞说，尽管自己已经备案了异地就医，但只有住院时才能享受政策优惠，门诊就医回原籍不现实，自费又贵。“小区里很多外地来看娃的老人都面临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无奈，特别希望政府能早日解决。”

　　之江实验室智能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平认为，现在的老年人和以前也不一样了，高品质养老需求的上升和照顾孩子之间产生了冲突矛盾。当下很多老年人对于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生活品质的要求，远远高于上一代老年人。他们有一种自我独立的需求，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不仅是城市，一些农村地区的老年人也越来越有这个想法。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为子女服务，或者说无条件为家庭奉献的个体，而是认为自己应该有高品质的生活，有自己自由生活的权利。

　　何况，由老年人带孩子，在他们年纪不那么大时或许还说得过去，如果他们年事已高，仍让他们去做这么辛苦的事，甚至还要带二胎三胎，确实不合情理。

　　尽管许多家庭都意识到隔代育儿的问题，但大多数普通家庭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夫妻中一方辞职，家政服务水平的参差不齐也让他们不放心保姆独自带娃，因此只能把隔代育儿进行到底。

　　当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在喜悦和幸福的同时，新的矛盾和难题也不期而至，令人头疼。当产假结束，年轻人需要回归社会时，长辈们“披挂上阵”，成为育儿主力军。原本相安无事的两代人之间，矛盾就可能潜滋暗长。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单元，不断改变的现实生活和价值观念碰撞加上代际鸿沟，导致同一个屋檐下的多重亲密关系面临诸多变数，家庭矛盾易发多发。

　　“我怎么做都不对！”如果不是亲耳听到，很难相信，同样一句话出现在相互指责的母女二人口中。

　　65岁的老人李鲜华帮着女儿带了两年外孙，憋了一肚子委屈。在她看来，自己退休后来帮忙带孩子是一种牺牲，然而女儿不仅不感激，还对她的很多行为不满意，指责她带孩子的方式方法不对。

　　“不要随便给孩子买零食，不健康；给孩子做饭不能加酱油，不健康；你买的玩具不好，你买的衣服不好；不要说他胆子小，不要吓唬他；不要给他看手机。”李鲜华一口气说了一大堆。

　　李鲜华的女儿刘娜也很委屈，她坦言母亲牺牲很大，但不能因为老人帮忙带孩子，就认为她做什么都是对的。

　　刘娜说，自从母亲跟她一起生活，自己似乎又成了不懂事的孩子，哪儿哪儿都不对。“我好像时时刻刻都被她控制着，太令人抓狂了。”

　　让80后宋浩为难的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母亲对他们夫妻俩的消费习惯不理解。“买这么多鞋穿得过来吗？买这么多个包，背得过来吗？”“口口声声说还房贷压力大，为什么还总点外卖？”宋浩不知该如何解释，老人才能释怀。

　　黄梅戏唱道“夫妻双双把家还”，但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双职工”各自忙碌，可能需要“996”，可能需要聚会应酬，许多人还要经过超长通勤、挤过晚高峰才能到家，双方能一起吃饭都很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育儿困难过多，会造成孩子父母压力过大，这种压力也容易传导到孩子身上，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当前，不少一孩家庭都面临育儿困难，如果考虑二孩、三孩，就会面临更多挑战。

　　婚姻使夫妻成为“合伙人”，面对家庭责任、义务，就应该明确分工、并肩作战、共同分担，互相提供温暖和力量支撑，谁也不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婆媳关系一向被称为家庭永恒的难题，具有相似性和普遍性。基于我国传统，育儿大多是婆婆或丈母娘来帮忙。婆媳本无血缘关系，因为一段婚姻而变成亲人。有了孩子之后，婆婆喜欢替儿子分担、看孙辈成长，喜欢用自己的经验来指导儿媳，这往往导致具有现代意识的儿媳的反感。婆媳生活在一起时间长了，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增加夫妻矛盾，从而让家庭矛盾趋于激烈。

　　2018年 11月 3 日，济南，天天对奶奶比较依赖，看到奶奶进屋，立马从床上跳到了奶奶身上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婆媳相处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各自守好自己的边界。互相帮衬而不动辄越界，就是最好。

　　人们常说 “隔代亲”。的确，老人对孩子的感情相比于父母对孩子的感情不太一样。不过，缺点也相对明显——老人带，存在隔代宠等问题。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两代人知识层面不一样，视野不一样，反应程度不一样等。所以，老人带小孩的话，肯定是跟父母带不一样的，包括对电子产品的管控、对整个信息社会的接受程度、与学校的沟通等，都存在差异。

　　在三代同堂家庭中，应以孩子父母为核心。父母对子女有直接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推给老人了事，要多跟老人沟通解释。老人也不应把孙辈视为情感的所有寄托，甚至争夺孙辈。老人应当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孩子，坚持原则和底线，不纵容孩子的一些不利于成长的行为。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老人既然承担了一部分父母的责任，也应秉持这样的原则。同时，要有明确的“界限感”，在父母教育孩子时不要“护短”，维护父母的尊严。

　　因为女性往往更擅长照顾孩子，退休也较早，所以往往是奶奶或姥姥照顾孙辈，爷爷或姥爷则在老家务农、工作或照顾更老的老人。不少老年人感慨，带娃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在大城市做“老漂族”有诸多问题，身体、心理不适，孤独感、自卑感经常涌上心头，却无人倾诉，还挂念在老家的老伴。

　　从社会管理层面，应落实老年人异地医保措施，在社区医院建立老年人心理健康科室，规范家政保姆市场，保障退休金发放等。从家庭层面，孩子父母应该对孩子承担主要抚养义务，对老年人肯帮忙心存感激，多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鼓励分居两地的老人多视频聊天。偶尔给老人“放放假”，让其回家团聚，到孩子能自主上下学时，就尽早结束老人的分居生活。

　　其实不难看出，上述种种关系里，只有夫妻关系才是最基本的，婆媳关系、祖孙关系，按理说是不应该时刻捆绑在一起的。许多家庭或是出于现实压力，或是出于亲情，还无法做到对这些亲密关系“断舍离”：老人一方面承受身心压力帮助子女照顾家庭，一方面又离不开子孙绕膝的感觉；子女一方面对隔代育儿有诸多抱怨，一方面又难以承受没有老人帮忙的压力。因此，矛盾才会一再涌现。

　　亲密关系适度“断舍离”并非抛弃亲情。再好的亲情，也需要喘息的空间，传统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显然已无法适应当下社会。如何尽快完成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转型，是家庭、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认为，同住一个屋檐下，代际间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同，难免产生摩擦和彼此适应性问题，在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居住空间相对狭小的城市家庭更是如此。

　　此类家庭矛盾背后实际上是育儿责任的合理分担问题。祖辈无论是心甘情愿地承担照料孙辈的责任，还是选择享受宽松自由的晚年生活，都应该被认可和尊重。当前需要尽快完善社会化普惠托育服务，解除家庭的育儿之困。（作者梁晨系工信部新闻宣传中心编辑，王春燕、李平系半月谈记者）

　　0～3岁幼儿照看问题横在年轻父母眼前，压在祖辈肩上。为破解这一难题，托育、亲子早教园等社会公共服务正在探索中不断发展。

　　“把孩子送托简直是救了命。”家住成都市高新区的王琳和爱人正值事业上升期，儿子已经快2岁了，交由双方长辈轮流照看。老人的过度宠溺导致孩子脾气越来越大，有基础病的奶奶和外婆也相继因劳累病倒。

　　通过朋友介绍，王琳找到小区里一家托育机构，早上8点入园，下午5点接娃，一日三餐都能在托育机构解决。入托两个月，老人身体渐渐恢复，孩子生活更有规律，还学会了自主进食，不用在家追着喂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介绍，2019年以来国家出台多个文件，对大力发展托育服务，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出了明确要求，初步建立了托育服务标准规范体系。

　　今年8月，发展改革委下达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70亿元，支持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改善养老、托育服务基础设施条件，不断发展和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除了托育服务，各地社区和早期教育机构等也在积极探索多元方式，赋能早期教育，减轻家庭带娃负担。

　　在成都市成华区天长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童萌亲子园”，年近60岁的廖玲带着2岁的外孙女鱼丸，与老师一起跟着早教儿歌《Baby Shark》开心地跳着。一曲结束，鱼丸又在老师的引导下玩起了抛球。这样一节亲子早教课45分钟，加上课前课后的玩耍，鱼丸周一到周五每天都可以在这里待上小半天，每个月收费499元。

　　“之前商场、公园、小区都耍烦了，简直不晓得咋带，累得很。我现在回去还会教她爸妈咋跟娃娃耍。”从西昌搬到成都来帮女儿带娃的廖玲，在亲子园还交到了朋友，带娃的日子变得愉快多了。

　　成都童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郭丹介绍，在家门口搭建场所缓解老人独自带娃的焦虑和压力，需求十分旺盛。童萌亲子园通过“公益+低价收费”方式，入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优质的亲子服务。

　　童萌亲子园目前已在四川、广东、江苏等9省份建立亲子园100余个，服务全国2万余有0～3岁婴幼儿的家庭，布点和规模仍在不断扩张。

　　为了更好地探索社区家庭早教模式，今年3月，成都市金牛区成立了四川省首个区县儿童早期教育与发展研究培训中心。过去3年，金牛社区早教项目已服务社区0～3岁婴幼儿及家庭超过10万人次。

　　杨文庄认为，解决生育养育难题，要紧盯生育养育成本高这个核心问题，降成本、提质量，对标公办、普惠幼儿园收费标准，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为了努力实现“十四五”规划中每千人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的目标，各级政府纷纷行动起来，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普惠托育事业。

　　但招生压力大、投资回本慢、备案路径不够清晰等现实问题，让一些想要从事普惠托育服务的企业头疼不已。

　　成都幼力星球托育中心是一家依托于社区的普惠性托育机构，目前在成都有两家分园，招生规模均在45人左右，收费每月2000余元，属于典型的中小型普惠托育机构。

　　成都幼力星球托育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宁介绍，由于普惠托育收费较低，在社区优惠了托育场地水电费和房租的情况下，需要满班运行才能保证不亏本，招生压力很大。在正常运营情况下，至少需要4年回本，第5年才能真正盈利。

　　招生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幼儿从入托到上幼儿园大多只有1年，入托时间短，流动性大；二是非一线城市老人代养经济成本尚可接受，送托意愿相比北上广等城市更弱；三是托育行业缺乏专业营销人才。

　　去年12月，一家尝试在成都运营社区普惠托育的连锁早教机构，在艰难运营数月后，因定价过低且生源不足，资金链断裂，以失败收场。

　　受访托育机构运营者认为，许多投身普惠托育的企业最初都希望响应政策号召，为降低社会养育负担出一份力。在办托过程中，他们也确实眼看着许多父母、老人从压得喘不过气的养育负担中被解放，化解了许多家庭矛盾，“但我们首先要‘活下来’，希望相关部门能帮我们出谋划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幼有所育和老有所养都是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组成部分，一老一小同步推进才能形成合力。受访专家建议，为了避免走弯路、走错路，应进一步完善托育相关立法和现有托育服务政策。

　　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明确规定了托育服务的发展原则、支持措施、工作机制和罚则，为托育服务规范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认为，托育服务政策落地需要强化制度刚性。他建议，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完成后应及时跟进，围绕托育服务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将现有行业标准、指南中的基本要求，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将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清楚。

　　杨文庄表示，要继续推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撬动作用，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和公办机构，发展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和综合托育服务机构。特别是鼓励国有企业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此外，应当从建立家长信心出发，科学设置托育机构质量和安全规范。据张力介绍，国家卫健委组织编写了《托育机构婴幼儿伤害预防指南（试行）》《托育机构保育指导大纲（试行）》，这些举措未来将与修订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形成合力，共同提振家长信心。

　　在张力看来，相关主管部门还会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规范家庭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模式。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夏学民认为，为更好更专业地照顾0～3岁孩子，我们可以像发展养老护理员那样，鼓励发展育婴师职业。这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培养渠道有很多，可以在社会上考证，可以在学校里培养，也可以通过成人教育、高水平职业教育等，促进在岗在职人员转岗转业。原标题：《给“隔代抚育”松绑》策划、编辑：张曦 郑雪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