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体解剖授业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

　　本周的“一周新书风向标”又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将不单单把好书列出来写一段推荐语，我们还会尽可能地在自己阅读效率允许的范围内，对读者们关注的或刚刚出版的书籍给出自己的看法。如果一本新书的内容非常精彩，我们会不遗余力地给出推荐，如果一本书的内容与其关注度不符，我们也将会在参考意见中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为了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对某本书的态度，我们还会增加一个“推荐指数”，类似豆瓣评分。

　　当然，任何阅读的判断都是个人的，我们的意见未必正确，甚至有可能是偏见，但它们一定是真诚的。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意见，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份阅读指南（毕竟，这个事情可能还要冒着得罪出版社的风险）。如果你有比较犹豫的、想要知道我们态度的新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也将尽快给出自己的看法。

　　2020年3月，韩国N号房事件被广泛报道，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与讨论。这本书的作者“追踪团火花”（火与丹）便是这起犯罪事件最初的报道者和报警人。2019年7月，还是大学生的火与丹在参加韩国新闻通信振兴会的“深度报道”征集活动时发现了社交软件Telegram上多个以散播成年及未成年女性性剥削视频的聊天室，在超过一年的潜伏取证期间，她们揭露报道、与警方联合调查，最终，这起26万人参与的数码性犯罪事实终于浮出水面。

　　揪着心读完这本书，放下之后却是鼓舞与无力交织在一起。很难想象，涉案人数如此庞大的数码性犯罪事件竟然是由两位在校的大学生曝光并推动调查的。而这本书不仅记录了N号房事件的发现追踪过程，也诉说了两位作者在过程之中所经历的愤怒、纠结、怀疑、幻灭与害怕。在这场悬殊的战斗中，她们彼此鼓舞，与受害者们站在一起，不断与“受害者有罪论”“根植于社会中的强奸文化”斗争，这或许能为同样在为女性权益战斗着的人们带去些微的希望与勇气。

　　值得提到的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有关两位女性的成长经历与性别身份的思考。她们在成长过程中的疑惑、挣扎、蜕变让人动容，也会让读者想起更多女性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不断被劫夺的可能性。或许正是这种精神的相连，才让她们，也是我们能够始终站在一起。印象很深的一段，是两位作者解释为什么要取名“火花”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总有一天会凋谢的花，而是燃烧的火花。我们要切断将女性视为漂亮的花朵，最终和性器官画上等号的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纽带。我们不是花，而是火花！”

　　N号房事件已过去近两年，其间，N号房房主赵主彬也在去年10月正式被法院判处42年有期徒刑，《N号房防止法》将未成年性自主决定权年龄从13周岁提高到16周岁，也加重了对数码性犯罪的量刑。但不可否认的是，数码性犯罪仍然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近期就有不少聊天室被曝光（例如，“北青深一度”发布的《那些被“上传”到聊天室的女孩们 深度报道》），尽管文中报道的受害者们主动搜集证据并报警，但结果并不乐观，加害者们因此肆无忌惮。这也提醒着我们，如何根除数码性犯罪已是迫在眉睫的社会问题，不仅需要更为完善的立法保障、相关部门对此类犯罪事件的重视，仍然需要更多人的发声与追问。

　　就近些年的新书来看，“无聊”这一主题并不算新奇。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更多地转向内心的意义寻求，这也使得无聊这种流行于当代的情绪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书评周刊也曾在专题《后现代情绪指南》中讨论过这一问题。不过，目前许多介绍无聊的书籍都更多从文化和哲学的意义入手分析它，例如马克·金维尔的《解剖无聊》。相比之下，由两位心理学教授撰写的这本小书则很好地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做了补充。

　　《我们为何无聊》的一大亮点在于通过最前沿的一些实证研究阐释了无聊产生的机理。作者的核心观点是，无聊本质上是一种在“对欲望的欲望”中产生的情绪：我们有极其强烈的想做某事的冲动，但却受困于种种条件无法行动。说到底，它体现着人类对意义的焦虑，因此它也不止是一种百无聊赖的状态，同样可能导向群体愤怒甚至是沙文主义。借助无聊这一窗口，我们也能窥见当下所处的这个愈发极端的时代背后运作的一些机理。

　　本书是《卫报》2020年的年度新知图书，篇幅不长，但类似的新颖洞见很多，不过其实作者的叙述还可以更精简一些。此外，在书的末尾，两位作者认为摆脱无聊需要进入“心流状态”，然而读者们难免会有疑问，如果能进入心流，人又怎么会无聊呢？书写无聊的书籍或许都会遭遇一个“该怎么做”的拷问，不过，作者或许会援引书中的观点，认为我们不必回答这个问题：只要人依然是追求意义且永不满足的动物，无聊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能被一劳永逸解决的问题。

　　保罗·策兰的诗如此曲折晦涩，以致让缺乏足够耐心的读者望而生畏；即便读完他的某本诗集，留在脑海中的也更多是费解的灰色迷雾而非一种确定的指向。策兰的诗是无法理解的吗？还是说，当父母先后死在米哈洛夫卡集中营后，携带重大个人创伤的策兰写下的只是语言游戏，是某种所谓“纯文字”？

　　事实上，即便无法确认策兰一些诗的指向，我们也知道，策兰的诗有确凿的现实性，就像其代表作《死亡赋格》中的“死亡是来自德国的大师”所告诉我们的（德国、犹太人和死亡在二战期间的关系无需赘言）。《策兰传》的作者沃夫冈·埃梅里希在导言中特地强调了策兰的诗学，即“今日之诗”，“书写时代诗歌”，这是一种与“当下”对应的“尖音符”。在诗集被公众视为“密闭的”诗后，策兰反应激烈，还曾对朋友说：“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在另一处，策兰有类似的表述，他说：“我从未写过一行与我之存在无关的文字，我是一个——你也看到了——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策兰几乎在要求读者将自己视为“现实主义者”，这也是理解他的前提。

　　不过，就像埃梅里希强调的另外一点所提示的，策兰是用“资讯码”（比如一个日期，“1月20日”）写诗的人，而非创作一种可以让人凭借习惯性的阅读和思维方式就可进入并理解的诗。重要的是“资讯码”，以及它所蕴涵的丰富意义。这也为埃梅里希为策兰立传提供了合理性。当我们真正了解了策兰的生平（包括他的生命经历、存在方式和思想轨迹），他的诗也逐渐露出可触及的真实面貌。

　　但策兰的“资讯码”又是极为复杂和凝练的，他在读者面前立下的“语言栅栏”又如此坚实，陌生性永远无法成为熟悉感，更无法成为一种亲密性。这种陌生性恰恰是策兰诗歌的独特性，它暗示着一种根本性的差异，一种特殊的存在，一个无法弥合的深刻伤口，“只有尊重诗作的陌生性，才有权阅读它们”。

　　每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独特的氛围感，能让身处其中的人有不一样的感受，但是，想把这些隐形的感触写出来，却并非易事。即使是纽约这样特点极为明显的城市，想要捕捉到城市生活节奏中最核心的音符，除了需要一双可以捕捉细节的耳朵外，同时还需要一双具有足够天赋将其重新弹奏叙述的双手。科尔森·怀特黑德的非虚构作品《纽约巨像》是一部短小精悍的作品，作者借助十三个纽约的地标性建筑——例如布鲁克林大桥、百老汇、中央公园等，来呈现纽约的城市氛围。对纽约的生活状况和城市居民挣扎的状态，没有人会有过多需要探寻的问题，也没有人想要在这样的书中找到什么剖析或答案，但只要那些单纯的句子出现在页面上——

　　“这座城市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你，它目睹过你孤独的样子，也看到过你在找工作的路上给自己打气，它陪着你在约会后的深夜里散步回家，见到你在人行道上无缘无故地摔倒。它看到过从十ニ层高楼上的空调外机里落下的一滴冰水，砸在你的脸上后你咧嘴的样子，也看到过你白天偷偷去看电影，从影院出来时迷茫的样子——你没想到看了这么长的电影之后，外面还是明亮的白昼。它看到你拿到钥匙后，在大街上跑着去开门，那是第一所属于你自己的公寓。城市把这些尽收眼底，永远不会遗忘。”

　　当看到这些句子后，每个在城市里生活打拼的人都会内心一震，在孤独的叙述中找到一两帧自己生活的影子。《纽约巨像》作为一本有着浓郁孤独气息的非虚构书籍，让读者重新感受到了在如今已经并不多见的、纯粹的散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