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途多开启动器唐代时尚所表现出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它是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以及模仿与竞争的游戏，但它并非由一个可控的自我塑造过程来承载，倒像是“身体-服饰-社会意义”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

　　2014年12月，一部讲述武则天（624-705）生平的电视剧《武媚娘》因为技术原因暂停播出。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朝，690-705）并且登基成为皇帝的女性。这次突然停播实际上是对（剧中）唐朝服装低领口的回应，这样的服饰暴露了太多乳沟。2015年1月该剧重新上线播放，相关镜头经过了剪辑，以女性的脸部特写取代了宽屏镜头，剪掉了她们的身体。剪辑后的版本引起了观众的热议，人们在网络上争论此般“袒胸露乳”是否准确地代表了唐代（618-907）的着装风格。可见，现在和过去一样，唐代妇女的着装习惯招来了非议。

　　在唐朝，官员们担心的不是女性袒露的乳沟，而是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妇女想要根据个人品味而非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穿着的欲望。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我们来思考关于太平公主的一件轶事（713），她是武则天与唐高宗（649-683年在位）最有权势的女儿。在唐高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太平公主出现时，身穿一件紫色长袍，配有武官装备，腰系玉带，头戴一顶黑色丝绸制成的头巾状的帽子。接下来，她为高宗和武后表演了一段歌舞。看着女儿这身装扮舞蹈，帝后二人都觉得新奇而有趣。此曲舞毕，他们笑着责备女儿：“女子不可以当武官，你怎么穿成这样呢？”《书》的作者把这件事列为唐代“服妖”现象，认为这是一个预兆：当武则天登基称帝时，性别角色的颠倒将会降临这个王朝。太平公主女扮男装的事件及其在断代史中的流传，说明了两个道理：其一，服装行为关乎政治和道德，所以有必要加以记录和解释；其二，装扮的方式只有通过穿戴者展示在观众面前才能获得意义。公主群体是丰富的符号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世界里她们穿什么和怎么穿，与图像描绘和文字阐述一起，构成了生活经验的基础。太平公主通过穿上武官的服装，创造并扮演了一个不同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因为太平公主所处时代背景下的性别政治特征而变得格外清晰且有意义。她以自己的示范，展现服装具有阐发权力、性别和道德等观念的能力，并将服饰作为一种时尚手段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拼接丝绸。这件作品是由20多件丝织品组合而成，包括绫、锦、夹缬绢、绮和刺绣等。单个碎片可追溯至唐代的不同时期。

　　本书所描写的唐代人物都属于中古时段的时尚体系，这与我们现今品牌文化和大众传媒中的时尚完全不同，但它仍然可以被定义为时尚。正如前文太平公主事例所呈现的那样，时尚首先是一种创造意义的实践，它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在社会群体中构建出一种存在感和个性。时尚在中国唐朝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实现了形象化和自我塑造的过程。通过解读“时尚”，可以掌握古代礼仪制度和官方服饰规范的密码，从而开始进一步的思考：如何把穿着衣物的身体当作展现社会地位的载体。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时尚与唐代宫廷文化、国家财政、视觉文化、纺织技术以及文学体裁都有密切的联系。

　　若要真正理解中国唐朝时尚体系中多元且看似矛盾的诸多史实，我们必须如学者安·罗莎琳德·琼斯（Ann Rosalind Jones）和彼得·斯塔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所言：“挣脱我们的社会分类，在这种社会分类中主体先于客体，穿戴者先于其所穿戴的衣物。”这是他们在深入研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服饰史中强调的观点。唐朝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受到世界瞩目的黄金时代，其特征在于惊人的经济增长、政治革新、艺术和文学的高度繁荣以及频繁的对外交往。在唐代统治的鼎盛时期，都城长安是中世纪（476-1453）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拥有超过100万的居民。唐帝国成长为强大的势力，其影响范围遍及东亚内外，并且广泛吸收和促进了跨地区的商业、知识、宗教和艺术交流。从动态上看，唐帝国的地理与文化轮廓不断随着纳入其行政框架的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的变化而变化。与此同时，朝廷试图在整个广袤的疆域内推行古典理念下的传统治理制度，即维护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稳定的等级制社会。上述帝国扩张与推行传统的期望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也反映在这一时代所形成的时尚体系中。

　　时尚与变化的渴望紧密关联，它的存在伴随着一种长期的观念，那就是服装必须与穿着它的身体保持一致，而且毫无疑问地代表着穿着者的地位。前文讲到唐高宗对太平公主着武官服饰亮相之事的反应，表现出服饰是如何被理解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然而，此番服装展示由太平公主来进行，甚至被官方史料的书写者以道德劝谏的形式叙述，这表明服饰也是一个反抗地位与性别之既定观念的焦点。尽管有禁奢令试图规范服饰的制作，即依据穿着者的地位和等级来限定能够穿着的服装形式，但纺织品生产革新所带来的创新可能性和外国装饰模式与传统风格的碰撞，使时尚成为一股变革的力量。通过将图像及文字描述中的精英阶层服饰、出土的纺织品与当时的限奢法令都纳入学术讨论，笔者希望本书能够为读者展示唐人对物质事物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构建起了时尚世界。这种对于感官材料的渴望极为明显地表现在了人们对丝织品的需求上。

　　在唐代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人对纺织品及其生产和使用毫不关心。作为个人和国家价值的终极体现，纺织品在实现权力、财富、身份方面都有明确且公开的中心地位。以上重要性使唐朝纺织品在今天能为人们所见，我们可以看到其残片在精英群体的墓葬中保存，在唐帝国西部边境的敦煌藏经洞中以佛经裹布及巾旗的形态尘封千年直至20世纪初被发现，在皇家宝库中被视为珍贵文物妥善保管。

　　盛装的欲望往往与唐代女性中居住在宫城和皇城的公主、嫔妃、舞者、高官重臣的妻妾们紧密相关，她们在服饰方面争夺高下的竞赛被嘲讽为社会混乱的一个因素。这些女性中最为人熟知的是杨贵妃（719-756），她是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最宠爱的妃子。一部分人认为，杨贵妃“恶名昭彰”，正是她对感官享乐的嗜好导致唐玄宗失去了皇位。据记载，唐玄宗在常规配置的基础上，额外派遣700名工匠为杨贵妃及其侍从织造和刺绣，另有几百名工匠为她们雕刻和铸造珍贵的饰品。地方官员如扬州、益州、岭表的刺史甚至遍寻能工巧匠制作稀有的器物和独特的服装献给她。人们痛斥杨贵妃几乎造成了唐王朝的毁灭，但在其死后的几个世纪里，她和她传说中丰满的体态继续主导着大众对美人的幻想。杨贵妃丰腴的身材和享乐的欲望体现了这个王朝的意识形态叙事，成为帝国堕落的永恒象征。杨贵妃的遗产中有诸多内容可以揭示推动唐代时尚发展的力量，也显示出男性史料书写者热衷于宣扬的一个理念：女性与物质享乐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本书确定并详细阐述了驱动时尚发展的两个“马达”。一是纺织业，它为服饰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图案、染色、印花和刺绣织物。朝廷对丝绸的渴望和需求，以及国家疆域扩张所带来的异域工匠们，共同推动了纺织业的创新。区域丝绸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各色人等对新颖设计和编织方法的欲望。另一个“马达”与纺织业相联系，它是唐人与他们的视觉和物质世界之间持续的互动，我称其为“审美游戏”（或美学游戏）。具体而言，唐代的时尚行为是以审美游戏的形式存在，通过这种方式，感官欲望与正统的社会结构相一致，并由知觉和身体的感官体验来调节。

　　在这个游戏的过程中，服装的物质性至关重要：纺织品束缚和形塑着身体，修饰人们的外表，影响着姿势和一举一动，并且赋予身体社会性的形态。服装在制造、装饰和形态上的改进，材料和配件的更多可能性，以及人物艺术的变化，都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风格是具有历史性的。换言之，通过视觉和身体的探索，唐代的男性与女性在观察他人和被观察的过程中产生了价值和意义，并且获得了身处特定时空的存在感。因此，审美游戏描述一个由自我身体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基本相遇所产生的事件，随后产生了表达行为，比如装饰和隐喻思维的实践。

　　如果把服饰视为一种游戏，就必须在限奢令与物质世界间进行协调，前者出自传统礼教规范，后者则为人们提供新颖丝绸和稀有珠宝。我们举例来分析这种游戏，假设一位唐代的宫廷女子穿上游牧民族的服饰（胡服），把头发扎成顶髻。在塑造了如此的个人形象之后，她用它来表现自己对其他文化风格的了解，也用它来展示自己与社交网络中其他女性的共同品味与联系。审美游戏实质上包含着身体与思考两种方式对外部世界的体验。要穿衣或者代表这个世界，就需要看别人，也必须看自己。在“看别人-看自己”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伴随着新面料形式的物质变化，自我表现的新模式就被创造了出来。时尚与形象塑造促进了自我的呈现，而此处的“自我”得以在本体与他人关系里被构成与重构，并且锁定在这个持续的游戏过程中。通过上述方式，审美游戏有助于时尚体验的变化。

　　双髻女立俑，8世纪中期。人物身穿齐胸蓝色印花裙，上着广袖的宽松长袍。脸颊施有浓重腮红。

　　把时尚作为一种审美游戏来研究，就可以将唐代的作家、画家、织布工、评论家都纳入服饰变化的认识与判断体系之中。在这里，丝绸工匠通过织造、画家通过塑造时尚、作家通过语言操控，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想要成为时尚体系的参与者，并不一定依赖于物质上的占有和展示，而是需要知识和能够辨认风格的变化。然而，唐代时尚的两副面孔，分别属于宫廷中的妇女和贫困的女工。两种形象截然不同，一方是奢侈浪费、喜爱盛装的宫中妇女，另一方是辛勤劳动的下层女工，唐代以及之后的士大夫群体从话语层面不断描述和加深这种形象对立，从而将审美游戏和物质渴望性别化。他们的逻辑是：把女性描绘为时尚的追求者和受害者，上层女性想要穿着不符合身份的服装，她们的欲望导致下层女工只能埋首织布机忍受辛劳，由此顺理成章地评论、强调女性的轻浮和危险，而不用去谈论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如皇帝统治的软弱，抑或受教育男性不恰当的欲望。唐代的作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普遍审美游戏颠覆的社会评论家，如此，他们可以谋求置身事外。但是，他们如果想要施展才华记录心中那些道德危机的状况，就需要作为观察者直接加入时尚体系。诗意典故和传统主题构成了作家在审美游戏中的素材，使他们能够表达与社会的持久关联。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思考唐代时尚所表现出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它是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以及模仿与竞争的游戏，但它并非由一个可控的自我塑造过程来承载，倒像是“身体-服饰-社会意义”三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协商。

　　唐代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朝代，首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通过丝绸之路与中亚和中东的重要市场及繁荣的文化相连。在本书中，作者陈步云揭示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唐代时尚体系，它是通过工匠、穿着者和评论家的努力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催生出我们现在公认的现代时尚体系的先驱：新的时间意识、模仿的游戏，以及生产方式的转变。本书以考古资料——绘画、雕塑和丝绸制品，以及年鉴、诗歌、税务文件、经济论文和法律文书的记录为依据，审视唐朝的风格。

　　唐装之所以能激发人们的热情，在于它外在的鲜明与当下存有审美之通宜。然而朝廷的政治仪规、男女两性的儒家规范、政治与社会地位的表达，可能更是着装所体现的那个时代的核心。服饰作为时尚无疑是现代性之诉求，一旦唐朝人的着装成为时尚，是否有其特指的意涵？作者将它置于经济和道德价值结构之中心予以考虑，无疑是一个索解。那么，我们又能从中悟出什么新鲜的东西？不妨阅读此书以获取。

　　一直以来，时尚、丝绸、女性都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书超越传统研究框架，有机地将三者勾连起来。步云的讨论从解构西方的时尚观开始，在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下，着力揭示唐代时尚的独特内涵、形成的特定原因与脉络。书中贯穿的性别视角，使传统认识中的唐代女性时尚，回归到两性共同缔造的时尚大历史中。这部研究广泛的著作，不但为唐史研究，也为性别史研究，带来了若干新视角与新内容。

　　时尚是与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相关的西方现象吗？这是多年来的论调。在陈步云的作品中，展示了中国唐代一种繁荣的时尚文化的存在。

　　——瓦莱丽·斯蒂尔(Valerie Steele)，时尚史学者，纽约时装学院博物馆馆长

　　这是一部在概念上进行创新和仔细研究的作品，它彻底修正了全球时尚史。将7至10世纪的中国置于前现代时尚的中心。作者以一种平易近人又复杂的语言，将唐代中国历史中的风格、品味、审美、时尚赋予生命。所有想了解中国丰富而深刻的时尚史的读者必读。

　　——乔吉奥·列略（Giorgio Riello），欧洲大学学院历史学教授

　　作品分析了由织工、设计师、商人和消费者组成的多元化的唐代时尚体系，多角度阐释了丝绸的重要性，运用考古学和文献资料，首先重建了推动这些织物创造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其次，展示了唐代动态时尚文化和意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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