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医生俏护士xun52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古老帝国封闭的大门，在枪炮的保护下，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冲击中国社会。

　　得风气之先的通商地区，伴随着商品和西方殖民者的涌入，思想文化、社会生活最早接受着现代化的洗涤。

　　人们从此知道了除古圣先贤之外还有“物竞天择”、“声光电化”，西方世界也不仅仅精彩在“船坚炮利”，还有远比它更震撼人心的生产生活用品。

　　慢慢地，人们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电灯代替了油灯；碎石路、沥青路代替了黄土路；汽车、人力车代替了牛马车；高楼代替了宫殿、民居……这些不同于传统风貌的惊人变化，在国人心中刻下了强烈的烙印，使国人对新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逐渐增强。

　　在这个大背景下，最能体现这种变动的服饰，也开始悄然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展现着中西交融时代的社会。

　　从道光到光绪中叶，城市女子服饰在形制上，开始发生不同以往的变化，如袖口时宽时窄，衣领不断加高，上衣比例逐渐缩短等等。

　　虽然这时的形制之变还很微小，没有根本动摇清朝服饰的基本式样，但这些变化构成了近代服饰大变化的开端，透露着新文明的气息。

　　据史书记载：“衣服之制，历来宽长，雅尚质朴，……咸丰以来，渐起奢侈，制尚紧短，同治年又尚宽长，……光绪年又渐尚窄衣短袖……女子亦短衣窄袖（先行长至二尺八、九寸），胫衣口仅三寸许（先行大口至尺二、三寸）”。

　　在北京的街头，“衫袖腋窄而中宽，谓之鱼肚袖，行时飘曳，亦有致。后乃慕南式而易之，则又紧抱腕臂，至不能屈伸”。

　　如果说袖子的变化，还更具实用价值的话，那么清末女装衣领的变化，就侧重流行美学了。

　　18—19世纪，欧美女子曾流行一种高领，其状很夸张，大如扇形贝壳，置于肩头脑后，环护着脸颊，后来领子逐渐缩小，但仍较中国传统服饰衣领为高。

　　有民谣说“妓女之高领像朝天马蹄袖”、“饰衣领之洋纱边，像洋灰鼠出锋”。这样的高领既可以缝在衣服上，又可以缝在斗篷上，拆卸灵活，独有魅力。

　　镶滚本是加在衣服边防止磨损的花边，早期仅有二、三镶滚，到后来发展到五镶五滚，北京则多达“十八滚”。“咸同间，京师女子衣服之滚条，道数甚多，号曰十八镶”。

　　镶衣的原料几乎都是舶来品。蕾丝式样也开始引入，如“金白鬼子栏杆”，人们形容当时的女装是“鬼子栏杆遍体沿”。

　　有一种“鱼鳞百褶裙”，深受女子喜爱，广为流行。其做工是将面料都折成细褶，然后在每个褶之间以线交叉相连，裙子穿着后的效果是一波一闪，能展能收，形如鱼鳞或水波，裙子前后片的边缘和下摆都加镶滚。

　　《光绪都门纪略》“时样裙”云：“凤尾如何久不闻，皮棉单夹费纷纭，而今无论何时节，都着鱼鳞百褶裙”。

　　此外，还有刺绣精美的“百蝶裙”、“凤凰裙”。随着洋布的流行，以西洋印花布为原料的“洋印裙”亦十分流行。

　　还有一种“百铃裙”，裙上数十条剑状飘带，带端饰以金银响铃，动则发出悦耳的铃声。

　　咸丰“辛酉兵燹后，礼趋于简，习渐奢靡”，以往大多在达官贵人中流传的金银饰品，开始在民间流行，与大炮同来的眼镜、金钱表、文明棍也融入装饰的一部分。

　　“光绪中叶，女子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当时还有“双镜金丝半面妆”的评论。

　　随着租界的开辟和大量外国人涌入，西方的文化、社会习俗最先传入上海，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上海“繁华甲于全国，一衣一服，莫不矜奇斗巧，日出新裁”。

　　晚清上海商人成为市民的主体，流动人口众多，妓业空前发达。激烈的竞争使妓女懂得如何利用特别的服饰去打造自己的生存空间。她们较少受道德顾忌，敢为天下先，以服饰的标新立异，不断翻新为手段来吸引嫖客。

　　“同光之交，上海青楼中之衣饰，岁易新式，靓装倩服，悉随时尚，……而风尚所趋，良家妇女，无不尤而效之。未几，且及于内地矣”。

　　炫目的妓女装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女子服饰变化的领头羊，为在社会上渐次亮相的各阶层女子，尤其是中上层女子所仿效。

　　她们“金镶珠凤翠辉煌，竞学秦样时样装”。“葫芦仍样仿青楼，银水烟筒翠玉钩。更爱清倌人伴好，艳装添个小丫头”。“闺门妇女亦随波，有似新娘有似婆。时式衣裳时式髦，神凝目定语无多”。

　　一个妓院的女装，就像一个小型的时装博览会一样，将最具潮流的时尚展现在世人面前。

　　总之，1840年鸦片战争后城市女子服饰的变化已经初露端倪，这时服饰变革已经融入新生活方式的气息。

　　政治统治的松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观念、价值取向的更新，强有力地推动了传承性很强的会风俗的变迁。

　　虽然，这种变化还很微弱，但是已经拉开了近代服饰大变革的序幕，回应着世界服装发展的潮流，预示着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与女子解放运动的兴起，人们又从新的历史角度对服饰的变革提出了要求，并赋予服饰新时代的特征。

　　这是一个社会大交融期：腐朽的清王朝为了延续自己统治，还在做最后的努力，几乎是“百日维新”翻版的“新政”在各地展开；日俄战争的刺激使中国的立宪派空前活跃，资产阶级君宪思想广泛传播；

　　在海外的革命党也百折不挠，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前仆后继，枪声震动了王朝的末日。伴随着社会政治的激烈动荡，西方各种社会理论和文化思潮铺天盖地地向中国袭来。

　　革命还是保皇，趋新还是守旧，不同的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又通过他们的穿着打扮传递着这个时代的主流音符。

　　这时女学兴起，女子解放运动也在中国发轫，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把变革女子服饰同女子解放联系起来。

　　他们把传统的女子服饰看作是束缚女性发展的绳索，是女性处于奴隶地位的标志，号召女性独立要首先从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

　　秋瑾在《敬告姐妹们》中指出，那种“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朵、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的生活是一种寄生生活，也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

　　秋瑾希望通过改变服饰使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秋瑾总是穿着一身蓝色不合体，而且式样很古旧的男西服，横戴着黑色鸭舌帽，手里攥着一根细手杖。

　　不着西装的时候，她也是长袍马褂，梳着男式大辫，足蹬皮鞋，完全一副男子打扮，在实践革命理想的道路上，践诺着把自己从外形到心灵都改变成男子的理想。

　　当时一些女性活动家如张竹君等，常西装革履，着男子服饰，为时人所瞩目。她们这样做都意在装束方面抛弃女性服饰打扮，认同男性，追求男女平等。

　　如果说女扮男装于秋瑾于革命志士，是一种革命的标志，而对于普通百姓则是一种时髦。

　　“光宣之间，……竞效男装，且有翻穿干尖皮袍者”。还有戴猎帽，身着西式男大衣“徒步而行，杂稠人中，几不辨其为女矣”。北京肃亲王的大格格保书航，常常女扮男装的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

　　素以标新立异为尚的青楼中，也有妓女穿着男装，戴鸭舌帽。女扮男装者坐马车出入酒楼、戏院的也不在少数。

　　由此可见，虽然女尚男装的出发点大不一致，但男装成为女性风靡一时的流行装束。

　　20世纪初，一些有见识的女性提出，衣服应该与职业、身份相符合，主张服以类分。

　　清末“新政”开始兴办女学，女子入学人数逐渐增加，到1909年全国有各式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万多人，其中还包括很多教会女学生。

　　这些新式学堂大都模仿欧美和日本建立，对学生几乎都提出了不缠足和衣饰整洁的要求，具有一定职业特色的学生装走上服饰舞台。

　　据孙宝荪回忆，她上学时“每日有体操，并定制操衣，每日四点钟放学后，便操练瑞典柔软操十分钟，我们因有操衣穿，也很发生兴趣”。

　　那时的“操衣”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运动衣。此时，大多数女学生的装束是：上身着没有任何镶饰的窄袖袄，长裤，脑后垂一辫，时髦一点的头戴鸭舌帽或者有帽檐的分瓣帽。

　　在这一时期，西方服饰因子越来越多的走进了中国女子生活。西方的服饰文化经过漫长的时间，已经开始被中国人所认同，人们的观念也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了变化，从以前对“夷服”的大惊小怪、嗤之以鼻，到如今也见怪不怪了。

　　“庚子以后，风气弥开，男女皆尚高领窄袖，……凡西洋服饰若花边细纽绒毛衣之属皆为常御之品，而往时之阑干挽袖均捐废矣”。京华百二竹枝词记载：“近今新式衣服，窄几缠身，长能履足，袖仅容臂，偶然一蹲，动至绽裂，或谓是慕西服而为此者”。

　　随着衣袖变短，手套、手笼开始兴起。西方服饰冲击传统服饰的同时，西方饰品也随之引入。中国大地上刮起一股强劲的崇洋风，“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尚”。

　　但是这时最为女子们所接受的，还是西式的男装样式，主要是男式西装、大衣、礼帽、西式皮鞋和东洋发式。西式花边、西式纽扣也流行很广。眼镜、怀表、洋伞、文明棍、手提包等，作为装饰品也为时髦女子所钟爱。

　　在公共场所的流行服饰，除了男式西装，还有一种是亦土亦洋的打扮，她们东10洋头，穿高领窄袖长袄素长裙，足登皮鞋。

　　在当时的小说《文明小史》中，一位学堂出身的少奶奶的装束，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时髦穿戴：“穿双外国皮鞋，套件外国呢子的对襟褂子，一条油松的辫子拖在背后，男不男，女不女的”。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城市女子服饰的发展已经冲破了封建樊篱对女子的种种规范。女权主义兴起，女子服饰不再仅仅是取悦男性的手段，而开始追求自我的展现和个性的解放。

　　清王朝最后的历史，就像人们穿着的服饰一样，复杂多变，动荡的社会孕育了新的生活方式。

　　当男装革命性的第一次穿在女子身上，并能引为潮流时，封建时代也即将走向它的尽头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