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芳录山东。有个御史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赵匡胤懵圈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他赶紧道歉，给御史赐金帛，然而历史还是都记录下来了。

　　论监督，没有人监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

　　，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

　　。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说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这个标准，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作为共尊的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去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去到哪里。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以及职业荣誉感。

　　，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

　　，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

　　，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

　　这时候，一些史家已经被异化，开始堕落。有的畏惧权势，谁当权就替谁粉饰太平；有的把手中的笔，当成个人求取富贵的工具，谁给好处，就把他及其祖先捧上天。

　　，公然放言：什么东西敢和我过不去？我举之则使之上天，按之则使之入地。什么职业操守，什么信史良史，在他那里，都是没有的事。

　　当然，整体而言，史官这个群体还是守住了传统。魏收的《魏书》一出来，就遭到群嘲，被称为

　　。这至少说明，史官好坏、史书良莠的标准没有坍塌。史官的主流是好的。这时候，出了不少有骨气的史家，气概直追春秋史家。比如，写晋代历史的

　　，面对权臣桓温的灭门威胁，仍然坚持不删改桓温在枋头吃败仗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孙盛算幸运的，

　　就真的遭到灭门夷族，堪称当时影响最大的史官血案。崔浩深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器重，奉命修撰当朝史书。拓跋焘特意叮嘱他，要“务存实录”。崔浩没揣摩皇帝这四个字是故作表态呢还是真心实意，就当起了当代司马迁，把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一五一十写了出来。书成之后，他还好大喜功，命人将这部史书刻石立碑，任人观看。

　　拓跋焘大怒，命人将崔浩收监，让数十个卫士轮流在他头上大小便。备受羞辱之后，崔浩惨死狱中。不仅如此，崔浩家族，及其联姻的大族，都被灭门，这起史官惨案牵连受戮的人以千计。

　　李世民几次要求调看起居注，装作是一个历史小白，实际上，他对历史的功用和控制，精通得很。

　　通常由皇帝安排一个亲信大官，作为官方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这样有利于当局对国史修撰进行控制。这个恶例一开，以后正直史官求取真相的空间就缩小了。国史监修作为总把关人，第一要务是把不利于当朝的记录，全部删削干净。

　　看到了自己的起居注。这么多年来，他执着地要看起居注，其实是惦记着历史会怎么阐述他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史官对此心知肚明，经过紧急删改后，呈给李世民。李世民看到自己最关心的玄武门之变写得很隐晦，语焉不详，就对房玄龄说，我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是为了安社稷、利百姓，史官干嘛要隐讳呢？

　　房玄龄是聪明人，不会傻到跟崔浩一样听不出皇帝的弦外之音。他立马心领神会，安排人按照皇帝定下来的基调——玄武门事变是安社稷、利百姓的好事变——重写这段历史。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史，把前接班人李建成写得一无是处，把杀兄夺权的李世民写得那么伟光正，就是这么来的。

　　索要起居注观看。魏谟拒绝并上奏，说：“陛下但为善事，勿冀臣不书；如陛下所行错误，臣不书之，天下之人皆书之。”又说：“臣以陛下为太宗皇帝，请陛下许臣比职禇遂良。”魏谟表示，自己将向褚遂良学习，希望唐文宗也以唐太宗为楷模。

　　魏谟竟然不知道李世民后来得逞了，不但看了起居注，而且亲自指导了对关键历史事件的重写。可见，唐代对真实国史的遮蔽到了何其严重的地步。

　　这句话，足以让这个坚守史家职责的魏徵五代孙崩溃。曾经抱团取暖，以守护真相为荣的那些同行，他们都到哪去了？

　　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在魏谟之前，史官行业早已彻底沦陷。韩愈曾经跟朋友说，他原来想做一名史官，但怕自己因为秉笔直书而丢了性命，还是放弃了。

　　，所以一再感叹实录难遇。他说，“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南史氏）、董（董弧）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总之一句话，当时史官的节操都掉一地了。

　　时至清代，帝王对史馆修史的干涉，直接向纵深发展，把追求真相的史学，变成了政治宣传工具。举凡修史的各个环节，大到修史项目的确定、修史指导思想的确立，小到体例的安排、字词的推敲，再到史官的任命、史馆的管理，皇帝无不亲自过问，达到了全面干预修史活动的最高峰。

　　以前的朝代，官修史书修完了，再给皇帝看；清代帝王则要求，一些重要史籍每修若干卷就要进呈御览，随时审阅。康熙曾要求明史馆将《明史》写好的部分，“以次进呈”。所谓进呈御览，实际上就是审查。

　　清朝官修的各类史书中，只有起居注号称皇帝不能看。实际上呢，你懂的，乾隆曾经出来辟谣，说他没有阅览起居注，真是欲盖弥彰。

　　更可怕的是，从雍正开始，起居注已经失去了它的本意和价值，只是抄录一些皇帝的谕旨而已，像赵匡胤打落御史两颗门牙这种事，写都不敢写。起居注变成了领导语录，阅与不阅，皇帝其实也无所谓了。

　　的情怀，但修史处处要体现官方意志，他们其实心里憋屈得很，倍尝人格分裂之苦。一旦禁不住良心诱惑而越轨，史官们就可能惨遭横祸。嘉庆年间设馆编纂《明鉴》，涉及清朝开国之事，其中按语被认定“多有悖谬之处”，嘉庆阅后大为光火，斥责该馆总裁等人“率行纂辑，实属冒昧”。结果《明鉴》馆总裁、总纂、纂修等官均被罢免，交部议处，原稿一律作废。

　　可是，梁启超没有说出来的话是，这种人，这种精神，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只可追忆了：那些为时代秉笔直书的人，都到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