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带着空间养包子湖北路，是上海市一条普通的街道，现代化的建筑和拥挤的车流早已淹没了往昔的历史。人们不会想到，这条街和乒乓球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然而，追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历史又必然以这里为起点。

　　时光倒退100年，上海有名的四马路商铺林立，四马路上的大新街就是今天的湖北路。路边一家名为王记文具店的老板很会做生意。他到日本时看到一种很新鲜的娱乐方式，于是买回一些器材摆在店内招揽顾客。王老板更是亲自挥拍示范，这种娱乐运动就是后来风靡中国大地的乒乓球。王老板使用的球拍，样子应该和这把一百多年前的球拍差不多。在乒乓球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英国的贵族们早已经开始用这种蒙着羊皮的长柄球拍玩一种叫桌上网球的游戏了。因为空心球和球桌球拍相击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于是乒乓球也就此得名。当然，那时的乒乓球只是有钱人们消遣的娱乐方式。直到1926年，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伦敦举行，世界乒乓大战才由此拉开帷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乒乓为何物。不过，在一些开放的港口城市，乒乓球已经像很多海外舶来的新鲜玩艺一样，成为一种时髦的消遣了。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不但成为了最早传播乒乓球运动的城市，也成了乒乓球运动发展最快的地方。不少乒乓球组织和球队相继成立，并于1924年夏天举办了全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赛。此后，乒乓球比赛又发展到全国的很多城市。到三十年代，生产乒乓器材的中国乒乓公司在上海建立，以推广乒乓球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杂志《乒乓世界》，每期封面上都会推出一位当时的乒乓明星。那时的人们开始探索乒乓与国民体育的关系，而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消息也让喜爱乒乓球的人们开始憧憬外面的世界。人们料想不到，二十年后，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即将诞生在乒乓球赛场上。

　　在上海狭窄的弄堂里，孩子们也开始打起了乒乓球。谁也不会想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成为日后中国耀眼的体育明星。

　　“打乒乓球没有桌子，就在地上画一条线，人就蹲着或者站着打，打得起劲了就站起来抽杀。”

　　“那个时候也没有乒乓球板呀，拿木头就这么开始，这么玩后来不过瘾，就在学校下课以后把书桌拼起来，拼成一个小方块，高高低低也不管，也是中间放一根竹竿，就这么开始打。”

　　“一人打一个，学生多嘛，打一个，他到另一边，换方位，然后譬如说一上来，有三四十个人，然后谁打丢了就淘汰，最后只剩三个人。”

　　当上海的很多孩子们还在以这样的方式打球的时候，在香港，一个名叫容国团的男孩已经在学校和街道举行的乒乓球比赛中技冠群雄，被称作是东区小霸王。1953年，16岁的荣国团开始参加香港乒乓球公开赛。一个未来的世界冠军正在冉冉升起。

　　这时，在容国团遥遥相望的祖国大陆，1953年，新中国迎来了第四个生日。就在这之前的一年，一场来势迅猛的群众体育热潮席卷这个年轻的国度，毕竟，对于被东亚病夫这顶耻辱的帽子压了太久的中国人来说，强国首先要强壮身体，而在这时提出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当时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时兴口号。

　　喜爱乒乓球的少年越来越多，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既不需要太大的场地，也不需要太多财力投入的乒乓球是最适合孩子们的一种运动方式。很多孩子从这时开始，受到专业的训练，由此踏上体坛之路，当年十三岁的庄则栋就是北京市少年宫的一名小运动员。

　　“周恩来总理根据毛主席这个‘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样一个伟大号召，就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就是要在中国成立一个两万人的专业队。所以这样的话，才有今后我们这个体育事业的发展。”

　　这张拍摄与1952年底的照片，是中国乒乓球队初建时的留影，此时，这支新生的队伍即将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第二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王传耀是当时的主力队员。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在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第一次参加国际性的而且是世界锦标赛，我们不知道什么水平，去看了看，结果我们男子，它分甲乙两个组，我们男子是打了甲组第十，女子打了乙组第三，看起来男子水平高一点，还在甲组里头。那么当时我们感觉，这个球还有的打，主要没有经验，胆怯。”

　　第二届世乒赛毕竟是这支新生的队伍最初的亮相，此后，在每一次和外国运动队交手的同时，这些年轻的运动员也在积蓄着比赛的经验和战胜对手的勇气。当时正在上海打球的徐寅生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罗马尼亚队来访问上海，在这次比赛当中，给我树立一个信心，因为我第一次跟外国人打球，而且是世界水平的，世界亚军嘛。我当时打乒乓球都打野球嘛，不是太正规了，比较重视什么发球呀，发完球就一板想办法把人家打死，那么发球很厉害。结果我就发了一个速度很快的球。到了对方的球台以后要往右拐弯，对方两个大个儿，一个名字叫雷达，很不在意地准备接发球，发过去以后速度很快，完了又往旁边拐过去，他一接根本就没有准备，连球皮都没有摸着。从我接触那么一次外国人，就感觉外国人特别世界冠军世界亚军大概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尽管我当时也还没想过，我要去拿什么世界冠军，但是我相信中国人总有一天，可以拿世界冠军的。”

　　中国乒乓球队自1953年首次步入世乒赛场后，虽然后两届的世乒赛都由于政治和经济原因无缘参赛，但这期间的成绩已引起世界乒坛的注意，等到1956年参加第二十三届世乒赛时，一些世界名将已告诫同行，中国人不是弱者，到1957年第二十四届世乒赛，中国男女队已双获小组冠军，进入世界前四名。就在中国乒乓在世界乒坛崭露头角之时，在香港，十九岁的容国团已经一举夺得男子团体、男子双打、男子单打三项冠军。而此时，容国团已下定决心，回祖国大陆打球。1967年1月，这个十九岁的青年背着简单的行装，迈步走过深圳罗湖桥，在他脚下，一段辉煌的人生历程即将展开。

　　容国团被安排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习和工作。在这里，他一边练习打球，一边治疗肺结核病，很快，恢复健康的容国团代表广州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九城市乒乓球赛。

　　“1957年是九城市比赛，容国团第一次见，也没有见过。看他练习，认为没问题，我可以赢他，没问题 ，一看基本功不行。可是在正式比赛里头，谁他打谁输，最后我跟他打，我自己也弄不懂，输在什么地方，输下来以后，我自己不懂，这个球怎么没有看头有吃头，你看他好像攻球不漂亮，动作不漂亮，可是这里文章很大。当时我们不清楚，输下来以后，大家都琢磨他的旋转，搞不清楚，就研究了，一研究出来以后，他的手腕上有名堂，我们才明白，他这个球有转和不转两种区别。所以看上去没什么看头，打上去又大不了呀，一会儿出高球，一会儿下网，糊里糊涂，所以他的绝招出现了，中国出现了一个绝招，大家都重视容国团了。”

　　在大家眼中，这个有一手绝活的小伙子性格腼腆内向，可没想到，几个月后，容国团的一番豪言壮语竟又一次让人们对他刮目相看。

　　“他当时在广州体育学院乒乓球队他就在大会上有一个叫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在二十五届世界比赛里边，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

　　“当时大家都吓一跳，说他是不是太冒了，这可能吗？我们男子还没进入过决赛圈怎么就要夺世界冠军了。”

　　1958年，正是的年代，那时，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在为自己定下一个听起来高不可攀的目标，并形象的称之为放卫星，于是，当体育界也有人放出了这颗“不拿世界冠军誓不罢休”的卫星时，大多数人或许不会想到，一年之后，这句被认为是吹牛皮的豪言壮语真的实现了。

　　1958年5月，容国团加入国家乒乓球队，这支年轻的队伍即将出征1959年在西德多特蒙德举行的第二十五届世乒赛。

　　“本来是全力以赴是觉得我们团体冠军可能性比较大，当时男子比女队强，特别容国团加盟以后，就觉得有希望。”

　　“中国队在跟欧洲强队匈牙利队抢决赛权的时候，我们意外地输了，所以团体赛没打好，眼看就让日本队赢了匈牙利队，又一次拿了团体世界冠军。”

　　“前八名里边我们中国运动员有四个，我是其中一个，我一个，容国团一个，王传耀一个，还有杨瑞华一个，后来我们前八名里边我们三个都被淘汰了。”

　　“迈尔斯对荣国团以前，已经淘汰了我们两个很好的进攻型选手，一个是杨瑞华，一个是徐寅生。而且他跟迈尔斯比赛的时候，零比二落后，五局三胜零比二落后。”

　　“交换场地 ，别的教练跟他讲话，他很急地讲了一句，你们别管我，我听见了，我知道他急，也可能下决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容国团突然改变战术，本来进攻嘛，进攻后来不利，他干脆跟他在桌子上对搓，就泡蘑菇了。”

　　“最后迈尔斯打到什么程度呢，比分21分都没有到，他主动到容国团那儿握手认输，不打了。”

　　“那是我们第一次碰决赛呀咱们第一次碰决赛，本来你拿个亚军也不错了，从来都没有得，但是当时大家信心，绝对到这时候大家信心都很强。”

　　“那么领队召开诸葛亮会，大家出主意，容国团在战术上应该怎么打，关键问题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了才有胜的可能，大家就出主意。”

　　“我说我不是贬低容国团，我跟西多打，我用拉功我都输，我说容国团不如我，我不是贬低容国团，我讲拉功肯定不行，可是我也同意容国团拉功，但是我做不到容国团他能做到，怎么做 ，因为我这个握拍没法制造侧旋，只能制造上旋，但是容国团的握拍，可以制造侧旋，我讲用这个拉功试一试。”

　　事实上，尽管外国报纸都把容国团描述为多特蒙德的一匹黑马，但是，人们还是把决赛的胜算压到了1953年的世界冠军西多身上。还有几天，老将西多将迎来37岁的生日，夺取这枚金牌，当然是他最好的生日礼物。

　　“匈牙利把花都放在旁边，比赛哪有这样，你说那时候对我们刺激多大呀，你还没有打比赛你就把花摆好了，好像你就把冠军拿走了，你这么刺激我们，我们非要把你拿下来不成。”

　　“呵，震动大了，很多观众不是为了看正片去的，当时这十分钟片子是个加片，看这个加片去的，我们到影院看过观众的反映，当时影片一出现的时候，全场轰动，有的影院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

　　1959年4月5日，在象征乒乓球男子单打最高荣誉的圣·伯莱德杯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的名字，通向世界冠军之路厚重而神秘的大门从此向中国人打开了。

　　1959年，正是新中国走过的第十个年头，容国团在这一年赢得的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是献给共和国最真诚的祝福。就在容国团夺取世界冠军之后不到一个月，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游行，成千上万的乒乓球运动员表演着各种击球姿势经过，乒乓球装点了那个时代的光荣，而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气概更超越了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为至今听来仍让人热血沸腾的词汇。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中国大地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乒乓热，到处是正规的或土造的乒乓球台，一时出现了5000万人挥拍上阵打乒乓的热闹场面，很多人回忆起乒乓球的时候，也就或多或少的融入了对那段岁月特有的情感。

　　“破木头也可以成球台子，中间拿个半头砖顶个小竹竿，家里人就打起来活动活动。”

　　当我们重新走回1959年的历史，这的确是令国人振奋的一年。建设祖国的热忱激发着新中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容国团夺取世界冠军的消息让国家的领导人们意识到，中国体育在世界的崛起，昭示着一个民族未来的希望。当年的乒乓队员至今还记得周恩来勉励乒乓球队时说过的话。

　　“我当时还记得总理有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体育比赛要胜不骄、败不馁，生生不已，必胜必成，这样对我们乒乓球队也是很大的教育。”

　　1959年5月，乒乓球队被请到了中南海，毛主席接见了年轻的乒乓球运动员。

　　“这个接见对我们来讲，我们当时， 虽然容国团拿了世界冠军，可是那个年代是没有任何奖金的，只有荣誉，没有物质奖励的。所以毛主席的握手，中央领导同志的握手，对我们那是莫大的鼓舞，精神的力量。所以我当时就想，今后一定要用毛主席他老人家握过的手，为毛主席他老人家争光，这就是当时五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发自内心的心里线年年底，中国乒乓球队再传捷报，庄则栋、李富荣等年轻小将组成的青年队，在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的国际乒乓球比赛中横扫欧洲，这无疑为正在筹备1961年在北京举办第26届世乒赛的中国人增添了一份胜利的信心。

　　1960年的中国，严重的经济困难让整个国家的建设处于停顿之中。而此时，在北京东郊工人体育场西侧，一座圆形的体育馆却一点点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为迎接第26届世乒赛，而特别兴建的北京工人体育馆。

　　对于这次中国第一次举办的世界级体育比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曾一字一句的说，一定要办得像个样子。贺龙深知，对于此时的中国来讲，这不仅仅是一次体育比赛，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一个机会。国家体委专门调集了荣高堂等人组成蹲点小组进驻乒乓球队。从全国选拔出的号称一百单八将的108名运动员组成集训队进行封闭训练。在严酷的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他们肩负着振奋国人自尊心的使命。运动员邱钟惠记得这样一件事。

　　“我们不是一星期出去一次嘛，那天正好我出去了。走到工人体育场外面正好有些树，我就看见一些老百姓拿那个竿子，上面有个夹子，伸上去这么把那个带花带树叶这样给揪下来，我就很奇怪，好端端的树叶、花，为什么要把它揪下来呢？我就跑过去问了，我说，哎呀 你们干什么把这好端端的树叶给揪下来？结果他们几个愣了我半天，怪怪的眼光看着我，很奇怪的样子， 惊奇得很，看着我，后来有个中年人半天冒出一句话，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啊，现在是困难时期你知道吗？粮食不够吃，这个拿下来可以跟粮食混在一块代替粮食吃的。我一下觉得脸烧得不得了，我感觉血一下涌到脸上，很不好意思呀，我竟然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会问出这种话，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再不说第二句，说不出来，东西也不买了，赶快掉头就往宿舍跑。跑去我写了篇日记，我当时感触就是，多么伟大的人民，多么了不起的人民，他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汁，来哺养我们，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就因为他们寄希望于我们，希望我们为祖国争光，在二十六届打好成绩，所以我说，我宁愿少活二十年，也要夺取世界冠军。”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世界冠军的理想，正在每一个运动员的心中孕育着，中国乒乓球运动又一段辉煌的历史，即将在1961年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