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真绫和铃村健一公元1210年，正月。85岁的南宋诗人陆游，一病不起。临终前，他给儿子们写了一首遗诗：

　　人死了，一了百了，但我还是会心痛，痛心看不到国家统一。如果有一天，朝廷军队收复了中原失地，家祭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告诉我，你们的老父亲。

　　陆游出生时，赶上了北宋的末世。他两岁时，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灭了北宋，饮马淮河。

　　终其一生，陆游都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爱国情绪饱和在他的整个生命里。但是，在他生前死后，南宋均无力“北定中原”，告慰一颗沸腾的爱国心。

　　然而，包括陆游在内的几乎所有南宋人，都以北宋的疆域作为大一统的目标，但事实上，无论是宋之前的唐朝，还是宋之后的元朝，都不会认同宋朝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整个宋朝都不能算统一时期。我们知道，北宋时，西北有西夏，北方有辽国，至少是三国对峙的情况；南宋时，则是宋金南北对峙。

　　所以，历史学家把唐朝灭亡到元朝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公元10—13世纪），即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这大约400年，称为中国的第二个“南北朝”。

　　根据史书记载，“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

　　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如今的中原地区一带，小邦林立，最多时有“万国”（数字肯定有夸张），后来慢慢吞并、兼并、合并，但到西周，还分出了1800个小国。

　　到春秋时代，灭国的数量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快。据统计，楚灭掉43国，晋灭掉34国，秦灭掉23国，这三家是春秋灭人国排行榜的前三。其他诸如，齐灭10国，鲁灭9国，宋灭7国等等，还有很多。大家不约而同走上兼并崛起的同一条道路。

　　照这个趋势看，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统一是必然，由谁来统一则是偶然。

　　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春秋战国时候的人，已经有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残酷的生存环境。

　　公元前651年，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召集的葵丘之会上，参会的诸侯国达成一条盟约，叫“无曲防，无遏籴”。

　　什么意思呢？就是各诸侯国约定，不得修建有碍邻国的水利工程（比如不能以邻为壑，把洪水排泄到邻国去），不得在天灾时人为阻碍粮食的流通（因为国家小，一受灾可能就需要“进口”粮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在2117年间，官方有记录的水灾1621次，旱灾1392次。

　　尤其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治水，一直就是古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领土大一些的国家，还好一点，可以在自己的国家内实现资源调配，降低风险。领土小的国家，就真的很渴望形成统一的大国，共同治水和抵御天灾。

　　梁惠王曾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孟子的回答，像干脆面一样干脆：“定于一。”就是要大一统，天下才能安定。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在当时的影响也很大。许多国君加入领导统一的行列，都想做“秦始皇”。

　　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有一个著名的“治水理论”，说水利工程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最重要的一环，但要兴建、管理和维护水利工程，需要一个高效、集权、统一的政府来实施。

　　如果要说出，对中国统一大业和疆域形成影响最大的朝代，我会选择——秦汉、隋唐、元清——这三组六个朝代。

　　具体来说，秦、隋、元均完成了中国分裂时期的统一大业，而汉、唐、清三朝，则是开疆拓土，实现疆域最大化的朝代。

　　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成大一统，虽然有我前面所说的那么多时代大趋势的助攻，但这临门一脚射得漂亮，拿个最佳射手，实至名归。

　　秦朝统一的疆域（黄色部分），大约相当于如今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图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不再一一注明

　　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构建一系列制度，打造一系列工程，让统一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

　　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郡县制的推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加强。后来对中国统一作出贡献的历朝历代，都沿着秦朝确定的制度，做有益的创新。比如隋朝开创的科举制，元代创立的行省制，都有利于国家巩固统一。

　　秦朝统一后，为了维持中央集权的局面，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政策。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可以这么解释一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文化差异不会比现在的欧洲小，车轨、衣冠、法律、语言、文字等等，都不一样。秦朝将这些统一后，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地区间的沟通障碍，到汉武帝时推行独尊儒术的措施，进一步减少列国时期形成的文化差异，从而在中国内部塑造出共同的文化心理。

　　此外，秦始皇修驰道，凿灵渠，加强地区间的交通和联系，从而促进统一。后来的隋朝开凿大运河，元朝修建全国性驿道系统，道理一样。这些全国性的交通工程，把各个看似独立的经济区粘合在一起。

　　史学家许倬云有个论断，他说：“中国经济体系，一旦编制成形，可以扩张，却难以裂解。如果分成几个地区性的网络，仍会回到整体大网。因此，中国历史上，国家分裂时，经济的重新整合，常早于政权。”

　　当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秦朝统一的疆域大约仅相当于今天中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大约在汉武帝、汉宣帝时期，中国的统一疆域才达到极盛。

　　汉朝的极盛年代，不仅拥有秦朝全部疆域，而且扩展到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的大部分。凡是当时适合农业生产的地方，汉朝几乎都建立了行政机构。与今天中国的领土相比，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汉朝都有了。

　　历史学家葛剑雄说，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汉人”，就是因为汉朝对中国历史极其重要，它奠定了中国统一疆域的基础。

　　西汉大一统的局面，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中，成为所有王朝比附和参照的对象。每一个统治者，觉得最能夸耀于世、名垂青史的政绩，肯定有一条，就是自己统治的疆域能够超越前代。

　　秦汉以后，中国大概2000年的历史中，仍有两次漫长的分裂时期，各有400年左右时间。这就是中国的两次“南北朝”：

　　第一次，从公元189年，董卓入长安，东汉政权瓦解开始，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陈，重建大一统王朝为止，整整四个世纪，除了中间西晋大约20年的短暂统一（从280年西晋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爆发），中国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第二次，就是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公元10—13世纪，恰好也是四个世纪左右的分裂、对峙期。

　　为什么在大一统的思想和实践都很成熟的情况，仍然会出现分裂？我在前面引用许倬云的话，说经济的一体化会早于政权的大一统。反过来，如果出现分裂局面的反复，一定也是经济先出现问题。

　　就中国古代来说，决定经济好坏的关键要素是人地比——人口与土地的比例。侯家驹在《中国经济史》中强调，中国两千年来都处于治乱循环，其关键因子主要是人地比例。

　　一般王朝初期经过战乱后，人口损失严重，地广人稀，劳动力的边际产量较大，这时，从事盗匪、起义等暴力行为的成本也较大，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口多，从事暴力的人口少。政府从事的支出就少，税收相应减轻，因而出现良好的政局。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增加，人地比减小，边际产量相应减少，越来越多人会铤而走险，从事暴力行为。这进一步增加了政府的防暴开支，加重民众税收。累积到一定程度，中央集权政府财政破产，王朝分裂的局面由此产生。

　　这个过程，一个小周期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一个大周期则是上面提到的两个400年。

　　当然，导致人地比减少，除了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等常规因素外，气候变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农业社会，平均气温下降一两度，就足以摧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基础，极大地削弱国家的经济实力，连锁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最典型的例子，是历史上几次游牧民族的南侵，均与全球气候变冷有关。气候变冷，使得游牧与农耕的分界线南移，压缩了中原可耕地面积，激化人地比，从而引起上面所说的中央集团财政崩溃，王朝陷入分裂。

　　而且，由气候变冷促发的战争与疆域分裂在全球都是一样的。公元1世纪以后，东方的大汉和西方的罗国，都受到各自边疆游牧民族的南下侵袭，这之后，两个国家均无法应对而崩溃，疆域陷入分裂期。

　　所不同的是，罗马辉煌的文明，随着帝国灭亡而消失，欧洲进入漫长的长达千年的黑暗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明才重新影响欧洲历史；而中国在历经400年的分裂与动乱后，由隋朝再次完成大一统，从而保持了文明的延续。

　　在这个意义上，隋朝对于中国历史、文明与疆域的正面影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但因为隋朝短命，很多人看不起，或认识不到这个流星朝代的重要性。

　　实际上，中国成长为有别于分裂式欧洲的统一国家。隋朝承上启下，功不可没，上承秦汉，下启大唐。

　　隋朝两个皇帝都很有作为，隋文帝在政治、军事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但这种统一是相对机械和脆弱的，如前所述，真正有机和牢固的统一是经济上的统一。这时，隋炀帝修大运河的奇想和魄力，就能印证他的雄才大略。

　　大运河的修筑，不但沟通了南北，而且深刻影响了之后一千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格局。

　　陆游是一个悲情的人。终其一生，整个时代都未能走出第二次“南北朝”，他也未能看到祖国大一统的那一天。而且，他的子孙，肯定也无法履行他的临终叮嘱——“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因为，平定中原、统一中国的军队，不是来自他奉为正统的南宋，而是来自“野蛮”的蒙古人。

　　从中国统一的脉络来看，宋朝从来就不是一个大一统的朝代。不仅现在的史学家这样认为，当时人就已经这样认为。

　　1234年，蒙古人灭掉金朝后，一群汉族文人聚集在一起，讨论将来怎么给金朝写国史。跟我们传统认为汉人一定敌视辽、金政权的认识不一样，这些汉族士人生活在金朝政权下，对辽、金两朝都很有感情。

　　讨论的过程中，一个名叫修端的汉人说，宋朝从来没有完成真正的“大一统”，对唐朝以后的历史，以“南北朝”的框架来认识才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修端强调，按照历史实际情况来说，金朝平辽克宋，占有中原三分之二，坐受四方朝贡百有余年，南宋对金称臣侄，已经把天下共主的位置让给了金朝，所以“自建炎之后，中国非宋所有”，应以金朝为《北史》，宋为《南宋史》。

　　后来元朝修前朝史，接纳了这个观点，《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并立，说明这三朝都是正统，而不是狭隘地仅把宋朝当作正统。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元朝本身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它有需要，也有意识去推行这样一种观念：“正统”是天下公器，不是某一个族群所私有，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它奉行中国的政治、社会、伦理价值与秩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正统”王朝。

　　而宋、明这两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仍然坚持“华夷之辨”的正统论。我们一直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这一定位的形成要仰赖元、清两个朝代的贡献。

　　与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经过一轮兴衰就全部覆灭不同，中国是唯一延续了数千年文明、历经多轮兴衰仍不致断裂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中华文明如此特别而幸运？

　　公元24年，更始帝刘玄派人出使匈奴，要匈奴向其称臣。匈奴单于不仅拒绝了，还说汉匈本为兄弟，当年匈奴内乱，汉宣帝助我们平乱，所以匈奴称臣尊汉；如今汉亦大乱，匈奴出兵助汉打王莽，所以轮到你们称臣尊匈。

　　可见，从匈奴人开始，边疆游牧民族就有进入中原争夺正统的观念。后来的所谓“五胡乱华”，也是各民族加入争正统的序列。匈奴人刘渊直接假托刘氏后裔，建立汉政权，氐人苻坚出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后来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改革，都是意欲争正统，统一全中国。

　　如果我们的历史叙述能够跳脱汉民族视角，从多民族统一中国的角度重新切入，就会发现，少数民族进入中国的历史，与汉民族政权出击边疆统一中国的历史，根本就是硬币的两面，是一体的。

　　按照傅海波的观点，明清易代也应当理解成中国体系内部的改朝换代，而不是外来者对中国的征服。

　　我们如果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就要学会客观分辨明、清的历史贡献，不要人云亦云，或者抱着强烈的民族情绪去代入这段历史。

　　明朝皇帝很得意本朝的疆域，自视为大一统王朝的极盛期。但因为缺失了对北部草原地区和西域的有效管辖，这个大一统王朝明显名不副实。

　　相反，清朝不仅在明朝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大一统，而且在统治方式、统治理念等诸多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南方，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兵入台，郑克塽降，清朝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在北方，康熙先后三次与噶尔丹部激战，噶尔丹兵败自杀，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此外，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与俄国订立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雍正五年（1727），进一步明确了中俄中段边界线。在西北，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断征伐，清朝最终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准噶尔部，巩固了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的统治。两年后，清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统一了天山南北。在西藏地区，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结束了和硕特及准噶尔等蒙古势力统治西藏的历史，正式将西藏纳入清朝版图。

　　全盛时期，清朝陆地总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在全国设置了18个省，盛京（奉天）、吉林、黑龙江、伊犁、乌里雅苏台5个将军辖区，以及驻藏大臣、西宁办事大臣和蒙古的盟旗。

　　根据边疆地区各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机构，设置了不同的行政管理体系。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下的旗、民分治。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度，对蒙古诸部分散编制，分而治之，并通过封授爵职、政治联姻、朝贡互市和藏传佛教等，加强满蒙之间的关系。在新疆地区，设伊犁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并推行军府制度为主，郡县制、盟旗制和伯克制为补充的统治制度。在西藏地区，通过设置驻藏大臣，颁布《钦定西藏章程》，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在西南地区，一开始沿袭明代的土司制度，利用地方民族上层实施间接统治；雍正时期起，实施“改土归流”，用流官取代土司，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正因为清朝不是汉人建立的政权，统治者很在意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严厉反对“华夷之辨”，主张“天下一统”“华夷一家”。雍正写《大义觉迷录》，其中就在批判“华夷”观念不利于民族和睦。也正是在清朝，长城才真正失去了屏蔽农耕与游牧族群交流的功能，加速了边疆、内地“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清朝统治者观念的变化，以及边疆统治的经验，最终促成了大一统中国疆域的形成。

　　如今，历史学家界定中国的历史疆域，基本都是以极盛时期的清朝疆域为标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清朝，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会推迟到什么时候。

　　1840年以后，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清朝被拖入割地赔款的境地，使得晚清史沦为痛史。

　　而清朝在应对这个沦丧的过程中，确实也做了一些努力。在保卫边疆方面，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允许人口迁徙，加强了边疆民族与汉族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据统计，从清初到道光朝中叶，中国内地大量移民进人边疆地区。关外东北地区至少有移民150万人，蒙古地区约计移民100万人，新疆地区约计迁入50万人，云南、广西合计约迁入200万一300万人之间，中国台湾约迁入150万人。至鸦片战争前后，内地共约有700万一800万人迁移到边疆各地、海岛。

　　这么大规模的移民，意义重大。正如葛剑雄所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侵略者面对的是我们在东北的3000万同胞，只能扶植了一个傀儡，建立了伪满洲国。要是东北还是没有人，或者人口稀少，会是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