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等家丁592012年，当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以95岁高龄去世时，他或许是整个英语世界最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被翻译成世界各国文字，许多还不停地重印再版。霍布斯鲍姆的著作主要集中于劳工史研究，但他的作品同样覆盖广泛题材，比如17世纪的危机和厄立特里亚的土匪，工业革命时期的生活水平以及比莉·荷莉戴（Billie Holiday，译者注：著名爵士乐歌手）的忧郁症等。他的作品在覆盖面和普及度方面，几乎无人能及。他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其作品中展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敏锐、观点的鲜明前卫和大胆理智的论断。他的作品本身就带有他的印记。那么，我们会从他的传记中读到些什么呢？

　　历史学家的生活内容大部分其实是挺无趣的。当他们取得了相当成绩足以树碑立传时，他们的传记内容通常充斥着冗长的会议，对出版商的抱怨和最终获得的那些荣誉。读者们通常并不会对这些学术圈的内斗有多大兴趣。同样的，读者对于那些虽然很重要，却又抽象难懂的学术辩论和形成的不同学派也兴趣寥寥。但在霍布斯鲍姆这里，他所取得的成就和影响力使他赢得了与众不同的关注。我们该如何解释他广泛的读者群呢？在社会主义思潮衰落的20世纪后半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他，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理查德·埃文斯的这部翔实、公正而引人入胜的传记未必能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思考视角。

　　霍布斯鲍姆身上那些独特的元素从一开始就为他奠定了作为历史学家的广博兴趣与视野。霍布斯鲍姆出生于一个世俗化的犹太家庭，他父母属于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首次获得解放的一代人。霍布斯鲍姆的父亲帕西（Percy），1881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怀特讲堂区，是一个业余拳击手和运动员，对宗教信仰并没有特别兴趣。除了仍娶了一位犹太姑娘为妻之外，他对宗教信仰并没有特别兴趣。霍布斯鲍姆的母亲妮莉·格伦（Nelly Grün）来自维也纳，不同于她的丈夫，她出身于一个颇有学识的家庭。

　　1917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出生于英属埃及亚历山大港，当时他的父亲帕西在埃及邮政电报公司工作。不久之后，他们全家就搬到了维也纳，因此埃里克的早年生活历经了维也纳和之后的柏林。这些城市都见证了一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由于他亲身经历了纳粹的崛起，他与同时代大多数的英国人截然不同，更接近于那些欧洲的犹太难民，这些人尽力重塑了战后的英国学术界。然而，作为英王乔治五世的臣民，他在德国海因里希王子高中读书时仍被他的柏林同学喊作“那个英国男孩”。尽管他在双语的环境下长大，英语和德语都很流利，但由于他父亲的家族已经在英国生活了好几代，当他读大学时候，他可能比同时代大多数人读的英语文学经典都多。

　　在伦敦纳新顿街维多利亚式的大房子里，他和他的妻子玛琳共同抚育他们的孩子，他家中的书架向我们透露了他的读书习惯。楼上书房里堆满了大家所能想到的那些书：专门的论著，马恩全集和列宁的作品。但在楼下起居室，你会看到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所有那些他一直喜欢的作品。我在伦敦大学贝克学院（Birkbeck College）教书，而这里正是霍布斯鲍姆自20世纪40年代起长期执教的地方。他退休后仍在系里保留了办公室，并且一直活跃在学院的学术圈子里。

　　霍布斯鲍姆去世后，有一次我去拜访他夫人玛琳，当我们喝茶聊天时，我捡起一本被翻得卷了边的普及本的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代表作《医生的宗教》（Religio Medici）。在扉页处有书主人的签名：“霍布斯鲍姆，1944年6月，于索尔兹伯里”。

　　霍布斯鲍姆晚年在北部伦敦生活，有着丰富的社交生活，关于这部分情况，他夫人玛琳在其饱含深情的新回忆录中有所描述，而这些生活与霍布斯鲍姆早年经历的感情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1929年的一天，他父亲被从工作地方带回家，最后极其痛苦地死在了家门口，而那时霍布斯鲍姆还不满12岁。他父亲的具体死因我们并不知道。这可以说是他童年逐步经历的情感疏离中的第一次巨震。平日里，霍布斯鲍姆与他母亲更亲近。尽管出生在德国，他母亲却将对英国语言和文学的热爱传给了霍布斯鲍姆，她坚持在家里说英语。然而对霍布斯鲍姆来说，悲剧仍在上演，在丈夫去世9个月后，妮莉也因肺结核病倒了，最终于1931年去世，年仅36岁。

　　埃里克就此成为孤儿，他与妹妹南希搬到柏林与姨父姨母同住，1933年他们举家搬到了英国。他对英国并无特别好感，在离开柏林后，他写道，英国令人无比失望，守旧又无趣。但据一位剑桥友人后来回忆，“他对英国有颗泛滥却粗犷的爱国心，当他脆弱时英国就是他的精神家园。”这种对英国的忠诚有时候会在他作品中涌现出来。在他关于工业革命的著作《工业与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中他写道，“我们从未在战争中被打败，甚至很少遭受破坏”，他是用第一人称的复数（译注：即“我们”，原文为we）来描述的。

　　在圣玛丽伯恩男子文法学校，霍布斯鲍姆的阅读范围令人难以置信得广泛而深入，从法国的布罗代尔，到德国的海涅、荷尔德林和兰克，还有当代诗人伍尔芙、多斯·帕索斯和艾略特。在他房间的书架上，有莎士比亚、邓恩、庞德、济慈、雪莱、米尔顿、赫伯特，以及奥登和戴·路易斯的作品。1935年春天的两周之中，他就读了普鲁斯特、曼恩的作品，还有《失乐园》的一多半，鲍斯威尔《约翰逊传》中的15章，以及一些莫泊桑、莱辛的作品，还有邓恩、维尔浮莱德·欧文和霍斯曼的诗。他也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训练自己成为辩论家。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热忱（他像热爱女人一样热爱它），他忍受当地工党无聊的聚会，并开始理解英国左翼与欧陆社会主义间微妙的关系。

　　在剑桥时，他的博学多识令他崭露头角，而他也头一次体会到英国精英阶层的矛盾——它在智识上的自信与狭隘，它的社交性与势利眼，还有它对于像霍布斯鲍姆这样外来者的开放态度。他对大学生活的热爱从战争前夕他为旧日校报写的一篇文章中可见一斑：

　　午后时分有时我能看到科尔默（Colmer）在格兰切斯特河上划着单人船，看起来状态不错。我猜想，如果我努力找，或许还能看到普尔弗马克（Pulvermacher）。但是在一堆独木舟和平底船中间你很难认出每个人，尤其当你在撑船的时候。你们的记者就这样撑着船，而他总是会把裤子弄湿……现在科尔默在读一本企鹅出版的图书，而霍布斯鲍姆则从一场大型的期末派对的宿醉中醒来……即使在1939年，剑桥始终是个相当宜人的地方。

　　霍布斯鲍姆在剑桥的事业可圈可点：他成为格兰塔（The Granta）的编辑，“格兰塔”是杂志当时的名字。22岁时，他被选为剑桥使徒社成员，这一性的秘密社团成员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E.M.福斯特（E.M. Forster），间谍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和里昂那多·伍尔芙（Leonard Woolf）。跟校报编辑部相似的是，使徒社的聚会也体现前辈和年轻人、导师和学生间的平等，他们在观点上交锋辩论。霍布斯鲍姆总是会胜利，他对于自己的个人能力充满自信。他的语调，带着嘶吼的中古英语，介于学院派和军营之间的风格，正体现了他的自信。同样伴随他的还有他终其一生保持的对学术的专注。

　　后来的人或许会认为他显得粗鲁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但对他而言其实是只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即对于真理的集体追寻。或许由于这种知识的形式本质上是个人的，于他而言显得更为自由。

　　我们第一次在学术圈中听到他尖锐的声音是在1950年的巴黎，当时第九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正在召开。这是战后首次历史学家的大聚会，学术界的权威都集聚于此。霍布斯鲍姆很可能是受到他在剑桥的导师迈克尔·波斯坦（Michael Postan）的邀请前往的。在声名显赫的大师，如法国经济史学家埃尔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等人的边上，霍布斯鲍姆几乎是个无名小卒。在经济史的论坛上，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这位开创了国民经济指数研究的先锋人物，提交了一篇关于这一领域当代趋势的论文。克拉克试图通过呈现经济增长的胜利来驱散争论。霍布斯鲍姆站起来评论说，“克拉克的论文正告诉我们经济史研究不应该怎么做。”没人能指责他说得不透彻。

　　由于霍布斯鲍姆主要是以学者身份为大家所知，我们或许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在他年轻时写作于他是何等重要，以及他曾经多么渴望写作。很多年来，他不断写作小说、情感记录、提纲和日记。在剑桥时他为《格兰塔》写作，后来又为颇受欢迎的插图月刊《小人国》（Lilliput）写作。战争期间，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军营生活的作品。他在军队中感到失望，并对他的政治主张产生怀疑。1946年他着手写作毕业作品，这在当时是个不同寻常的选择，对他来说，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认为历史研究能拓宽他写作的视野。即便在他写作博士论文期间，他仍不时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书评，并开始在BBC广播台做主题广泛的节目。

　　由于他自身的出色和导师的慷慨支持，霍布斯鲍姆成为了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并于1947年在贝克学院获得经济和社会史的终身讲师职位。1950年夏天他完成博士答辩，那是关于费边社的研究，而这一主题他后来不曾再关注。他开始发表对萧伯纳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这使他的学术研究重点转向了19世纪甚至更早时候。 对劳工史研究者来说，贝克学院是个很合适的地方。贝克学院当然并不是什么象牙塔，它的学生来自劳工大众，他们只能选择上夜校。在20世纪后半期，这里成为了霍布斯鲍姆的家，也成为训练他成长为走向大众学者的基地，而他也以此闻名于世。

　　霍布斯鲍姆的作品能够走向大众不仅是由于他思想和表达的清晰，更多是由于他对于历史学学科经历的变化的深刻理解。在他1961年10月发表于《泰晤士文学增刊》上的文章中，他写道：

　　在过去25年中，学术保守主义者的既定的（如果不是官方的）正统观念越来越处于守势。总体上说，这些正统观念把整体史的研究限制在编年叙述中，以基于上层的政治、外交、战争等的特殊解释作为补充。他们认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基于严格评估过的材料，来寻找“客观发生的事实”。

　　霍布斯鲍姆接着写道，这种传统的关注点已经因为两重原因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犹豫不决但明白无误地感受到，不仅由于欧洲在大战中的损耗，更因为战后欧洲帝国的命运以及在第三世界兴起的反殖动，历史的书写亟待涵盖全球。同时，主流的关于政治、外交、机构、军事的历史叙述受到战后社会科学兴起的影响，转向社会和经济史的书写。霍布斯鲍姆便是拥抱这种变化的学者之一。

　　英国历史学界的转型是缓慢的，而且知识界的转型动力往往是来自学院之外的。这种转型的推动力来自工人教育中的左翼文化在工党和工人教育协会中传播的影响。霍布斯鲍姆加入的英国（CPGB）也是推动因素之一。正如霍布斯鲍姆理解的那样，英国在政治上无疑是失败了，或许它可算是欧洲主要国家中最失败的，但它有一个持续存在的成就，那就是英国的历史学小组。这源自霍布斯鲍姆和一小拨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基于对劳工史和工人阶级研究的共同兴趣而发起了历史学小组。1950年，历史学小组决定发行一个新的刊物，两年后这本名为《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的刊物成为一种更开阔、更外向的历史研究方法的标志。

　　一开始，《过去和现在》杂志的编辑把社会变化研究作为他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同时声明他们的研究将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注意到持续不断的对于“19世纪历史研究建立起的科学方法”的认同，他们对唯心主义和对客观性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他们承诺，将通过持续探索来扩大在英语世界公众中传统历史研究的狭隘视野。这并不带有特别的思想，他们很快扩大了编辑队伍，吸收了新的不带党派主张的编辑成员。

　　第一期《过去和现在》杂志旗帜鲜明地以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和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作为灵感来源。当时的巴黎，这种向经济社会史的转向已经开始了，而霍布斯鲍姆正在与这些法国历史学家建立紧密联系。在人民阵线的年代，霍布斯鲍姆曾到过法国首都巴黎并爱上这里。在战后它则为霍布斯鲍姆提供了思想和情感上的支持和灵感。1950年巴黎历史学家大会上，他开始与那些历史学家建立联系，后来他称他们为“（当时）历史学研究边缘人物的奇妙组合”：他们是让·弗雷梅特（Jean Meuvret）、皮埃尔·维拉（Pierre Vilar）、埃尔内斯特·拉布鲁斯（Ernest Labrousse）和波兰大屠杀的幸存者玛丽安·马洛维斯特（Marian Malowist）。他们都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后来他们与霍布斯鲍姆不仅成为知识上的同道，也成为了朋友。通常他们是带有左翼主张的，但很少有人是法共成员，而有一些，比如弗雷梅特和布罗代尔，他们甚至并非左翼学者。霍布斯鲍姆在学术问题上常常是异端的。他们所共享的是关于大萧条、纳粹主义和战争的共同经历，以及对历史是理解当下的不可或缺的工具的共识。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因社会科学而丰富，或者历史学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甚至是它们中的女王，他因而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后来的巴黎人文科学之家建立了新的团队。霍布斯鲍姆本人法语娴熟，他和这些机构密切合作，也曾多次访问这些地方。他和布罗代尔的助手赫勒（Clemens Heller）关系尤其密切，20世纪70年代两人曾共同组织欧洲社会史研讨会，并把大西洋两岸一批领军人物汇聚到一起。他们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查尔斯和路易斯·蒂莉（Charles and Louise Tilly）、爱德华和多萝丝·汤普森（Edward and Dorothy Thompson）、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琼·斯科特（Joan Scott）和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有人或许会说，其他人把精力投入了政治运动，而霍布斯鲍姆则贡献给了他的职业。这些研讨会就是他在默默付出并发挥关键作用的结果。他在贝克学院这样的无名之地蛰伏，处于学术圈的边缘，或许反倒成为了一种优势。假如他身处牛津或是剑桥，他的兴趣很大程度将会转移到一连串的学院事务中，和他几乎同时代的同行，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也是一位有特色的作家和获得诸多荣誉的导师，但他在研究领域的影响力要小得多。霍布斯鲍姆却以他的著作和工作改变了历史学这一学科近二三十年的面貌。

　　以下因素或许助推了霍布斯鲍姆的成功：他的成熟恰好伴随着大众阅读的黄金时代的来临。随着二战后学校的兴起、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提升，大众需要更多的阅读。20世纪中叶英国大众购买图书的数量是惊人的，与美国相比人均购买量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图书业的加速发展也要感谢20世纪30年代随着企鹅出版社的创立而到来的平装书革命。艾伦·雷恩（Allen Lane）开创性的“鹈鹕系列”图书证明了非虚构性著作的受欢迎。战后还出现了其他的专业出版系列，如历史学家皮特·曼德勒（Peter Mandler）命名的“书虫系列”，美国“良师系列”等等。特纳（R.H. Tawney）的著作《宗教和资本主义》（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30年代由“鹈鹕系列”出版，1947年之后又进入了“良师系列”，是战后的畅销书之一。1960年代的“富塔纳系列”（Fontana，柯林斯出版社的一个平装系列）出版了阿加莎·克里斯蒂、意识流作品和1950年代的战争回忆录，开启了影响深远的欧洲历史系列。“鹈鹕系列”在1962年出版了卡罗·齐波拉（Carlo Cipolla）的世界人口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Population），同年霍布斯鲍姆的著作《革命的年代》（Age of Revolutions）由美国“良师系列”出版。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这并非是巧合，一系列非虚构平装书的出版与霍布斯鲍姆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是同时发生的。他赶上了好时候。

　　霍布斯鲍姆的写作技艺也对他的成功有很大帮助。尽管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在大学课堂上一直被使用，但它们本身并非教材，事实上霍布斯鲍姆对历史学教科书持怀疑态度。在他看来，历史学，不像自然科学，缺乏一个“公认的问题和潜在的答案的主体”，这其中的空白往往由老式的无聊铺叙所填充，这些内容可能并不是错的但却是“不相关的”。他将自己的作品描述为“高级的通俗化……面向知识阶层和受过教育的公民”。他的著作是高级的，却又是引发争议的综合体。通过他饱满的叙述，他的书给读者一种横扫历史变迁的感觉。他注意到，描述一张网比讲一个故事要难。

　　他成功地展现了那些看起来独立的现象，诸如新的词汇、观念、艺术形式、城市化趋势和王朝的兴衰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只能通过彼此间的关系被理解。这样的工作其实比看起来的要难得多。霍布斯鲍姆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隐藏其研究的深度和复杂性。有时候他被认为不是一个擅长档案研究的学者，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正如《舰长之舞》（Captain Swing）等著作表明的那样，这部书根据文字档案在一项对19世纪30年代一场反机器的农业暴动的研究中对英国乡村社会进行了复原。但历史，像其他学科一样，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研究者最缺乏的技巧便是综合的能力。在这方面霍布斯鲍姆堪称为大师。

　　到1980年代后期，霍布斯鲍姆已经取得了世界级声誉。毫无疑问他是最知名的左翼历史学家，而在1978年马克思纪念大会上的演讲“工党的急行军已然停滞不前？（TheForward Marchof Labour Halted?）”为他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这篇文章在一本相对无名的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上发表。这是一篇犀利的分析，它直指战后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挑战。由于战后社会共识的消解，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从中获利。“工党急行军”一文指明了使得旧的工人阶级联盟分裂的力量：妇女和移民正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大军，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侵入了英国传统的劳工领域。战后由学生和白领工人组成的激进的选民与旧日的劳工阶级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加剧了左翼的异质性。在霍布斯鲍姆看来，恰恰在资本主义进入世界性危机的阶段，这些因素悲剧性地削弱了他所说的“劳工阶级和他们的运动”。四十年来，这一论断仍然令人信服，并且不仅仅局限于英国。

　　霍布斯鲍姆作为一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可以追溯到1931-1932年的冬天，在那时候他就为一个和德国有关的团体散发反纳粹宣传册。他与英国的亲近是个公开的秘密，这使他在战时和战后始终处于监视之下。然而，就如他的政党领袖和军情五处的监视者一直以来所知道的那样，遵守政党的路线相较于他的智识追求一直是处于第二位的。举个例子，意识形态上面，英国更喜欢民谣而不是爵士乐，但这并不妨碍霍布斯鲍姆常年为《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写作关于爵士乐的文章（以弗朗西斯·牛顿为笔名）。虽然在1956年“匈牙利之春”后他仍留在党内，但他在政党内部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党内领导人多次希望他能够辞职，这或许也是他不愿退出的原因之一。有一点很明确，对霍布斯鲍姆来说，身为一个党员，并不意味着要积极推动革命。基于环境和他本人的意愿，霍布斯鲍姆更多时候是一个观察者，用道斯·帕索斯的话来说，“我是一个作家，作家就是那些始终坚持站在边线上的人。”他的激进主义形式在于写作和教学。

　　当柏林墙被推倒之时，霍布斯鲍姆的观点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尤其是在1994年他的著作《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发表之后。这部作品为差不多是30年前开启的《革命的年代》四部曲画上了句号。尽管这四部曲并不能视为是一部作品，它们其实为一个宏伟的理想所推动的：那就是试图去追寻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更迭，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革。这种变化初始于欧洲并扩展至全球。然而今天的媒体，尤其是英国媒体，关注更多聚焦在他个人与英国的纠葛而不是他的研究之上。

　　当他被记者反复问及为何仍保留员的身份时，霍布斯鲍姆通常回答，他不愿让以前的同志们失望，但这个回答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尤其考虑到他与政治光谱各处的人都有着亲密友谊。或许真正的解释在其他方面。事实上在他早年失去父母，欧洲正笼罩在纳粹阴影之下时，正是给他提供了一个家。但这个回答不会是霍布斯鲍姆这样的人给出的，毕竟他是拒绝用心理分析法的。

　　党员的身份至少在某一方面影响了他的作品。在与意大利记者安东尼·波利托（Antonio Polito）（他本人长期是意大利成员，或许也是唯一因为打网球而被开除的）的谈话中，霍布斯鲍姆承认，他为了避免伤害同志们的感情而选择回避谈论20世纪的问题，而是更多关注于19世纪的研究。这意味着，他的信仰使得他进入了特定的历史学研究领域，那是他确信与现在无关的领域。（战后许多杰出的波兰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专注于中世纪历史的研究也是基于类似的原因）在选择写作的题目时，保持思想上的自由被霍布斯鲍姆纳入同样的考量。不可避免的是，在著作《极端的年代》（那是他唯一一部讨论20世纪欧洲历史的著作）中，迫使他进入了不适的领域，而这部书的分量也较小。

　　不同于他的信仰，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使他的作品得以丰富，也融入到他的作品当中。当他早年在圣玛丽伯恩文法学校念书时，霍布斯鲍姆就服膺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观点，即历史是一个进化的过程，而危机是其中的标点。霍布斯鲍姆强调危机是很重要的，如果他的进化论观点随着时间而衰退，他关于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根本性不平等之上，因而会发生崩溃性危机的观点则并未改变。这一观点使得他的作品在新的世纪，尽管经历了苏联的消亡，仍具有与读者对话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观点也强化了他对于过去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的观点。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历史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社会历史学家（他在50年代就获得的称号），意味着需要从整体上解释社会变化。1950年他在巴黎历史学家大会上就说明，“将社会史从其他历史部分分离只是一个专业化的工具，尽管出于实践需要，我们被视为‘社会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写作所谓的‘社会史’，而是写作在现实世界不能被划分的历史。”不同于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注于物质层面，霍布斯鲍姆对经济史有他的理解，那就是经济史不单纯只是经济的。他总是对诸如音乐、好莱坞、小说等这些或高雅或通俗的文化领域颇感兴趣，以至于他无法把这些因素视作是历史中的二等配角。

　　当霍布斯鲍姆被问及马克思与21世纪早期的联系时，他特别强调“对他观点的整体性的认识”。有些批评者认为这一定义与马克思本身无关，但事实上，这种理解社会变革的整体性观点，以及马克思对于危机和其背后的社会公平的关注，很难以其他方式来认识。当你回看今日学术研究的日趋专门化，在今天这一点已经比霍布斯鲍姆的时代更加明显了，你就会明白这种整体性的认识如此难得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并非一个教条主义者，霍布斯鲍姆属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建立一个智识的公民社会。在他看来，理论上的纯粹或精妙并非题中应有之意，平实的语言也不意味着肤浅。因为学术研究如果无法走向社会大众，它本身的价值就很渺小。从某种意义上，霍布斯鲍姆的政治观点为他的学术实践提供了道德标准，也为大众阅读提供了独特视角。霍布斯鲍姆本人并非是个历史叙事者，但在80年代他热切拥抱了叙事史学的回归。然而，今天的许多历史学家仅为他们能讲出一个精彩的故事感到骄傲，却很少关注到如何建立论断。逸闻是有趣的，但他们提出的分析却太薄弱了。霍布斯鲍姆留下的财富在于他开创的写作方法，让历史论断富有生机。他提醒大家历史是个共享的事业，需要开放的心态，保有开放的结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会继续阅读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