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瓦尔德废墟作为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王宠惠被誉为“民国第一法学家”，是中国近代史上任期最久的司法首长。与此同时，王宠惠也是一棵“民国政坛常青树”，历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职，是蒋介石的首席外交智囊。然而，对活跃于民国舞台上的这样一位关键人物，我们的研究却很薄弱。这或许是因为王宠惠为人低调，没有给我们留下诸如回忆录、自述之类的资料，但我想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意识形态之束缚，使我们有意无意忽视其政治外交作为，更谈不上系统地梳理与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王宠惠的研究专著有段彩华著《民国第一位法学家：王宠惠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2年版），余伟雄著《王宠惠与近代中国》（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版），刘宝东著《出山未比在山清：王宠惠》（团结出版社2009年版），学者们站在各自的视角，就王宠惠的法学成就，王宠惠对中国法制宪政、文化教育的现代化以及中国外交的贡献进行了探讨，不过，将王宠惠作为外交家来立传的尚付阙如。近日，由祝曙光教授撰写的《法官外交家王宠惠》一书，站在学术立场，广泛搜寻史料，对其丰富多彩的外交生涯进行客观评述，弥补了这一缺憾。

　　全书除去引子与尾声外，分为八章，前两章主要介绍王宠惠的家世、婚姻及求学之路。后六章则以时间为序叙述从民国建立到中国抗战胜利这30余年间，王宠惠的政治外交生涯，重点探讨了王宠惠作为职业外交家的外交观念与活动，对其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所取得的外交建树，给予了充分肯定。根据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所做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王宠惠继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之后，名列第四，作者认为“以他（即王宠惠）对中国外交的突出贡献，应该配得上这份荣耀”（第256页）。书中写道：“王宠惠生于乱世，国力衰落，但他不畏强权，凭借自己的学识、毅力和才华，与列强周旋，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其才识足以决大计，谋断足以息群疑，誉望足以动坛坫”，“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外交经验与技巧”（第3页、第252页）。作者以“斯人已去，勋业永存”为题作为全书的尾声，也表达了对王宠惠的高度评价。

　　《法官外交家王宠惠》作为一部完整叙述王宠惠外交生涯的史学论著，似乎有些姗姗来迟，但迟有迟的好处，研究者与历史之间的时空距离越远，抛弃主观情感“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就越大。该书最见功力的部分，我以为是第六、七两章的内容，主要涉及王宠惠推进修约外交和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外长的折冲樽俎。作者将王宠惠的活动与时局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处于事业巅峰的王宠惠在中国外交史上留下的印迹：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关税特别会议，使列强首肯中国具有关税自主权；主持法权会议，向世界表达了强烈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的正义呼声，使与会各国代表在法权调查报告书中指出领事裁判权在中国的客观存在，为中国条件成熟时最终废除这一外人在华特权提供了法理依据；作为条约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以其丰富的国家法知识和实践经验，指导了中比、中法、中日、中西、中英等修约谈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王宠惠再度出任外长，为孤立日本、争取各国同情而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奔走呼号，最终，“在他卸任外交部长时，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全面的援助体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王宠惠抓住有利时机，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平心而论，在中国国力羸弱的民国时期，这些外交成果的取得十分不易。我非常欣赏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两句话：“王宠惠的外交生涯，也留有遗憾，有些外交举措也值得商榷或不妥。但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当‘法官’是容易的，而当‘律师’为其辩解却是不容易的。”（第271页）以这种态度研究民国的外交家，自然会如作者所愿：总结和吸取民国外交的经验教训，为我们今天“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更好地维护本国权益”提供借鉴。

　　一本好书一定是有细节的，该书一大特点即是以历史的细节再现了王宠惠的一生。比如在叙说王宠惠的婚姻家庭时，作者提到“本来，王宠惠喜欢打桥牌，厌恶麻将，讥讽麻将是136张噪音，可是杨兆良（王宠惠的第一位夫人）喜欢打麻将，二人结婚后，王宠惠爱屋及乌，居然不排斥麻将，夫人打牌时，他总是静静地站在夫人身后欣赏”（第10页）。“王宠惠有一笔记本，上面记载了与夫人订婚、结婚的日期以及夫人和儿子的阴历、阳历生辰。”（第11页）呈现了这位革命者的侠骨柔情。在讲述其留学生涯时，作者提到，1901年，20岁的王宠惠在日期间，发生了居所房东女儿和子小姐主动献媚、自荐枕席的“风流韵事”，而王宠惠为人方正，“清楚自己不会久留日本，绝不能做始乱终弃的负心事”，终于没有发生什么。（第26页）在和梁启超见面时，王宠惠毫不客气地指出梁启超所著《英文汉读法》“谬误良多，误人子弟”，“还用英语说了几句，梁启超听不懂，大惭，遂即撕毁《英文汉读法》，终生不提此书”。（第27页。）1908年王宠惠在英国研究国际法期间，在伦敦第一次遇见了取道欧洲回国的留美学生顾维钧，两人“一见如故”，在一起呆了两天，游览了伦敦。“当王宠惠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时，顾维钧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国务院秘书，两人由于工作关系而经常接触”，“由此顾、王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们在华盛顿会议上密切合作，为中国挽回了不少权益”。（第55-56页）。贯穿于书中的这一个个小细节，向我们展示了过去被忽略的王宠惠的许多侧面，让一个温文尔雅、知识渊博、严于律己、有血有肉的王宠惠跃然纸上。

　　1958年王宠惠在台去世后，老友顾维钧得知王夫人朱学勤生活十分艰难，在论及原因时，作者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因为王宠惠一生清苦，毫无积蓄，入住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时，筹措医疗费都发生了困难。蒋介石闻讯派人送了他一笔医疗费。王宠惠将全部医疗费置于病床下的小箱内，把钥匙放在他的枕头下，请专用的护士代为管理支付，专款专用，‘足见这位法学家守法守度的观念，直到行将就木时，仍无改变’。”（第250-251页）这些细节使得王宠惠的形象不再笼统而模糊。

　　《法官外交家王宠惠》一书作为“民国外交家丛书”的一种出版，回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史学召唤，正如丛书主编石源华教授所说，“重新评价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历史功过，既可以深化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对外交涉的经验教训，具有学术意义，又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具有现实意义”（该书总序，第15页）。基于此，《法官外交家王宠惠》一书在兼顾学术性的同时，也力争做到文字活泼，雅俗共赏，但不知是否正是出于这一考虑，书中一些文字的引用没有尽数标注出文献来源，这是一个遗憾。此外，书中涉及了大量西方人士，在外国人名第一次出现时，文中有时以括号注明了全名（包括名字和姓氏），有时只注姓而无名，有时则完全不注，如能加以统一，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