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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我从北平回到重庆后,即参加中共重庆市工委,负责宣传工作。1938年2月至6月,我奉调任铜梁县委书记,6月回渝,7月董必武在机房街接见了我们四位教师。
董必武要我们在统治区办一所思想作风好、成绩好的中学,使学生具有马列主义的理想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总之,通过办学对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党的教育。校址选在江北县鸳鸯场的胡家湾。我是中共重庆市委宣传委员,也是四位教师中唯一的党员,便自告奋勇地担当起这副重担。经过7、8两个月的筹备,于1938年9月22日举行了开学典礼。
清华中学继承清华大学的求实精神,继承北平“一二·九”运动斗争精神,办得很好。黄觉庵、蒋宪端、陈洛等党员都来校工作过,原清华大学同学也有很多到清华中学教书。清华中学教育质量很高,培养了很多人才。如新中国成立后搞原子能的专家朱光亚,就是清华中学一班的学生。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大学的很多教授、副教授、讲师,都曾是清华中学的学生。1943年、1944年全国统一考试,清华中学的成绩都是前几名,有一次是第一名。后来,西南联大同意清华中学可以不经考试保送十名学生进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搬回北平后也如此,重庆大学也是如此。
清华中学开始只有四个党员,开学后不久便成立了清华中学党支部,我任支部书记,蒋宪端任组织委员,黄觉庵任宣传委员。学校情况复杂,1938年11月,黄觉庵因敢于直言,被赶出了学校。黄觉庵走后,宣传委员一职由傅心义接任。我们在高中部、初中部都建立了党组织。到1939年6月,党员有十三四人。学生中党员有朱光亚、傅心义、李淑明、杨庄极、杨敬极、栗远芳、胡永秀(胡韵味)、郝文孝等。
清华中学党支部要求学生认真学好功课,同时向学生灌输马列主义,介绍他们读《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等,还组织学生到鸳鸯场、观音桥等农村宣传抗日救亡。
虽然清华中学是我找人出钱,请清华校友办起来的,但因学校内部斗争激烈,到1939年夏天,我也被迫离开了清华中学。
我正筹办清华中学时,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决定成立江北区委,要我任江北区委书记,冉益智(冉启熙,后叛变)任组织委员,一位小学教师任宣传委员。这期间开过几次区委会议,地点多在茶馆,或字水街我家中,或清华中学学校里。廖志高还把航空通讯学校、民生机器厂、江边一小学等处的五六个党员的关系交给我,要我去联系。
1938年11月间,我把清华中学全面工作安排就绪后,于一个星期六下午,从胡家湾徒步到青草坝民生机器厂。民生机器厂正在进行修建,那时已是四五点钟了,工人不是很多,但显得有些忙乱。我向门卫工人问明了我要找的人的工作地址,在厂房前见到他。那是一位修理技工,正忙于修建。通过这位技术工人,我又见到了另一位工人。他们都是党员。见面后,我问他们有无事情,知道一切正常后,约定以后再去找他们。他们怕被人监视,送我出大门不远就回去了。这次去是接头,准备以后再去。到1939年初,学校工作更忙了,领导又有变动,就再也没去了。
我和航空通讯学校的陈怀刚、郭登明、杨建华见过面。时间在1938年底或1939年初,见面后他们谈了些学校情况。陈怀刚是党员,但无人联系。另外二至三人还不是党员,正迫切要求入党。
我在江北区委任职期间(1938年9月—1939年2月前),一心扑在重庆清华中学的办学和党建工作上,因为这是董必武交办的工作,必须办好。我的主要精力用在办学上,抽不出身来管区委的工作。1939年春,上级派陈野苹任江北县委书记(1938年11月,川东特委成立后,江北区委改称江北县委),开始我还兼任县委委员(仍一直兼任清华中学党支部书记),开过一二次会议,以后就未去参加了,记得最后参加的一次会是在4月份。
(罗清,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委员、中共江北区委书记。在董必武的领导下,创办清华中学,任清华中学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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