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xl去北京，到故宫，看文物，是许多人此生的一堂必修课。而故宫博物院收藏超过186万件（套）文物，其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宏大、浩瀚、可视的中国文明史和中国艺术史。如果能有一本书，能将这样的历史微缩于书中，让我们阅之并带上去故宫博物院看文物，收获与感受定会全面升级。由博集天卷与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看见故宫》便是这样一本书。

　　《看见故宫》由故宫权威专家余辉、冯明珠、徐琳、王健华、丁孟、马顺平合著，讲述了故宫文物从起源、形成、发展再到辉煌的中华文明史，内容简单易懂，是走进故宫、了解故宫、在故宫发现中国之美的佳作。该书精选两岸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逾百件国之重宝，分为陶瓷、青铜器、玉器、书法、绘画等模块，文物年代从古老的夏商周直至百年前的明清，横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程。

　　六位作者，也是六位国宝守护人，他们对故宫文物珍宝的维护与典守长达半个世纪。在书中，他们亲诉自己研究国宝的趣味心得，思考文物背后的奇人逸事，用生动的文物故事诠释中华文明的文化自信。

　　余辉，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室原主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古代绘画鉴定与研究30余年，不断尝试将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古代绘画的鉴定与研究理论中，破解了许多名画背后的玄机。他也曾参与大英博物馆400余件中国书画藏品的鉴定工作，并作为中方策展人，主持了2004年“中法文化年”大型展览《神圣的山峰》，以及2007年《中国·比利时绘画500年》大型展览。

　　作为我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现收藏历代绘画4万多件，其中名家名作就有3000多卷，包括《步辇图》《千里江山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当你徜徉在展厅里，观看古代绘画精品时，心中是否有这样的疑问，《清明上河图》仅仅是在表现宋徽宗统治时期的太平盛世吗？《女史箴图》到了英国为何要被截成两段？中国的山与欧洲的山有何不同？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看见故宫》出版之际，余辉接受媒体采访，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带读者了解绘画作品的方方面面。

　　山西晚报：《看见故宫》具体介绍了从东晋到清朝的25幅名画，为何选择这25幅？

　　余辉：我们要选最具有代表性的，相对来说争论比较小的，业界基本上对它的时代和作者有比较一致意见的。我们选这些在学界经过了近百年的研究，有了一定的历史或者时间的积淀，没有异议了，把这些作品拿来给公众进行介绍，做内容分析，可信度就会大大提高。

　　余辉：从画科考虑，主要是山水、花鸟、人物，花鸟里面还可以再细分为走兽等类别。在内容选择上，有表现历史故事的，有表现当时现实生活的，还有风俗生活的。在画家身份上，宫廷画家画的，文人画家画的，还有民间画家画的，我们也都有一些考虑。

　　在为这本书选作品的时候，我们是考虑到要像交响乐那样，完整地体现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宏大叙事，而不仅仅是一花一草或者某一类画家的作品，要完整体现、经典体现。

　　余辉：所谓鉴赏古代绘画，一般来说分“鉴”和“赏”。“鉴”指鉴真伪，这张画传为某某人作的，是不是他作的？如果不是他作的，那是谁画的？或者是哪个时代的，哪一类人画的？这个叫鉴真伪。“赏”就是我们要赏析，要享受、分析这里面的历史内涵、启迪、教育、故事，等等。概括来说，就是赏高下——它的艺术水平是高，还是一般，还是差一些，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在叙事？它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表达作者的感情？

　　鉴赏也是有规律的，根据不同的绘画，可以找到不同的规律。从内容层面来看，主要关注创作动机、构思、主题和技法；从技法层面来看，主要关注构图、造型和笔墨，去欣赏画家是怎么完成这张画的。比如说，我们鉴赏一幅古代的宫廷绘画，就要看这张画的作者是哪一位，是不是真迹，是皇帝授命，还是他个人进献给皇帝的。还可以看上面的日期，有没有年款。一般来说如果画上面，特别是宫廷绘画上面出现了年款，就不能小看这个年款了，说明在这一年或者在这一年之前的不长时间内，宫廷里一定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画家奉命或者主动去记录下重大的事情。如果没有年款，那么在这方面就不能做过多的揣摩了。

　　所以，一幅画不能简单地去看画了什么，这种是最初级的阅读。深入的阅读就要走进这个画家的内心世界，看他在想什么，他给予我们的是什么。

　　余辉：《看见故宫》这本书就是让观众去走进故宫、了解故宫文物的一个重要方式。对待文物，不能只是看，还要去读它，读关于这件文物前人做的研究和现在人做的分析。毕竟，在博物馆看到的是有限的，一件文物的说明牌，最多一百多字，只是一个导引性的介绍，而书籍则会呈现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知识。

　　余辉：我从小就喜欢画画，父母亲也很鼓励，给我创造了条件，后来考取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美术系的前身是徐悲鸿在民国年间的中央大学创办的艺术系，1952年院系调整时，迁到了当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我在那里读了4年，临毕业的时候，大家要跟系里面年资最老的、名望最高的老教授话别。

　　我们当时是跟徐悲鸿的弟子杨建侯话别，他在中国画领域声望很高。杨建侯跟我们说，绘画是每天都要坚持的，不能停，但是也不能只画而不思考，你们要当画家，而不要当画匠。我就顺便问了一句，杨先生，画家跟画匠有什么差别？是不是一个画得好一点，一个画得差一点？杨建侯想了一下说，一个画家必须要懂得艺术史。一个人如果只有手头上的功夫，但对艺术史一知半解，就不能完全领悟绘画。

　　为了不当画匠当画家，我就要好好学习艺术史。读得多了，我发现虽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但这里面依旧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空间。慢慢地，我对艺术史的兴趣越来越大，甚至都超过了我对绘画的兴趣了。

　　山西晚报：您还不断尝试将民族学、文献学、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融入到古代绘画的鉴定与研究理论中。

　　余辉：这里面有我的老师、前辈们的努力，也有我自己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比如，把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到鉴定和研究古代表现少数民族绘画题材的作品中，这是我的一个探索。

　　此前，业界不太用民族学的方式来破解少数民族题材的绘画，因为古代对画中出现的少数民族形象，都不太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也要了解在古代绘画中，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物质文明。各个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什么样的状态，民族学已经做了研究。我用民族学的方法，通过区分衣冠服饰等，来看画中的少数民族到底来自古代哪个时期，就比较容易解决。而且，我们针对古画中少数民族的研究，还可以反哺民族学，为他们提供形象资料。

　　余辉：对，除了民族学，我们还需要很多其他知识，比如动物学知识。一幅画里画了一只孔雀，这背后蕴藏着什么信息？孔雀分很多种，有绿孔雀、蓝孔雀，还有白孔雀。我国基本上是以绿孔雀为主，而画中出现了蓝孔雀，我们就可以做出孔雀是域外进贡而来的判断。这就不仅仅是研究画中的形象，还有了相对科学的结论。同理，画中出现的植物，需要我们借鉴植物学的研究成果。所以，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排斥，里面的知识都有可能成为你打开一幅画的钥匙。

　　余辉：前几年我做过《清明上河图》，过去它一直被看做是张择端在颂扬宋徽宗统治时期的太平盛世。其实，在它的跋文里，元朝人和明朝人就已经提出，这幅画是为了警示宋徽宗而作的。在高大的城楼建筑、精巧复杂的桥梁、车水马龙的商贸集市背后，画家其实也揭示了当时出现的许多社会弊病。为此，我专门学习了宋史，特别是徽宗朝的历史，发现这幅画在展现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之余，有很多充满暗示的画面情节，比如：全卷唯一的望火楼被改成了供人休闲的地方，下面的两排营房变成了饭铺。城里的消防站连同消防水桶，都在向御林军提供运酒的服务。《看见故宫》这本书里面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

　　不过，由于《清明上河图》表现太平盛世的观点在教科书里已经出现了几十年，有相当一部分人难以割舍已经形成的观点，现在是各执一词。

　　山西晚报：您曾参与过大英博物馆400余件书画藏品的鉴定工作，在与英方的交流与合作中，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余辉：他们对中国文物是非常热爱的，保护也非常认真，但是他们走过了一些弯路。这些弯路是因为最初他们对中国古代绘画不太了解，比如说装裱的方式。

　　在西方，他们没有装裱这个概念，他们的绘画不叫装裱叫装框。油画都要装个框，哪怕是速写都要装框，放在一个玻璃镜框里面，然后挂起来。所以《女史箴图》到了大英博物馆之后，就被拦腰截成两段。为什么？因为没有这么长的框子。截成两段之后，裱在两块板上，把它挂了起来。我到那里后，马上跟他们谈了，告诉他们这个古画应该怎么保管，应该怎么收藏。像这样长期挂着，由于地心引力，丝绢容易翘起，翘起之后就会剥落，剥落就会掉渣，外面会出现白色的痕迹。正确的做法是平放。我把这些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们，他们也是很认真吸取的，马上摘下来，重新装裱，平放在展柜里面。

　　他们也有做得比我们好的地方，就是展示柜恒湿、恒温、无紫外线，很利于保护古画。展示柜上面还盖着黑布，需要展览的时候就把黑布一拿，跟观众见面，不展览的时候就把黑布盖上。

　　山西晚报：您曾作为中方策展人，在2004年“中法文化年”主持了大型展览《神圣的山峰》，为什么以山峰为主题呢？

　　余辉：当时是以山水画为主题进行的展览，里面有很多山山水水，一些器物也是山的造型。我认为山峰可以体现出中西方的差异。

　　仔细看的话，中国的山和欧洲的山是完全不一样的。欧洲的山，看起来总是很凶险，只能征服或被其征服——要么爬上去登顶，要么就爬不上去失败。而中国的山，比如《富春山居图》中所呈现的，是可以与之对话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都想隐居到山里。这其实是两种不同的哲学观念，不同的美学观念。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写实的东西、栩栩如生的东西是美的，而老子认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五色令人目盲等等。

　　这是精神追求的不同，也是不同民族文化在世界的立身之本，不能强求相同，要保持其多样性，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余辉：要想推进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首先必须要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他们的接受方式，不能自说自话。同样西方人在向我们传播西方文化的时候，也在研究、学习我们东方的文明，也在考虑以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接受、理解。这是一个双向的问题，双方都要互相了解，才能够达到交流的目的。

　　比如我们在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里，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旋律在里头。当然范宽不可能听到这样的音乐，但是艺术的精神是没有古今的，也没有地域限制，它都是流通的，是能够相通的。如果贝多芬看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我想他也能够理解这幅画。所以，用双方都熟悉的东西来进行新的沟通和交流，应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再看我们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用它去理解法国18世纪的一些表现爱情的宫廷绘画，是可以找到共鸣的。1954年，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时，就带去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西方人看得都很投入，因为他们觉得这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其实，东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通的东西，我们抓住这些相通的东西来进行交流，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东西，需要找到思想差异的根本在哪里。

　　山西晚报：故宫里的书画宝贝很多，但囿于当前的客观条件，很多从未与观众见面。在做展览这方面故宫博物院有什么样的考虑？

　　我们现在的展览跟过去有所不同了。过去我们比较习惯于做历代名画展，从晋唐一直到明清，甚至直到民国，对跨越1000多年的绘画历史进行集中呈现。现在我们改为精品展，选几件重要的精品，充分展现出其中的精神内涵，然后再陪衬一些其他作品。这样可以避免过去一下子展出数百件作品，观众很容易找不到重点，甚至有些“消化不良”，出现视觉疲劳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做过苏轼书法的集中展示，展品包括学习苏东坡的、受苏东坡影响的，以及苏东坡本人的真迹。同时我们还向其他博物馆借了一些展品，来充实古代绘画的展览，重点突出专题、主题和重要的画家，不像过去一下推出上百个古代的著名画家和书法家。比较起来，后者的效果更好，观众能够静下来，对一类作品进行欣赏。

　　余辉：今年下半年故宫应该会有人物画的书画展。在2025年，故宫成立100周年的庆典上，会有非常重要的古代绘画展览。以我的经验来看，不会一下子把上百件历代名画全部都拿出来，最终展出的，会是观众强烈期待的几件作品，同时附其他的相关绘画作品进行陪衬。

　　余辉：故宫在建设之初，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博物馆，所以公共空间很小，导致现在的展览条件有限，尤其不适合展示一些大型文物。北院展区的建立，主要是解决这些大型文物的展览需求。比如成套的家具，以前只能放在库房里，北院建成后可以按照原状摆放、展示。还有一些大的地毯、挂毯、壁毯、兵器和大型乐器，比如管风琴等。此外还有大的绘画作品，有的长度可达4米多。现在的故宫展厅一般只能挂2米左右的藏品。

　　余辉：故宫的数字化已经做了20年，毕竟有180多万件文物，不可能在几个月、几年内完成数字化扫描。现在每天都有新的文物在不停地拍，故宫有资料信息中心在专门做这个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全部文物必须都进行数字化处理。现在，一级、二级甲等的珍贵文物应该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一些三级文物和一般文物的数字化还在进行中。这其中有一些古代三流画家的作品，知名度低，使用率就比较低，这样的文物我们也是会进行数字化的，因为它们也总会有见天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