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经热快播王铎的书法创作，不光体现出艺术审美，更多的是艺术冒险，很多时候体现出“极限运动”的特质，而这些仅仅是表面现象。王铎书法的真正内涵是一口深井，他的悲剧人生，才是活水之源。

　　同样因为他的悲剧人生（仕清之后实为自我放弃），王铎刻意地，同时也是创造性地将字写大，以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变传统书法欣赏“案上观”为“壁上观”，拓展了书法的审美场域和格局，从现实意义上让书法艺术“站”了起来。

　　明代以前，除了庙宇殿堂等处的楹联以外，巨幅书法作品比较少见，传世经典作品的尺幅多为几十厘米大小。自明代中后期起，随着高大建筑物的增多，以艺术增美生活的审美思潮兴起，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开始涌现，书法作品动辄几米长，当时的名家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都参与其中，一时之间鸿篇巨制佳作迭出，夺目惊心。审美方式也由以把玩、凝视为特征的“案上观”，变成了以眺望、仰视为特征的“壁上观”。

　　王铎是巨帧长轴创作的执牛耳者。他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丈多高，最高的《五言古诗轴》，纵高竟然达到惊人的4.22米！如此顶天立地的书法艺术，自然具有让人血脉偾张的视觉震撼力。笔者曾在书店购买过王铎巨幅长卷的高清影印帖，尺幅之高，层高3米的陋室不能悬挂，只能让它委屈地躺在地上，供笔者瞻仰。即便它躺在地上，其字字威武、横扫三军的霸道神气还是让人屏声息气，不敢动弹。读王铎的字是需要勇气的，而读王铎的巨幅长卷，则需要穿上救生衣，坐上救生艇——那是在惊涛骇浪中的行进和搏击，那是人力与自然力的相互叩击和呼应，那是神示的诗篇和魔性的心迹之间的角力——神仙打架，作为观众，我们很容易受伤。

　　王铎的气宇襟抱和他的擘画神功，显示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壮阔气象。可以说，王铎不是把字写大了，而是把“人”写大了；不是把个人写大了，而是把自我意识写大了——人生如蚍蜉，事事不如意，想做名臣，却做成了贰臣；想做武将，却做了跪迎降将；想流芳百世，偏偏遗臭万年。错错错，生之卑微以字放大！莫莫莫，臣之忠良以笔扛鼎！

　　王铎写的不是字，是生不逢时的肝肠寸断，是人鬼附体的魂飞魄散，是遗臭万年的名垂宇宙，是失败人生的倔强战书。

　　如果说颜真卿的“名垂宇宙”是其忠义肝胆的自然成全，那么王铎的“名垂宇宙”则是其在忠义尽丧之后的绝地突围，他有意识地将其书法和诗文作品编辑成册，勒石刻拓，体现出相当强烈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其作品的传播和流传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王铎留存于世间的诗文集很多，为后人研究和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这固然是因为年岁不久，诸多文本文献还没有在岁月流逝中遗失和消灭，而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是因为王铎本人生前的自觉集纳和“抢救性保存”。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除了“编书”以外，王铎非常注重勒石刻帖，也就是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请人刻在石碑上，供人观瞻和拓印。比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日涉园帖》《论诗文歌》《二十帖》等，都是由王铎的儿子或姻亲主持刻写完成的。所刻作品，除了来自于王铎先前的馈赠，更有王铎听闻刻帖之事后的“专项支持”。他去世前曾嘱咐儿孙说：“我一生别无所成，唯有书法一道小有所成。待我死后，可寻觅良工，将这些作品一一刻石镶置于中室四壁，传留后世。倘子孙后代有衣食不足时，亦可拓卖字帖，以济温饱。”

　　这充分说明，王铎的刻帖，是一种有意识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化工程”。于他本人而言，他的功名意识从来都是以流芳百世为旨归的，当然他是想借墨迹舞日月、承天地以不朽，而于中国书法史而言，恰是因为他的审美自信和文化自觉，这些珍贵而有价值的墨宝，能于纸帙法帖之外，与自然界的碑石风云交会，在广袤的天地间和历史空间里，生发出“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

　　当然，这“叮叮当当”的共鸣之声，一定包蕴着王铎质疑经典、重组经典的砥砺之音。王铎有意识地对经典法帖中的错谬进行了“勘误”性临摹，对历代经典法帖中的不同字体进行了“组装展陈”，起到了现代“书法字典”的部分功能，而个性化的“博美性临摹”，又为自己的作品成为新的经典提供了可能。

　　王铎是一个对临帖极端重视的书家，“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但跟其他单纯以学习为要义的临帖者不一样，王铎的临帖，其实质是一种有意识的复古式创作：现场是古代，写的是古人的文本，但灌注了王铎的思想、气息和学养。比如在临帖过程中，王铎经常性地将不同时代书家不同字体的作品进行选择性“组装展陈”，并置于一个册页之中，在与其临摹的多个范本比较后我们还可以发现，其摹写出的字体竟然不同于原来的字体。这是临帖吗？如果不是临帖又是什么？博采众家之美而进行个性化演绎，王铎总是以意料不到的做法为我们提供审美上的丰富性和吸引力。

　　不仅如此，在临摹古人作品时，王铎还经常基于自己的学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法帖中的部分地方进行“纠偏”和“勘误”，比如在临王羲之的《兰亭序》时，就将褚遂良摹本和薛绍彭摹本中的“暎”改为“映”、“領”改为“嶺”、“弦”改为“絃”、“由”改为“繇”。对此，王铎专门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王羲之和王献之所使用的是俗字，而不是正体。几乎每一件古人的作品到了他手中，他一定会将他所认为的“讹字”“俗字”全部依照自己的理解进行一次修订。这确实又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自信，没有相当高的文字水平是不敢这样轻举妄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王铎希望通过对经典法帖有计划地临创和改写，自身也能跻身经典，传之久远。对于一个有着重大自我期许的书家而言，这不是小聪明，而是大智慧。

　　自创“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创作法，以“物理定量”使自身始终不离宗法，而卓成大家，这是王铎基于自我成就给后世留下的公告牌和康庄路。质疑经典、重组经典，源于本来、开创未来，以自身之临创垂范，匡正后学之“任性创作”，则是王铎于后世书法的重大学术贡献。

　　王铎曾说：“书学以师古为第一义”，将师法古人放到“第一义”的位置，这是因为有感于当时书家“无法度”而“野道兴”，更是痛心于部分书家没有由来胡涂乱抹，或者本来有一定的书法传习基础，但稍有名气后就背离传承，“我体”横行。所以王铎要反复重提临帖，“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书不宗晋、必入野道”。“不学古法者，无稽之谈也”，“予书独宗羲、献。即唐宋诸家皆发源羲、献，人自不察耳。”

　　更重要的是，王铎终生坚持“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生不易”。王铎成名甚早，请索者众多，往往一字难求，他的江湖地位之高，可以说是审美风格的确认者和艺术鉴赏的首席专家，他就是用脚趾头握笔写出的字，时人也会如获至宝。但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是规矩制定者，并没有得意忘形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真正的大师还是古人，所以王铎主张一定要终身师古。他的杰出贡献是给“师古”作出定量要求：一天放飞自我，一天重回古人身边，以保持自身高古之气。这个法则对晚明当时甚至当今时代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王铎书、诗、文、画并举，诗赋心声，字达情意，文注渊源，书写本我、书写“我本”，为书法增添历史价值，为历史提供个性化美学旁批。王铎仅留存于世的诗作将近万首，而相当一部分诗作都附有跋文和题记，这些文献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提供了依据，这也正是王铎不同于或者卓绝于其他书家的最大特点。王铎所有的艺术技艺，书法、诗歌、绘画、文章等交相辉映、互相渗透，在其特别而悲情的宦海人生中，最终汇聚于书法艺术，形成了“有明以来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