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文下篇县委召开围垦公社书记会议部署工作1971年4月11日，县委专门召开四个围垦公社党委书记会议部署围垦工作，由县委副书记彭秀贵主持。按会议安排，指挥部张承模在会上作了如下汇报 这次围垦海涂已经打了三仗（即三期工程），已把从一号坝到二号坝一条长达10华里的大堤筑起来了。围住了三干多亩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搞起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水坝”，对二号坝至八号坝更长的地段沙头淤高，好处很大，为今冬大围是创造了条件

　　1971年4月11日，县委专门召开四个围垦公社党委书记会议部署围垦工作，由县委副书记彭秀贵主持。按会议安排，指挥部张承模在会上作了如下汇报：

　　这次围垦海涂已经打了三仗（即三期工程），已把从一号坝到二号坝一条长达10华里的大堤筑起来了。围住土地3600亩，第一、二期工程潮汛较小，其投放十多万劳力，基本上被冲掉。而第三期工程(即一次围牢)后的月初讯，遇到今春以来最大的潮水，有两个大队地段被潮水抢上平台，有三处“险一险”被突破，但最后还是保下来了，这是一个胜利。围住了三干多亩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搞起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水坝”，对二号坝至八号坝更长的地段沙头淤高，好处很大，为今冬大围是创造了条件。存在的问题是江道地势变化莫测，危在旦夕，保住大堤，任务十分艰巨。特别是头子上千把公尺地段很危险，土方还是临时段面， 石块每1米只有二、三方， 而潮水一汛大一汛，这一些临时措施难以抵挡。

　　当时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这条埂头保不牢，总有一天要“笃落” (即坍掉) ，因此消极悲观，另一种是看到危险性，争取“可能性”(即保住)，据省市海塘部门同志分析，保住是有可能的，关健在于决心，在于措施，在于石头。我们认为，在第三期工程以前，可以研究今年还要不要搞的问题，而现在应该说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余地了，而是非搞不可。如果不搞，不仅是已经得到的三干多亩要丢失，整个沙头要削低，冬天大围计划也打破了。

　　彭秀贵同志听取汇报后作了讲话。他同意指挥部对围垦形势的分析和意见。他同时强调我们搞围垦是用实际行动学习大寨精神和河南省红旗渠的革命精神。

　　1971年5月，白洋桥旁，三号大堤内侧，划出一块地，盖起了七间大横舍，以后又盖了几间平瓦房，同时县商业部门给我们运来了几块特大的油布，搭起了大型工棚，县围层指挥部就从中沙大队搬到这里办公，四个公社围垦指挥所也同时建了起来。我们还在3号大堤内侧河边种上了大批树苗。这意味着我县的围垦海涂战斗摆开了进一步大干的阵势。

　　1971年5月10日，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刘延儒、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彭秀贵、县委副书记王祖庭，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董家年四位领导亲临围垦工地检查指导工作，对围显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今后工作作了指示，这给于广大围垦干部和战士是很大的鼓舞。县委还组织县级近20个部门领导来工地察看工作，县商业局革领小组组长庄瑞康说:“看了围垦场面很感动，这里可以概括为六个大:工程大、困难大、成绩大、潜力大、贡献大、前途大”。尽管围垦海涂未来的道路还是那样地艰难，但他讲的六个“大”，越来越被后来的事实证实了。

　　1971年6月5日，指挥部送给我一本《马克思恩格斯  宣言》，在这本《宣言》的菲页上写着：“赠张承模同志余杭县围垦海涂联合指挥部1971年6月5日，”并盖了指挥部的公章。

　　指挥部送给我的这本经典著作，我爱不择手，离开现在已有48年，这些年间我不知多少次阅读，而受到的教育。同时因看到指挥部写的字项，由此带来下沙围垦工地上种种战斗场景再现的回忆。以及感到我曾经参加了如此艰苦卓越的围垦战斗感到骄傲。我将永远珍藏这本书，成为自己巨大的精神力量。

　　既然石头对围垦那么重要，究竟需要多少石头?石头又从何而来?市海塘工务所同志说:“萧山搞围垦先把沿埂河开通，做到畅行无阻，运石头的船，一只接一只在大堤上运石抛石。”但萧山老大哥的经验如何才能学到手呢?还是很茫然，海塘工务所严东茂工程师提出1米大堤不能少于20立方块石。他说:“我考虑这条埂的技术措施要求要慎重，要接受同盘村的教训(指50年代海塘出险而死人的事件)，因为这里沙头低，出问题时，人有危险。”这当然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但这么多石头从何而来?抛石资金至少也得有120万元，可当时我们手里四个公社，总共才筹集了9000元钱，再就是这些石头如何开采，如何拿到现场?这都是大题目和难题目。

　　受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的委托，我与小老朱多次到省市海塘水利部门去汇报情况，请求支援，有关部门领导向我们转达了省市几位领导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意见，概括来说强调群众自力更生。没有石头搞围垦，是无米之炊，正当我们处于很困难时，出现了一个机遇。在一次工作接触中，省水电工程局向我们透露了该局想在杭州附近选择一个地方搞家属生产基地的意向，如果省局与我们联合搞的方案能定下来，首先考虑的问题是确保新围大堤安全，要巩固新围大堤的石方初步计划为15万立方，省局负责10万立方，我方负责5万立方。我们迅即将此信息向县委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指示我们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决定与该局谈判有关合作事项。

　　3月5日，省水电工程局生产指挥组同志来我们指挥部，在现场共同研究，今年为了促进2.6万亩大围计划的实现，坚持围垦与治江相结合，考虑四条具体意见:1.8吨大货车10辆，从临平运石到围垦现场，搞1000立方，带水踏堤，创造汽车和双轮车同时上堤的条件；2、组织800辆双轮车运石，每四辆搞一立方，12天时间拿下2400立方；3、赭山江中来船运1000立方;4，钱江航运队1000立方，合起来5400立方，先上这些，也只是先“顶一顶”。

　　思路是明确的，所谓“合同”，实质上就是抢险，就是保堤。四号大堤保住了，三号大堤当然就稳固了，这就是围垦与治江结合的实质所在。

　　1971年3月11日，县委常委会研究围垦问题，我被指定在县委常委会上汇报围垦的工作进展、问题和今后打算。常委们听取汇报后展开了讨论。王祖庭同志说:“围垦问题我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新围大堤塌掉，感到是个问题，张承模和朱培根两同志到水利局汇报回来，增强了信心，县里开了一个会，四种态度，北面六个公社说，如果作为战备任务，我们是来的。下沙座谈会有六条建议:1、现在做准备；2，春耕生产到了，这是个问题，3.围一段，保一段:4、线.施工时取土要“挖洞”；6，建议县里领导来观察四天潮水。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还是现在做准备，先保一段。董家年同志说：“我赞成下沙的办法，现在全力巩固现有堤线，积极做准备，冬天大搞。胡广清同志(县委副书记)说:“我看这样好:一做巩固工作；二做准备工作，到秋冬一下子突上去，不是不搞，而是更好地搞。”我们从县里汇报回来，又作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征求了四个公社领导、市海塘工务所和熟悉钱塘江特点的“老沙头”们的意见。在调查中有同志说:“如果条件不成熟，硬搞是冒险，如果条件具备了，不搞是右倾，”这话当然是对的，但对于我们指挥部来说，处境也实在太难了，像在狭缝中非要犯一个错误不可了，如有一步之差，可能会“全盘皆输”，这是一次多么重要、多么关键，又是多么困难的抉择啊!有同志建议：召集四个公社大队支部书记到围垦工地上来“放鸣”一天，再定下来。但县里领导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我们指挥部根据县委常委的指示精神，经过反复的、慎重的研究，提出了11条意见:1、第三期工程决定上马，堤长2850米，要求大堤一次合拢。2、要特别保证大堤质量要求，一律在堤外取土，必须在埂脚15米以外，挠水踏堤一定要过硬。3.大堤土方任务完成后，岩渣和块石同时上0.8万立方。4、立即着手测量，划分作战位置，分配好具体任务。5、画好行车路线图，双轮车和汽车运石分开走。6、搞好照明设施，作好开夜工抛石的准备。7、安排好航运站农船运石的具体问题。8、七格与翁家埠通小火车。9、石料上车上船时所需抬杠、麻绳、木板、箩筐、山袜等要迅速运到现场。10、安排好民工住宿点，五号坝不能睡人，不得影响工地通车。11、要求县里各部门对围垦的支援迅速到位。

　　以上意见，以指挥部的名义向县、区作了汇报，并得到了原则同意。这样，围垦今后怎么办的问题，大局就定下来了。接着的问题是紧张地动员起来，做好一切准备，打好、打胜这一仗。看来，作为一名现场工程的指挥员，没有比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一致性也只能在这里体现出来，从实际出发和坚持走群众路线并不是形式，也不是顺序，而是贯穿到工作全过程中去的一种“总和”，很难用简单的是非题或选择题来判断是否体现了这个要求。这里科学性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否认客观机遇所起的作用。决策是困难的，但却对振作人们不怕艰难不怕失败的精神有很大的鼓舞力。

　　潮汛刚过，1971年3月7日，第三期大工程动工，至25日，历时9天完成，四个公社共有劳力21769人，能来的都来了。大堤一次合拢，完成土方12.25万立方，块石0.6万立方，宕渣0.22万立方，这次上石，在不同地段有不同要求，特别加强了迎潮面，虽然石料上去还不足1万立方米，但工作量已经很大，从省局放来的多辆重型卡车、“610”小火车，到大批钢丝车都出动了。也有不少自行车投入了运石，人民战争的力量是惊人的，如果不打这场人民战争，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达到这个规模的。

　　应省“五.七”干校的主动要求，该校同志来工地参加了支援这次围堤工程劳动，他们艰难地担任起了挑土方任务，但最后终因“疲劳不堪”而将铺石方任务留给了农民兄弟。尽管他们没有完成全部任务，但他们却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也实属不易。

　　当时下沙公社书记周毛姑提出:“要严密观察潮巢，要特别加固防范，护埂队伍要有退路”。指挥部根据第一次抢险的经验教训对此作了具体部署。3月9日(农历三月初三)春季第一次大潮到来。傍晚，乔司护堤段有一个“小丁坝”被急水冲垮。大片塌埂，同时冲出了一个深潭，情况危急，当时有381人在现场抢险，27个“天打洞”全部被补上。翁梅公社新谊大队支委翁敏正在扒土时，指甲被扒脱，仍坚持不下火线。在紧要关头，我们指挥部紧急致电九堡，下沙公社党委书记，请他们火速派钢丝车来围垦工地运石抢险。九堡、下沙两公社深夜十二时出动数百辆双轮车往新围大堤紧急运石，九堡由朱金法书记亲自带领，出动了110辆双轮车深夜赶赴现场，运石护堤直至凌晨3时。为了保卫围垦的成果，干部群众抢险积极性十分高涨、五星大队接通知要他们到工地来20辆钢丝车，实际来了30辆。支书郁阿海凌晨3时出门，冒雨参加抢险，说我们五星大队这段埂头如果被潮水冲进，大家都要遭殃，一定要“死守”。30日凌晨，该公社卫东大队支部副书记童忠力带领8名围垦战士在大堤巡逻护堤，当他发现有一个大队的大堤责任段被潮水冲开一个洞口时，又踏进了一个深潭，经过奋力抢险，堵住了洞口，等潮水退走才回去。

　　在抢险时，体会最深的就是石头的重要，与潮水的较量，实质是石头与潮水的较量，因此，石头就是实力，石头就是希望，有时石头甚至就是生命，把石头提得这么“高”，并不为过。当然，从全方位的角度来看，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只有真正掌握潮水的客观规律，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再说抛石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大堤，大堤的质量好坏往往是在潮水冲来时最能得到检验，这是经过实践得出来的铁一般的结论。

　　在我们处于石头来源很困难又迫切需要时，海塘工务所严工程师告知：工务所刘主任同意指挥部借用1-5号坝备石1万立方，这对我们真是雪里送炭，我们简直欣喜若狂。但他又特别强调：七格盘头的备石一块也不能动。为什么呢?这总有他的道理。后来刘主任又让叶培基告诉我:“备石1.4万立方现在可以借用，秋天一定要还上，否则，三号大提出险要你们负责。“工务所负责人把话讲得如此“绝”，这不是同我们为难，而是他们出于对海塘安全的责任，既包含了对围垦的支持，又是对围垦前途和可能出现的险情的深深的忧虑。

　　我们简直是在走钢丝，谁也难以预料今将会有什么天大的风险要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来，天无绝人之路吧!也只有“船到桥门自会直”，顾了眼前这一关再说了，这时，由航运站潘德法、马德基两同志负责调度的150吨运石船皮已经到位，外江船408吨船皮也已落实，还有300吨西湖船队由内河转外江运石，尤其是南下老干部老马同志，为了调度船只，那种声嘶力竭的样子，实在让人感动，4000米“610”小铁轨也已落实，先投入40节车厢运行，石料和石料运输的形势像是好了起来。在这一汛中，全线出现三处较大的决口，但都被堵住了，我们这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四个公社广大社员，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围住了土地7100多亩；土地围起来以后，不仅外面受到潮水和洪水的袭击，而且，由于“内水攻出”对大堤的威胁很大，更不用说要实现“当年围垦当年种”的要求了。因此，建闸势在必行。1972年3月10日开始动工，经过七十多个工作日的艰苦奋战，完成了闸的主体工程，共投放劳动力11000多工，开挖土方4698方，混凝土236方，浆砌与干砌块石1193方。该闸为排灌两用。出水渠标高为6.4米:最高扬程为2.5米。建闸技术由指挥部工程师沈德明负责。

　　在整个闸的施工过程中，“抢底”最激烈最艰苦。4月3日 ，参加抢底战斗的九堡、翁梅等公社围垦战士，奋战了一个通宵，计划一早“抢底”，但这里却遇上了抬沙土，上午挖掉60公分，下午反而抬高了1米，于是一鼓作气地挖下去，中途不停，分两班坚持日夜二十四小时连续干。可是，随着底脚越挖越深，塌方也就越来越严重，不巧的是中途又下了一天雨，最后就成了一池“豆腐浆”，人也走不下去了，此时，下沙公社东方红大队党支部书记带了180名社员前来支援。为了制止继续塌方，在四周又筑了一道石墙。这样又经过了几天奋战，在十一日终于战胜了抬沙土，土方挖到2.8米标高，凌晨3点15分完成了全闸的抢底任务。就在这一天一夜里，二百多位同志连续作战20小时，光拿下去的块石就有400多吨。

　　就在完工第三天，我给县委王祖庭副书记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报告了这次抢底和建闸的过程。不几天，他到围垦工地来时表扬了参加这次工程攻坚的广大干部和围垦战士，尤其是下沙公社党委的支援。水闸建成了，叫什么名称？大家同意取名“新沙闸”

　　原先，人们都认为新围土地要种三年咸青籽后才能种农作物，而下沙公社东方、高沙两个大队在新围工地上试种了400亩早稻，获得了好收成，亩产稻谷分别达到550斤和631斤。他们的办法是：（1）总结过去经验。在历年小围垦中，有新围19个月以后种庄稼的生产队，棉花亩产达到120斤，油菜籽亩产达到159斤，黄金瓜每亩收入200余元的记录。（2）重点推广新围土地种植水稻，以水治碱，他们甚至尝过每一块田块的水的咸淡。（3）多用土杂肥，使板结土壤逐渐变松，变淡。（4）治虫：因为新围土地虫害特别多，繁殖特别快。上述经验，经指挥部实地调查，由政工组俞为民写出“新围海涂稻花香”的调查报告寄给浙江日报给登载了出来。

　　1971年5月下旬，连降大雨，大堤面临洪水考验，抢险准备工作已经紧张地进行。所谓：“两兄弟齐出门”是指潮水和洪水一齐来。省水电工程局762 和“610 铁轨已分别到位4000米和2500米，多数已在运作。省水电工程局驻翁家埠工地负责人张裕瑶表示再到奉化工地去调1000米762” 轨道来下沙，抗洪抛石计划为1.5万立方，确定了四个抛石点，有点有线有面。

　　就在5月15日上午，九堡公社幸福大队贫农社员、运石船工包文元在冒雨运石途中不幸落水身亡。围垦工地上痛失了一位忠诚的围垦战士，他为了围垦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人们将永远怀念他。

　　5月28日，9000立方米/秒流量洪水逼近埂脚，预报明、后两天最为紧张，对此，指挥部作了紧急部署: 1、抢险队伍搞三班制，每班800人，2、抢险现场放置小型发电机，解决工地照明; 3、立即组织力量填好三号，四号大堤交接处的两个缺口。

　　6月3日下午测量:坍江离埂脚410米，坍速：15分钟坍50厘米，一 天坍48米。据严工程师估计，现沙头标高6.5米， 坍2米，剩4.5米，抛至8.5米高程，每段面需块石8立方，险要地段还要增加。要重点抓好750头子延伸过去500米，让它起到“顶坝”作用。先上7500立方块石。

　　一天，我带着大堤严重的险情和抢险方案，晚饭扒了几口就骑上自行车直奔临平，向县委领导作紧急汇报。路上， 狂风大作暴雨如注，雨点就像鞭子似地抽打在身上，脸上只觉阵阵蛰痛、雨水顺着面颊往脖子里灌，淋得眼睛都睁不开、眼镜镜片一片模糊。从围垦到下沙这段路是条泥路，一下雨就坑坑洼洼，我骑着自行车逆风而上，连气也难透，多次下车推行。到临平时，全身已被雨水泥水浸透。汇报结束已是九点多钟，我回家换衣服，天已这么晚，风雨还是这么大，家人看我独自一人还要连夜重返下沙工地，深深担忧和无奈。当我回到下沙指挥部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了。

　　“声驱千骑疾，气卷万山来。”这是清代著名文士吴锡麒对钱江午潮奇观的壮采，海宁盐官固然是观潮胜地，可是我们新筑成的四号堤750头子也不会逊色。八月十七、十八、十九这几天涌潮特别高，它似一条白色的巨龙，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咆哮奔腾而来，同迎潮面一头撞(在750” 头子的险要地段每一段面抛石已在100立方以上以至数百方，抛在标高“负”以下，因此牢牢地扎住了脚跟)，威势倒了一半，直往七格盘头方向奔驰而去。这时抓潮头鱼的人纷纷下水，拖上来的是几十斤重的江鱼，也有海蟹等其他鱼类。鳗鱼多得打团，一球一球的，被叫作“鳗团抓住一球足有五六斤。当然，如果不是“沙头鬼”，想去抓潮头鱼，只能是被潮水吞没。据“老沙头”介绍，这里已经发生过多次不熟悉钱江水性而冒险下水抓潮头鱼被潮水冲走的人，被说成“到七格盘头喝茶去了”。潮水卷过来的新鲜海蜇头，都是一大蓬一大蓬的，拎起来起码有十几斤重，呈红褐色，晶莹剔透。我们欣喜地以为“这些海鲜足够我们饱餐几顿了。”谁知拿到指挥部食堂，因不懂加工技术，过了一夜就变成了一泡水。

　　乘着潮水而来的成群结队的江船抛石，是潮水到来时另一壮观。它的最大特点是准时和快速，否则就有搁浅的危险。每汛一般都来60船上下，船只吨位有大有小，都撑着大帆帐，船工还唱着粗犷豪放的船歌，顺风顺水，好不威风，一到大堤边， 迅速将载来的块石在指定地段卸下，由指挥部验方人员验方计量。我们实在佩服这些船老大的本事，他们坚定必胜的自信心， 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异常熟练的撑船技巧，十分精确的时间计算，科学的“潮头”形势的动态观察都达到了最佳状态。

　　省水电局一位同志来工地对我们说“每日掌握在我们手里的块石有0.8万立方，为什么块石到不了现场来?因为有流失。所以，一要加强山场管理。二是严格控制爆破材料， 有的宕口拿了我们的爆破材料去卖“黑市石头”。三是确保码头备石充足，船只随到随装.四是扩大运输力量。从下潮汛起，块石直接抛到二号坝，请七格盘头老金同志直接通知船队.”这里正是实施这一外江船运石抛石计划的一个现场。

　　“石头， 埂头，人头”是围垦工地工作日复一日，无限循环往复的主题，有了石头才能保住埂头，而石头和埂头都要靠“人头”，就是靠人的努力。当然，石头不完全是简单地“抛，根据海塘工程师和技术员们的设计，按照不同地段有不同的抛石要求，在迎潮面开始做“浆砌护坡”，再在“护坡”外面抛石.这样增强了抗击涌潮的能力，效果更好。

　　我接触最多的是市海塘工务所主任刘凤昆、工程师严东茂，省水电工程局黄荣道、张裕瑶等这样几位海塘领导和工程专家。后来，我们与省局合作关系定下来了，他们索性派了五、六位技术人员常驻工地，包括省水科所的专家，有时与我们一起跑工地，作技术指导:他们一直本着“挑溜促淤，淤高筑堤，以围代坝，围涂治江”这一原则给我们作技术指导。

　　在日常接触中，我感到省市海塘水利部门的同志非常务实，- 谈话，就是潮水、洪水、石头、断面、标高、抢险、规划、运输线等等这样一些话题。他们对治江有经验，有办法，也有实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信。即便是与我们搞合作，很守诚信。有时，工务所同志也要发几句牢骚，讲几句埋怨我们的话，如说: “你们没有石头搞围垦，靠我们几块备石怎么围法?”又说:我们向余抗买石头，买来的石头再借给余杭搞围垦。”对此，我们也说不出多少辩解的话，我们真是给石头“迷住”了心窍，只要他们肯给石头就好，其实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因为大家都在第一线，都在最基层，作战的对象都是凶猛的潮水和洪水，围垦与治江大目标完全一致，互相有一种“海涂语言”.这就是钱塘江情结，我们是命运相关啊！

　　“君子之交谈如水”，他们来指挥部， 我们从来没有请过他们一次客，碰到吃饭，就是食堂里多蒸几盒饭，一人一碗大锅菜，难得找人抓几条鱼来烧烧，平时指挥部食堂偶尔吃一次红烧肉或清蒸鲻鱼算是“改善生活”了。

　　这里我特别要提及钱塘江管理局高级工程师陶存焕先生，他曾到下沙围垦指导工作，大家称呼他为“老陶公”，亲切而随和的称谓也折射出他质朴谦和的个性。他编写的《明清塘钱江海塘》获浙江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在1997年他寄了一封信给我，是寄到市政协的，里面是他亲笔为《余杭下沙围垦纪实》一书写的《钱塘江河口七堡至老盐仓的整治与余杭围垦》一文，进一步说明了他对余杭围垦和治江的关切和学术指导。

　　群众运动的伟大场面， 深深地感动了省市水利海塘部门的同志。1971年5月10日下午，我去杭州海塘工务所联系工作，刘凤昆主任说:“老张，你们搞围垦， 市里是支持的，陈司令是同意的，不管怎么说，在地图上，国家总是多了这一块土地，也为治江作出了贡献。我上次同老刘(指市海塘工务所副主任刘登品)去看现场，你们搞到这样的规模是了不起的，这是群众运动的伟大，这个坐在家里是体会不到的。”

　　我向海塘工务所的领导直言：“我们现在已经只能出劳动力 了，劳动力是最宝贵的，在农忙时已尽了最大努力，而围垦士地分配，一个生产队只分到几亩，出工补贴费倒已花掉九万多元，贮备粮也已吃得差不多了，所以石头和资金一定要 省市帮助解决了。”我这几句话是硬要说出来的，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了我。

　　说实话，我们口头上在批判“农民出力，国家出钱”，实际上，凡是了解下情的人，心里都知道，四个围垦公社的农民已经出了那么大的力，再要他们拿钱来抛石，无论如何是不现实的。刘凤昆所长继续说: “今天这样一围，江道形势大变，下半年肯定会更好，大有作为，我们海塘工务所，与省局是老关系，与你们余杭是地方关系。你们围垦又搞在我们三号大堤(指治江)前面，我们只会感到高兴，不会同你们脱钩。”

　　1971年4月16日，第四期工程，从临时断面做到吴淞标高11米，土方共232194立方，修复老埂0.2万米， 9 6万立方土，投工903982工，上塘人数1.3万人。指挥部召开各指挥所负责人会议，研究确定土地划分的顺序，从一号坝出发为：下沙--九堡--乔司--翁梅--省水电工程局。

　　1971年大半年的围垦战斗总算这样过来了，明年怎么办？8月10日，我到市海塘工务所联系工作，两位刘主任和大老张都在。刘主任说: “建设兵团来过了，他要围，从五号坝围到八号坝，最多让到六号坝，其它寸步不让。”说“都给余杭围去了，我水往哪里出?”但他又担心与民争地，影响不好。我叫他“还是把现有土地搞搞好。”如果围到8号坝，总要再用10万立方石头，急要急在石头上。上半年围了这三千多亩实在好，比原来设想‘伸出一只手’，再筑一个丁字坝要好得多。”我很快地将上述信息向县里领导作了汇报，便于让领导在作决策时参考。

　　1971年9月28日， 县委常委会研究围垦工作。通知临平区委书记陈圃兴和我列席参加。王祖庭同志首先发言， 他说:“现在沙头普遍在6米以上，比刘主 任从省里打电话回来叫我们组织公社书记去看时高出1米，要围是肯定的。至于围多大?一次计划可以分两步走。参加公社要否扩大?可以研究。总之，措施要超过规模.萧山是全县动员的，我们对围垦的认识、性质、政策、组织都要作些研究，重点是资金和石头。要批准一些单位开石矿，要解决必要的运输工具，同时对机械设备的要求也不会少，领导问题，县里要抽调一定力量，要定下来，围起来塌掉的可能性也要有准备。”董家年同志说:“把整个围垦方案搞一下， 土方、石方、劳力资金都弄出来了，这是好的，我们可以内定几个问题：围2.4万亩，今后里面还要搞渠道。参加对象除现有四个公社以外，是否再扩大几个？根据投放劳力分配土地:丁河、宏畔进来” 可以考虑，如不参加，可以协作。物资问题先解决现实的东西，机电设备先不要考虑，否则把人吓死了，土地围起来以后，再搞这个，积极性就高了。石头:翁梅、乔司可与上海搞断，扩大矿基。”彭秀贵同志说: “要不要围? 一定要围，突变事件，萧山二十万亩搞了七、八年了，还经常被冲掉，所以不要把战线拉得过长，要稳中有快，快中有稳。关键在于保，在于巩固。”

　　县委书记刘延儒最后作了小结， 他提出下沙围垦的性质是民办公助。按照投放劳力来承担义务，分配土地。组织问题，一个公社抽调一个人，到塘上去住，到时间帮助研究一下，行政建指挥部，党内建党总支，关键是人。这次常委会在经历大半年围垦实践后，进一步肯定了我县县委和县革委会的坚强决心，明确了一系列的原则意见， 可以说在关键时刻研究和确定了关健问题。

　　由于县委的重视， 指挥部的领导力量有了加强: 1971年9月20日，县委发文公布余杭县围垦海涂指挥部组成人员名单:总支书记兼指挥施松林，总支副书记兼副指挥张承模，总支委员、副指挥朱桂生、俞德胜，徐桂龄。

　　1971年10月27日，县委副书记王祖庭组织四个公社领导和大队支部书记参观肖山县围垦区，重点是看了四、五、六工段。据介绍该县从1968年3月开始，4个公社搞，第二期17个公社搞，现在31个公社参加，已围住21.9万亩，第一期被潮水冲掉，已修复。他们1970年军民联围就一举围得10万亩。萧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至1971年11月24日，“762” 铁轨已上3公里(价值10万元)，“610铁轨已上4.3公里，拥有小火车车箱75节。已培养土铁道工33人，形成了一定规模。上述情况，连同整个围垦工作的进展和问题，由我向县革委会胡广清、董家年两位副主任作了专题汇报。

　　1972年1月22日，第五期工程开始。上塘人数: 1月23日 14131人，24日15199人， 25日17044人， 26日16987人， 27日14787人。工程开工前，搭成了工地简易草舍418间，“喝咸水， 住工棚，两片竹算三根竹，露天夜宿是我家!”在工地的住宿条件比以前有所改善。本期被围土地3700亩，共完成土方232194立方，投工90398工。

　　每搞一期大围垦，余杭县的版图就要改画，一部分江面变成陆地，划到余杭县的县图上来了，这真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如果说在围垦工地上有苦也有乐，大批土地被围起来，改变了钱塘江的现状，改画了市县地图线，这是很大的乐。

　　1972年1月29日下午，围垦工地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这天下午，从翁家埠开到四号大堤的运石762小火车(蒸气发动)，共有31节车箱，车到目的地卸掉块石以后，空车往翁家埠方向回转，下午4点40分左右，车子开到三号大堤接轨道口时，突然有一个人在三岔道中间推一辆空车，车上负责指挥的人眼看就要碰撞，立即摇动小红旗，要驾驶员紧急刹车，这时正好碰上铁轨上的一块石头，结果有7节车箱出轨，翻了车，坐在车箱外的卸车班民工陈益鑫同志当场被轧死，这位年仅23岁的优秀共青团员、乔司公社下乡知青为下沙围垦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卸车班长、员周金荣左脚遭粉碎性骨折，受了重伤。事故发生后，我们指挥部和市海塘工务所几位负责同志立即赶到现场.会同乔司公社党委对死者及其家属作了妥善处理和安排，将周金荣同志急送杭州红十字会医院抢救治疗。

　　县委刘延儒、胡广清、王祖庭、董家年四位领导再次到围是工地检查指导工作。施松林、张承模两同志向县委领导汇报围垦工作进展情况，至此，堤线万工.新围3700亩，土地高程在标高7米，(高程超过3600亩这一块) 迫切需搞内建，待垦种。资金问题，常委研究意见，县里拿14万元，搞一船队，先从大寨江借3万元，同时跑省市争取资金。

　　围垦工作的几步走”逐步为人们所认识，第一是围，第二是保，第三是建，第四是“种”。这四个字已成为围垦工作“四字诀”。

　　1972年6月1日，杭州市召开围垦工作会议。县领导要我作为代表去参加。会议由陈祥生同志主持并讲话。他首先传达了全省围垦工作会议精神和省革委会副主任王起同志讲话内容，强调调查研究与科学规划、科学设计的关系，坚持三个结合:围垦与治江相结合，围垦与蓄淤相结合， 围与垦相结合。我在会上作了汇报发言。陈祥生同志对我县的下沙围垦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省围垦处钟祖荫、李雪龙两位同志告知我们：“省革委会王起同志指示：1972年冬春，全省要围垦25万亩。你们余杭要考虑围2.6万亩。要投放多少土石方?其中县里多少?民办多少?要求省补助多少?要尽快报。10号左右省里要开会研究，要争取排上队。”我们得此信息后，立即向县里作了汇报，并马上向省市写了报告。

　　1972年7月5日，县委常委会再次讨论围垦工作。胡广清副书记说: “先把船搞好，先运起来。再同省市研究，帮助我们解决一只船闸和一座桥的资金物资，方案实施由县农业局、临平区再与公社商量一下。”董家年副主任说:“多考虑几个方案，已围0.71万亩 ‘保’的问题，首先要考虑。3.4万亩是长远规划，现在一是巩固住，二是种好。如果保不牢，更加失去信心。第二，8号坝这块土地已围了一圈，准备它跑掉，秋季以前不动这块脑筋了，看守它，不让别人拿走。第三，从外乔司通开，要费老劲，问题不会少。通公路桥先设计起来，土地赔的问题，兵团肯不肯干，再找公社商量。再一个方案，从富阳和西湖上泗买石头，从钱塘江拉。第四个问题，扩大一些公社博陆、亭趾可以考虑。真不要干的公社可以放弃。刘延儒书记说：“围三万亩不能动摇， 已围的七、八千亩要千方百计保住。要保住、要围三万亩都要解决运输问题。”

　　如何加强围垦干部队伍建设？11972年8月14日， 指挥部召开总支委员会，过了一 次组织生活。有的同志说：“现在我们指挥部住的是横舍，睡的是竹榻，还有天落水吃，生活改善了，同围垦战士的差距拉大了”，这是实话，也正是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叫特殊化?不能离开基础和起点。当时曾有同志提出:“听说大寨江工地上施工人员各发一双元宝套鞋，我们能不能也发一双?”经总支研究，我们不发。怪不得有的同志说:“你们指挥部领导呀，只有政权，没有财权。”

　　当时的同志关系，虽然七几年时正值“”期间，但在围垦工地上并设有出现“你斗我，我斗你的情况，也没有互相“防一脚的现象。整个形势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围垦工地 “念念不忘”的仍是石头和埂头。大家开门见山，讲错了就再讲讲过，有意见就当面讲，直来直去.体现了同志关系的真诚与直率。为了工作上的争论，搞得面红耳赤的事也有， 谁也不让步。但我们每每拖出那辆破自行车到工地上跑一圈回来，“争论”往往自然地解决了。围垦工地那么大， 存在的问题也实在多，有时我同小老朱一起跑工地，出发前他同我“约法三章”说：“老张， 今天你到工地上跑，勿可‘骂人’(指批评工程质量上的问题)，看到问题也勿可响。”其实，我和他都做不到这一点，响”是一句方言，就是“讲”的意思。性格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响”，因为实在熬不住。一看到问题就要指手划脚， 把问题点出来，要人家改过来，补上课才放心，才肯走，哪怕“招怪”也罢。

　　1972年10月4日，在700亩围垦自然水库放养了6万尾鱼苗，说也奇怪，海涂养鱼，用同样的内塘鱼苗，放在这里长得特别肥，味道也特别鲜美，特别是鲈鱼，被省市接待外宾的交际处获悉后来工地上与我们挂钩，他们认为半斤左右的鲈鱼为上品，这个过去我们并不懂。

　　春天，在新围的海涂上种上了近万株树苗。还有翁梅在新围的土地上试种221亩晚稻，收净谷137020斤，亩产620斤，其中1.62亩，亩产689斤。大家尝到了自己从围垦工地上种出来的新米，特别香糯。

　　1972年11月3日，察看5000亩未围沙滩，沙滩被潮水削低范围达1公里，实在可惜呀!钱塘江这个地方真是变幻莫测，常常会发生这种喜忧掺半的事。

　　1973年，继前两年围住7300亩之后，又投入了紧张的第三年度围涂造田的战斗。先是做准备工作，测量定点，省市海塘工程师来工地帮助审点，各公社负责人在现场划分埂头并研究相关政策。1月7日，大批民工报到。8日，大围垦开工。9日，王祖庭、陈圃兴同志在现场主持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汇报交流开工后的工地情况。当筑堤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的14日下午，天突然下雨，几天不停，工地上1万多围垦战士本来就过着“尼龙草片当瓦盖，海涂沙地当床睡”的艰苦生活，天一下雨， 境况更为恶劣，但大家没有顾及这些，还是冒着风雨，挑土运石。本期工程上塘人数是17167人，整个工程18日基本完工，堤线立方，宕渣和块石近万立方，围住土地4500亩。在昔日江潮滚滚的七格二号坝下游，一条面宽6米， 标高11米的长堤又巍然屹立起来。在施工时，又遇到了前两年同样的情况。下沙公社中沙大队，有-条宽50多米的“流化沟”，沟水深面宽，四周都是“抬沙土”，人走下去，直往下陷、施工非常困难。这个大队干部群众踩着齐膝深的陷泥冰水，顽强地挑土填沟，上面寒风扑面，下面冰水刺骨， 但大家个个干得热汗直流.可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效果并不明显，新挑上去的土，随着流水向边上淌开了。这时指挥部送去几百只草包，先用泥袋挡住流水，这样经过四天激战，才将这一地段的任务拿下来。

　　在这次战斗中，广大妇女社员是一支生力军。下沙公社有2000多名女社员主动挑起了运送石料的重担。参战的有60多岁的老大娘，也有15岁的小姑娘。在运石途中，路滑泥陷，一 遇到那怕是很小的“浪花沟”，就陷下半只车轮，五、六位女同胞一辆车，现在叫“女汉子”，硬是把七、八百斤重的块石拖过了一条又条浪花沟. 她们付出的体能已经达到了极限。钢丝车成群，脚踏车数不清，还有大小拖拉机，有的大队把牛也牵出来运石头。

　　由于阴雨连绵，钱塘江水位迅猛上涨，严重威胁着新围五号大堤的安全。据2月21日上午10时测量，大堤外面的沙滩，最远处还有145米，最近处还有95 .4米，一天时间就坍掉60米， 深度达3-5米，“深水逼近埂脚。

　　越是风大雨急，就越要到最险要的地段去指挥护堤抢险战斗，通常通宵达旦地进行到天明。我们这些指挥部和公社指挥所的同志，雨天尽管穿着像环卫工人那种样式的雨衣和雨裤，腰间还系着一根带子，也还是免不了一身湿，处于此时此境，可以说没 有时间概念了，不论白天黑夜，就是一个劲地往工地上跑， 往“出事 的地段跑， 到晚上9至10点才吃晚饭也很平常。“豁出去”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到了紧要关头，真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力。

　　在十万火急时，2月25日， 施松林同志和我一起到临平向县委刘延儒、王祖庭两书记和县农业局汇报险情及工作对策。王祖庭副书记随即来到了抢险现场。

　　2月26日下午开始， “快水“ 往大堤方向靠拢，危在旦夕。是日晚，指挥部研究已围土地泄洪办法，决定是否要开“南大门”？研究结果，不开口子。省水电工程局和市海塘工务所每天与我围垦指挥部通电话五、六次来了解险情，县里的联系电话更是不断。杭州市林水局来电传达领导指示: 1，要全力保住大堤，备石用0.5万立方，可再用1万立方。2. 两个船队650吨块石从17号开始给你们，这几天水急，过几天就好办。3.已派人到赭山湾去看山了。一定要发动群众保堤，请海塘工务所马上派技术员到现场去。

　　我们指挥部作出了这样的安排：立即动手挑一条格堤，从1+750处通向四号大堤，长1000米，面宽6米，高程9.5米标高，每一断面40立方土.五天内铺好762”和610 铁轨，钢丝车完成0.3万立方块石。

　　28日凌晨，在大堤2+200处，被冲开一条宽达80多米缺口，又很快延伸到300米处，十多华里长的大堤处于被水冲毁的危险之中。面对着这一产重情况，指挥部一面向县、 区委和有关部门汇报，一面立即部署抢险战斗，县.区委负责同志立即赶到现场，察看险情，指挥战斗。杭州市林水局和市海塘工务所领导及技术人员多次来到现场。

　　在这次抢险中，我们采用了打歼灭战的办法，即在整条堤线米这一段，保住了这一段，“立住脚”，就有了主动权。根据这一部署，从2月27日开始， 4个公社出动了400多辆跃进车，最多时达600辆，顶风冒雨，披星戴月运块石。社员们衣服被雨水淋湿，手脚被石块砸伤，不顾车路滑，坚持在水里拉车(沙滩上有没脚背的水)，到3月5日，已运块石4050立方，连同海塘工务所调来的船只抛石，共计5850立方，起到了“挡一挡的作用。

　　为了防止大堤缺口继续扩展，3月4日，一万多名社员奋战了一天，新筑了一条长达1350米的抢险格堤。

　　为了堵住洪水冲开的缺口，从3月28日开始， 4个公社集中劳力，新筑了一条标高11米，面宽6米的抢险大堤。

　　与此同时，四个公社的抢险专业队伍又继续奋战，至1973年4月12日止， 在大堤的1850米地段已抛石19097立方(其中外江船抛石9405立方， 钢丝车拉石8000立方，从临平内河运来块石1692立方。市海塘工务所抛的两个“丁坝”，又称“抢水坝”底脚已经形成，并正在起作用。新铺通“762”铁轨1100米，从翁家埠运来石料可直接到新围的五号大堤险要地段。

　　5月9日，围垦公社书记在现场开会研究险情，5月10日我们指挥部向杭州市委常委高峰和市林水局电线日，“两兄弟齐出门”的洪水与潮水相遇涌高，大堤出险。2+900处冲开缺口。

　　1973的5月28日下午，这个1954年的大水20周年，1963年的大水10周年的日子，下沙围垦大堤受到新安江下来的9000立方米/秒流量的洪水冲击，流速快，沙头削低，出现严重的“削皮坍”。6月6日下午3时42分，坍堪离埂脚410米，一天坍速达48米。我们带着自己手绘的江道形势示意图向县领导汇报抢险形势，确保1850米直堤，死保四号大堤。工地上下，广大干部和围垦战士忘我地抢险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中……

　　2013年12月，我接到来自省钱塘江管理局办公室一位同志给我的一个电话，她说：“因筹建钱塘江展览馆的需要，想请你了解一件原杭县乔司海塘“镇海铁牛”的事。”根据她的电话，我先找到了一本本人收藏的《杭县志稿》手写复印本，里面果然有这一节：镇海铁牛。镇海塘铁牛《海塘通志》：雍正八年（1735）年，乾隆五年（1740年），四十九年（1784年），三次铸造铁牛共十五座。每座三千斤，名镇海塘铁牛，有六座安置范公塘一带，余皆在海宁境。《海昌丛载》云，铁牛皆有铭曰：“惟金克木蛟龙藏，惟土制水龟蛇隆。铁犀作镇奠宁塘，永庆安澜报圣皇。”钱氏泰吉游尖山记云：“铁牛背又有”监造官博士凤“六字”。范公塘一带，杭县境也。历劫之后，海宁尚存四座，在杭县者不知犹有存否、俟考。”（见《杭县志稿：艺文》）

　　我为此曾联系了几位“老乔司”，特别是乔司的“塘外头”人，其中有一位围垦朋友对我说：“用在钱塘江的镇海铁牛，我亲眼见过。”我急忙问这位同志：“那这座铁牛现在还在不在呢？你在哪里看见过的？”他回答我：“我曾在乔司农场的一个仓库里看到过有一只铁牛，后来就不见了。”他又说：“这么重的东西，谁要？”现在不知去向。看来，找铁牛这件事只能划句号了。但我们看到了我们先人们在治理钱塘江水患时的良苦用心和希望。

　　2012的3月16日，原余杭县围垦海涂指挥部陈圃兴、施松林、张承模三位“老围垦”向杭州市余杭区委领导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在余杭县委领导下，由下沙、九堡，乔司，翁梅四个公社发起了以围涂造地和治江为目的的联合围垦，后来发展到临平地区十个公社参加的大围垦。这场大围垦战斗，经历“五坍十三围”的艰难历程，历时十年，投放劳动力870余万工，围堤64130米，完成土方2100余万方，石方72余万方，围得土地46933亩。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下沙一直来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海潮、坍江、台风、“上江水笃落”(洪水)好象还是昨天的事。当时，老百姓无处栖身，生产、生活朝不保夕。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了抗灾斗争，特别是通过十年艰苦卓越的围垦和治江战斗，才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了洪涝潮汐对钱江北岸的侵袭，保障了杭州市和余杭的安全。

　　最为令人鼓舞的是改革开放以来， 钱江新城的启动和建成，这里已不再是芦苇和江涂，而是一栋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老百姓充满了幸福感。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作为开发区的基础条件一一“寸土寸金”的土地，是我们广大围垦战士十年围垦贡献的丰厚成果。

　　当年党组织让我们直接参加这场围垦战斗的指挥部一些同志，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仍同广大围垦战士一样，怀有强烈的围垦情结，直到现在，我们仍时时想起那时的一些事，尤其是我们现在都已年老，更是感到有些事要向领导作一个汇报，同时由于当年条件的限制和我们工作上的某些不足而造成的一些“欠账”，现在也很需要有一个“补课”，而这都离不开新老领导的关心和帮助。

　　区委徐立毅书记接到我们这封信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他作出了批示：“转组织部陈如根部长阅处”。区委常委、组织部陈如根部长批示：“送区林水局、民政局、史志办、财税局阅办”（2012年3月27日），原县委书记刘永根、原县政协主席王祖庭、李小花等老领导同样非常关心和支持我们提出的这件事，认为“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下沙围垦这段历史。”为此事，刘永根老书记还特地打电话和写信给区民政局负责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还为余杭区政协出版《下沙围垦实录》寄来10万元钱。

　　我在写完这篇回忆文章时，想讲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不要忘记下沙围垦，也不要忘记下沙围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