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媳妇第二部周予同（1898—1981年），原名周毓懋，笔名天行，浙江瑞安人，历史学家、中国经学史家，著有《经今古文学》《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开明本国史教本》《本国史》《中国历史文选》《群经概论》等著作。1916至1920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国文部求学，其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1921至1932年任商务印书馆国文部编辑、教育杂志社主编，并在上海大学执教。之后，周予同又在多所大学任教，担任过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教务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7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副所长。此外，还担任过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馆务委员、《辞海》副主编等职，对中国经学史研究、历史学科教育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早在辛亥革命以前，周予同就在家乡目睹过著名汉学大师孙诒让的风采，并因之接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还与同学组织研讨小组，自学古籍和诗词。他在北京高师求学期间，又聆听了著名经学大师钱玄同等人的课程，因此打下了经学研究的基础。1925年起，周予同把学术旨趣转向中国经学史，并围绕于此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如《经今古文学》《经学与经学之派别》《经学历史》《群经概论》《治经与治史》等。

　　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民主思想影响下，周予同转向研究经学史，体现出他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他在自传中谈道：“一九一五年袁世凯政府规定学校添设读经。不久袁世凯也就由总统变成皇帝了；一九二五年北洋军阀政府又要在学校里添设读经，不久段祺瑞枪杀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又随着发生了。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号召读经是反动行为的预兆。”因此，1926年8月，当孙传芳又强令东南五省学校添设读经的时候，周予同写了一篇《僵尸的出祟》，揭露“经”只是穿戴着古衣冠的僵尸，“它每次出现，总要给徒有招牌的民国一点祸患”。他认为：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尤其是青年的学生去盲目崇拜。所以“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周予同正是想借此学术工作唤起青年学人解放思想，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从事实和史料入手，拨开迷雾，摆脱落后的泥沼，从思想上文化上对封建社会进行揭露。

　　1959年起，周予同开始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为高年级学生讲授中国经学史，与此同时，他决心把自己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整理，先撰写了一系列专题论文，又写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他和其他学者合作，于1961至1963年发表了八九篇专题论文，例如《“经”、“经学”、“经学史”》《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从顾炎武到章炳麟》等。除了对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作出巨大贡献，这些成果为中国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等研究也开设了一条便利的途径。

　　1961年起，根据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的决定，周予同担任了大学历史专业教材《中国历史文选》的主编。经过3年努力，他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助手们完成了《中国历史文选》上、下两册的编写工作，并把上册修订再版。这部编著收录了各种典型的历史作品，培养了学生阅读并运用文言文史料的能力，也向学生介绍了有关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发展概况的常识，出版后得到了各地高等院校历史系师生的广泛好评，影响极为深远。

　　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周予同在选注文章时既考虑到帮助学生过古汉语的文字关，又注意给他们以一定的历史专业知识。他按照中国史学发展的线索选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史著——有的着重于史料意义，有的则偏重于文学价值，有的两者兼顾；同时照顾到各种史著的不同体裁，例如《史记》的本纪、年表、世家、列传4种体裁，就各选一篇。为了适应大学一、二年级学生不同的语文水平，上册的注释偏重于字句的解释，下册的注释偏重于材料的补充。怎样用最经济的篇幅，让学生得到尽可能多的知识，为日后进行科学研究打下基础，是他关注的重点。

　　周予同对注释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他指出：“注释有简注、详注、集注好几种。注释得好，使后人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节省许多精力。我国的古籍浩如烟海，不可能全部都详细注释或者译成现代语。如果能对一般名著都加以简注，就很不错了。”在《中国历史文选》中，为了适合教学的要求，周予同采取了简注的办法，但“尽管‘简’，每字每句却也丝毫不能马虎”。此外，《中国历史文选》所收录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一篇短小的解题。周予同非常重视解题，他说：“古籍的解题写得好，对读者领略文意也有很大的帮助。短短几百字，不仅要把作者的生平、著作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过程都简明扼要地介绍给读者，还要将历代的直到近人超过前人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荟萃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大大节省读者翻阅资料的时间。”

　　在编选教材的工作中，周予同还非常注重培养青年教师，时刻注意锻炼他们的治学能力。一位参加编注工作的青年教师这样说过：“周先生对我们是既放手又严格要求，在我们写的注释或解题的初稿上，到处可以发现周先生红笔圈改的痕迹。从思想内容到文字标点，无不细细修改。一遍两遍，百改不厌，很多甚至是全部重写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后来之所以代代有传承、成绩斐然，离不开周予同当年的精心栽培。

　　周予同从事史学研究超过60年，一直秉持着科学严谨的学风，重视史料的重要性。为了向青年学术工作者传授经验，在晚年他就治史的基本方法论有过这样的表述：“讨论历史问题，我觉得要注意史料，就是说首先要区别哪些史料可信、可用，哪些史料不可信、不可用。换句话说，对于研究对象，首先不要先存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观，然后在这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臆说张目。”他指出，论史当然不可陷于“客观主义”，但决不可以不客观。不然的话，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结果不是百家争鸣，只是迷惑当世、贻误后学。他指出，“我说过我赞成‘古为今用’，但必须尊重历史，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我还要说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但必须‘论从史出’，牵强比附的影射，主观武断的类比，种种非历史非科学的方法，需要在学术界继续扫除”。

　　周予同特别强调“基本功”的问题。他认为，“历史人物都已过去了，他们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用文字写下来的记录，而我们了解或批判他们也只好通过文字，所以文字的透彻会通是研究的第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