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册破解今天给大家说说新四军的由来和新四军历史。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属于国民政府战斗序列，是由中国领导的抗日武装、中国人民解放军前身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谈判达成协议，于10月将在江南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在8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

　　1938年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至南昌，集中改编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指示设计新四军臂章。当时，八路军曾佩戴有抗敌两字的臂章。美术工作者吕蒙等人受此启发，提议新四军臂章上画上一个身背斗笠，左手持枪、右手指向前方的战士，并在左下角标明抗敌两字，以表明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前线抗日的决心。此臂章得到叶挺等新四军指挥员的认可，成了最初的新四军臂章。

　　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后，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军队相同，改换军服后，八路军、新四军都佩戴青天白日帽徽。

　　1939年春，新四军为了动员广大官兵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新四军作战方针的指示，配合部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舞士气，军部首长动议创作一首新四军军歌。3月间，首先由陈毅写出歌词初稿《十年》，后经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修改定稿，于1939年6月发表在新四军的刊物上，署名为集体创作，陈毅执笔。由何士德谱曲后，这首歌就在新四军中传唱开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歌曲之一。这首歌以昂扬振奋的旋律，威武雄壮的气势，表现了新四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

　　1935年，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天，红四方军总指军在雪山上来回巡视正在爬雪山的部队。突然发现一位红军战士背着一只大锅，一步一喘，艰难地行进着。这位战士没有穿棉衣，身上只披条草袋。他立即发话：快去把连长找来!不一会儿，九连连长跑步来到徐总指挥跟前。严厉批评道：这个同志还披着草袋子，冻成这样儿啦?你们是怎么搞的，去把司务长找来!连长胆怯地报告道：徐总指挥，他就是司务长，叫肖永正，他的棉衣临出发时脱给房东老乡穿了。什么，他就是肖永正!徐总指挥走到这位叫肖永正的红军战士面前，从他背上接过锅，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肖永正裹在身上…… 部队下山后，徐总指挥在方面军全体干部会上，提起肖永正仍然是激动不已：有个连队司务长，棉衣发下去了，战士们都穿上了，他却把自己的棉衣送给没有衣裳穿的房东，自己披个草袋子过雪山，背上还背着一口锅!他就是三十九团九连的司务长，叫肖永正!肖永正是个正派的粮草官。我们有这样的粮草官，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1934年11月，红军长征途经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解秀家，看到徐家简陋的床铺上只有一件蓑衣和一条破棉絮，她们便拿出仅有的一条行军被，和徐解秀以及她一岁的儿子合盖。几天后，部队临行前，3名女红军执意要将行军被送给一贫如洗的徐解秀，但徐解秀说啥也不肯接受。你推我让之际，一位女红军用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将半条被子交给了徐解秀。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老人说，什么是?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我们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接下来要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裕、更加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

　　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掩卷而思，一个小故事，道尽了人克己奉公、勤俭节约的精神;一个小故事，直击心灵，发人深省。我们现代人在面对众多诱惑和欲望的时候，如果能如同董必武这样的优秀员一样，自律、自省，在生活中每件小事中鞭策自己，那么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必然会是那个坚定信仰，奋勇前进的人。

　　1949年10月1日，彭德怀在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陪同下，来到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彭德怀走着走着，忽然在沸腾的人流里发现自己的画像，浓黑的眉毛顿时拧了起来。他一个箭步冲过去，挡住了那几个抬着画像游行的人。抬画像的群众一下子没认出彭德怀，诧异地问：“你要干什么?!”彭德怀指了指他们抬着的画像，说：“这个人模样太难看，你们就不要举着他过街了!”抬画像的人一怔，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德怀竟伸手一把扯掉了画框上的画像。抬画像的人气愤至极，一把揪住彭德怀，大声叫道：“你知道我们抬的是谁吗?这是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常胜将军彭德怀!”几个民兵见状也围拢过来，指着彭德怀：“快!把这个坏人抓起来!”彭德怀不由得笑了：“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大伙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不用害怕，我只是想给你们提一点要求，以后不要抬着我的画框子来回走了，你们要举，就举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举象征革命的红旗!”众人闻言，热烈鼓掌。

　　今天给大家说说周总理的两把椅子，很少有人知道周总理从病重到去世使用过一把特制的椅子。

　　1975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卫生部主要负责人找到我说：“总理叫我来找你，他有事要见你，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们当即驱车来到北京305医院。总理把我叫进他的病房。走进总理的病房，只见他坐在一张布面的沙发椅上，椅子右边地上有个瓶子与他身上的管子相连，里面有多半瓶的血水……总理消瘦了很多，胡子很久没有刮，长得很长，脸显得很憔悴，只有剑眉下那双睿智的双眼仍和过去一样。

　　见到我，总理说，“同志，我一天到晚只能坐在这把椅子上，很难受。我想请你帮我设计一把椅子，像飞机座椅那样，靠背可以放下来，让我能够躺一下。”我说：“总理，我给您设计一个全自动的吧，您按一下电钮就行。”“不用，你设计一个用手摇的就行了。”总理说着指着面前的一张藤椅说：“这是毛主席专门从湖南给我捎来的，但是靠背稍矮了点，你做的椅子比这个稍高点。”

　　那天我哭了，我没有想到总理病得这么重。回到家里，我连夜为总理设计了一把椅子。设计图纸一出来，我就立刻赶往当时的北郊木材厂，和一位姓毛的工程师用最快的速度赶制出一张左边一摇可以躺下来、右边一摇脚部可以抬高的椅子。送到总理那里，总理试了试，很满意地说：“很好、很好，如果能再宽一点，我都不想下来，就在上面睡觉。”于是，我们连夜又为总理做了一把更宽一点的椅子。总理说：“谢谢你们帮我做了两把椅子，不过花费的钱应由我自己出。”

　　一生热爱山水，工作之余，登山是他的一大爱好。拐杖，成为他晚年登山必不可少的用品。他对拐杖没有什么讲究，不管木制的还是竹制的，只要合用就行。在众多拐杖中，他特别喜欢一根竹拐杖，这根拐杖来自杭州丁家山。

　　喜欢杭州，称杭州为第二故乡，生前先后40多次来杭州。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登丁家山，上山前，随行人员没有带拐杖，就到附近农家砍了一根竹子，简单处理了一下，当作拐杖，就拄着这根散发着清新竹香的拐杖上山。途中，他仿佛想起了什么，突然停住了，郑重地问工作人员：“这根竹子有没有付钱?”工作人员回答说：“老乡本来不收钱，但我们还是付了。”很高兴，赞扬工作人员做得对。对这根拐杖喜爱有加，上山后吩咐工作人员不要丢掉，要带回北京去。

　　后来，无论是在中南海散步，还是外出视察，一直使用这根未经雕琢的拐杖。作为国家领导人，也曾有人给送精致的拐杖，但是他却从不留用。对于从野外带回来的这根竹拐杖，他却敝帚自珍，视为珍宝。

　　有一年，在湖南长沙考察，随身带着的就是在杭州丁家山上用过的竹拐杖。其间，越南主席胡志明来中国访问，到长沙拜见。与胡志明交情很深，两人相见甚欢。有一天散步时，胡志明突然向提出交换拐杖，以资纪念。看了看胡志明手中精致的拐杖，扬起自己手中的竹拐杖，风趣地说：“就这根打狗棍跟你换?换不得，你的太漂亮了。”胡志明拗不过，只好带着遗憾回去了。

　　生活作风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好恶问题，还是一个人精神境界、精神品格的具体反映。生活俭朴是的一贯本色，他不太注重物质享受，一向严格要求自己，拒奢侈崇俭朴。他的拐杖就是最好的说明。

　　1947年3月，胡宗南重兵进逼延安，率中央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延安转战陕北。其时，他肺炎初愈，身体虚弱。卫士们考虑到他行军困难，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可他坚决不坐，非与大家一起徒步行军。不坐担架，这让大家很伤脑筋。警卫员孙振国找了根柳木棍，送给说：“您就用这根柳木棍做拐杖吧，这样走起路来也许会省力一些。”拄着木棍，试走了几步，很是满意。此后就拄着这根木棍转战陕北。

　　晚年，的登山爱好没有改变，但他有一个原则即上山不坐轿。有一次，邀张治中同乘专列外出考察。火车到了安徽，张治中建议上黄山看一看，心有所动，但是，当他得知不能开车上山，只能坐轿登山时，就毅然放弃了，“那我就不去了，我不坐轿”。

　　很多人对不坐担架、不坐轿子感到不解，对此，他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坐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我不能坐!”

　　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他比谁都更有权力和条件要求好的物质享受，可他从来不搞特殊化。宁愿拄杖徒步，也不坐轿子，正是他公仆本色的体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人民群众!”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毛主席之所以被人民爱戴和怀念，原因也在于此。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使广大党员谨守朴素的生活作风，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情趣，牢记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到党的建设的重大命题。对此，也许可以从的拐杖中得到一些启示吧!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时任东北局党组织重要领导职务的陈云，就向亲属子女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约法三章”：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不准翻看、接触只供他阅读的文件、材料；不准搭乘他使用的小汽车。

　　对于陈云的“三不准”要求，他的亲属子女几十年如一日，一丝不苟地认真执行。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爱人于若木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上下班和陈云走的是同一路线，尽管顺路，但她一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从没有搭乘过陈云的小汽车。

　　他的女儿陈伟华在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人事部工作。

　　考虑到教学一线教师紧缺，她在陈云的鼓励下毅然放弃了国家机关的工作岗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当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直至退休。陈伟华弃政从教的事迹成为当时教育界的美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陈伟华忆称，“文革”期间，父亲被下放到江西，在那里待了2年7个月，“一家7口人分散于全国各地，后来姊姊曾到江西给父亲做饭，照顾他的生活10个月”。爸爸对姊姊说，“你在我这儿10个月，没有给国家干事，是为了照顾我，你不能拿国家的工资”。让姊姊把这10个月的工资全部退给了单位。

　　解放后，吴德峰长期担任政法战线的领导工作。有一次，他继母的一个侄儿因为当过特务而被人民政府逮捕，亲戚前来求情，他严肃地说：“我们是，不是，求情无济于事”。亲戚无功而返。

　　反革命时，吴德峰的胞弟吴世悉被群众举报，当地政府认定他有罪，便派人到武汉将其抓回保康县。亲属们到武汉求时任武汉市长的吴德峰帮忙，让他给当地政府打招呼关照。吴德峰不但没做打招呼的工作，反而一直说服亲属，要严格按照当地政府的政策办。

　　吴德峰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期间，原来的部下曾有人求他解决一些个人问题，每次都遭到他的拒绝。他对来人说，“正因为你原来是我的部下，我才更要严格要求你、爱护你。我们都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可不能拿党的原则当儿戏！”

　　由于吴德峰总是把前来疏通关系的亲朋好友拒之门外，他的勤务员常常感慨，“要走吴老的后门算是没门，他叫你连窗户都爬不进去！”

　　1959年，王树声在军事科学院上班时，他天天拿着饭盒到公共食堂排队买饭。接待外宾和出国访问时，外宾送他一些大小礼品，他都如数上交国库。一次，新来的勤务员几次将小礼品拿到车上说：王部长，人家说了，这礼品是送给首长您个人的。王树声却严肃地说：我这个国防部副部长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外宾打交道的，礼品怎么会是赠送我个人的呢?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战士的一个起码准则，今后务必牢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