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bt龙发布习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回望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的坚强领导。正如同志曾指出的：“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延安时期，中国不仅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全面领导，在如何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上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适应国内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形势，实现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当务之急。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抗战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这就表明这个统一战线有着极大的广泛性，也意味着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领导权之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策略方针提出之初，同志就明确提出全党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他指出：“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全民族抗战即将爆发前夕，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全国代表会议上，同志又提醒全党：“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选集》第一卷，第261~262页）充分体现了人的使命担当和政治自觉。

　　当时，、张闻天同志十分关注如何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和取得抗战领导权问题。1937年8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平津失陷后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张闻天同志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提出我党独立的积极的主张，提出保障抗战胜利的办法，来号召与团结全国群众，迫使蒋（即蒋介石）走向我们方面，使我党实际上起指导作用”（《张闻天文集》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页）。同志在讲话中也认为，“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同志在会上所作的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4页）。张闻天同志在报告中也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中共应起决定的作用。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使抗战胜利后完成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张闻天文集》第二卷，第349页）明确提出党必须在抗战中掌握领导权。

　　这年11月，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回国后，教条式地对待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人民阵线的经验，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提出要“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主张领导的军队要与军队“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实际上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和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由于王明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意见和他个人的主张糅合在一起，一时在党内造成了不良影响。

　　事实证明，在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和服从统一战线，就等于一切经过和服从，这就只能捆住自己的手脚。在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等同志都特地提出必须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党的领导地位。同志在全会所作的总结中明确表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张闻天同志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也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两党合作是不平等的，是大党，是比较小的党。的武装力量，也比它的小，这就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独立性，反对投降主义的倾向。这次全会纠正了党内一段时间存在的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右倾错误，从此，坚持统一战线领导权和抗战领导权成为全党的自觉。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配合地方党组织创建一块块抗日根据地。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政权组织和各种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当时，由于国共合作的特殊背景，加之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于被日伪分割包围的状态，因而一段时间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统一精神不足，步伐不齐，各自为政，军队尊重地方党、地方政权的精神不够，党政不分，政权中党员干部对于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党员包办民众团体，本位主义，门户之见等等”问题（《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2页）。与此同时，由于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强调实行“三三制”原则，即规定政府和民意机关中，员只能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对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必要的。但是，也有人由此片面地认为“在有政权的地区里，只要党有正确的政策，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那里有没有党员和党的组织，那里政权中多几个党员或少几个党员，都是无关重要的”（《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这在一些根据地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各种组织各自为政的现象，影响到党的领导作用的发挥。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他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的执行。”（《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册，第423页、第428页）这就明确了党与军队、政府及其他组织的关系，进一步确立了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

　　在抗日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如何处理与政府、军队及其他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1942年12月，同志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指出：“党、政、军、民关系要区别清楚，同时又应该相互很巧妙地结合。是巧妙的结合，而不是混合。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取消各种组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这就是各个组织要在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个大原则下，发挥各自的特长，各司其责。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加强党的领导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厘清了党、政、军、群等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党领导一切”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

　　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指出：“三次革命（指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的努力，没有中国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选集》第三卷，第1097~1098页）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领导地位，是党的性质所决定，这是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选集》第一卷，第183~184页）。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是工人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人数都少，人数多的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其中人数又以农民为最多，农民占了当时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不但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而且党的领导也主要是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由于“中国没有单独代表农民的政党，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坚决的土地纲领，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选集》第三卷，第1075页）中国与其他政党、组织、团体有一个本质的不同，那就是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因而能够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从而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正如同志在党的七大上所指出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4页）

　　全民族抗战爆发前夕，同志提出了怎样实现中国对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的四条原则：第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及相应的动员口号，以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应该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他认为，中国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要求去实现的。这些要求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选集》第一卷，第262~263页）。

　　1939年9月，同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斯诺问：“认为自己是居于中国工人农民的主要领导地位的。除开对边区农民的领导，以及对含有一些无产阶级成分的红军的领导，在实际上如何确定其对于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同志回答说：“所谓对工农的领导，可以分为政治上的领导与组织上的领导两方面。像在陕甘宁边区和在华北八路军的游击区，这些地方的工人农民，不但在政治上领导着，而且组织上也领导了。其他区域，在有组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工人农民，凡是赞成的主张，他们就是接受了的政治上的领导，如果已经组织起来了，那末，也已有了组织上的领导。”（《文集》第二卷，第244~245页）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在根据地政权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原则，根据地政权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党的领导？1940年3月，同志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明确提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选集》第二卷，第742页）1943年8月，同志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所以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的领导。”“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这些都表明，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必须制定正确的政策与策略，必须在与同盟者反对共同的敌人中取得胜利，使被领导者觉得接受的领导有前途与希望，中国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够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从延安时期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程中，我们能够不断获得历史的启示。

　　（作者：罗平汉，系北京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