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片下的伪装河姆渡遗址为1973年在浙江余姚发现，距今七千年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遗址中发现了由一排排木桩、圆木、木板组成的干栏式建筑群、大量的稻谷遗迹、陶器、石器及木耜、骨耜等农耕工具，也发现猪、狗、牛等家畜和犀、象、鹿、虎、猴、獐等兽骨、大量的禽类、鱼类，以及船桨等水上交通工具，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河姆渡遗址出土有双鸟朝阳纹牙雕、太阳纹碟形器、双鸟纹骨匕、五叶纹陶片、猪纹陶钵等令人叫绝的原始艺术品。

　　余姚河姆渡出土了六支船桨，距今八千年前的萧山跨湖桥遗址出土有独木舟。跨湖桥遗址的独木舟停放于近岸水域的水港边。跨湖桥等遗址出土的独木舟、木浆等遗物，说明吴越之地的先民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就已造舟行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发明、行驶独木舟最早的地区之一。

　　仰韶文化以彩陶著称，距今7000-5000年前。仰韶文化分布范围以陕西关中、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为中心，东至山东、安徽交界处，西及渭水上游、甘青地区，南至汉水中、上游，北达内蒙古河套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河南陕县庙底沟、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等都是最著名的遗址。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鱼、鸟、蛙等纹样，也有“人面鱼纹”、日晕纹、十二太阳纹、鹰鼎、人面彩陶瓶、船形彩陶壶等。

　　仰韶文化早期农耕聚落内的人们过着平等、和谐的氏族生活。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用壕沟围起来的村落中，大约100座左右的房屋被分成五组大的群落，可视为五个大家族，由这五组房屋围出一个约1400多平方米的广场，构成一个共同活动的空间，各组房屋的门均朝向中央广场，形成一个典型的圆形向心布局。他们既从事农业，也兼营狩猎、采集和陶器的制作，整个聚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内部大小血缘集体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关系平等和睦。

　　良渚文化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约距今5300-4250年。良渚文化的陶器为黑皮灰陶，其经济形态是水稻农业，在竹木制作、养蚕、丝织、麻织等方面也都很出色。良渚文化发现了大量的玉器，其制作之精美、数量之多、种类之复杂为中国史前所有文化遗址之冠。往往一个墓地发掘的玉器有数千件，种类有玉琮、玉璧、玉钺、玉冠状形等器。在这些玉器上刻有神人兽面像，雕刻制作精美，有神秘的宗教情怀。

　　良渚文化的贵族墓地是祭坛和墓地复合体，如浙江余杭的反山墓地、瑶山墓地。近年，在良渚文化的余杭莫角山遗址发现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城址。良渚文化已进入早期国家文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根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遗址作为都邑而存在的年代约为距今4300－4000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属于尧舜时期。所以，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陶唐氏的都城。

　　陶寺城址的规模比较大，早期城址的面积约56万平方米，中期城址的面积为289万平方米。在陶寺城内，发现有宫殿建筑，有贵族居住区，有仓储区，还有用作观象授时的大型天文建筑。在出土的各种遗物中，有彩绘的龙纹陶盘；在陶器上还发现二个朱书的文字；还出土了许多玉、石制作的琮、璧、钺、瑗、环等。这些都是重要礼器，其墓主人有可能是握有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邦君之类人物。在陶寺还发现了一件红铜铸造的铜铃和红铜环，证明当时已出现了金属冶铸业。陶寺墓地发现的一千多座墓葬，可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大类七八种等级阶梯，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陶寺遗址是中国早期邦国文明的代表。

　　在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各地已产生邦国，并出现邦国联盟。尧、舜、禹最初都是各自邦国之君，也先后担任过中原地区邦国联盟的盟主。尧舜禹禅让传说，描述了盟主职位在邦国联盟内转移和交接的情形。据《尚书·尧典》等记载，尧在年老的时候，让邦国联盟内的诸族邦推举继承人，大家一致推举舜，说舜面对父亲愚顽、继母凶狠、异母弟弟傲慢逞强，却能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并和睦相处。经过各方面的考察，尧认为舜足以授天下，于是决定让位于舜。舜正式继位前，曾把权力让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避居于南河之南。然而天下诸邦和民众却不信任丹朱，而拥戴舜，舜继位。

　　舜是有虞氏之人，被称虞舜。虞舜由东方迁徙到了今晋西南的永济一带，所以舜又被称为“冀州之人”。舜执掌了邦国联盟后，对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舜年老的时候，决定将权位让给禹，禹在正式继位前谦让，提出把权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但是诸邦依然拥戴禹，禹继位。

　　大禹治水的传说家喻户晓。其传说中既有神话的成分，也有史实素材。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说“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禹在治理洪水时，“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尸子》说：“河精”曾“授禹《河图》”，禹是按照河神赠送的治水地图来治理洪水，均属于神话。相传禹吸取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教训，用疏通河道、开导川流来取代围堵的方法，治理洪水，获得了成功，当有史实依据。“禹娶涂山氏女”为妻，禹为治理洪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佳话。

　　禹治理洪水取得了成功，在族邦联盟中建立了极大的威信。《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夏代是我国第一个多元一体的统一王朝，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村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许多考古学家认为是夏代晚期的王都。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面积达3平方公里以上。在二里头的宫殿建筑群中，一号宫殿最为壮观。由主殿、庭院、廊庑环绕的围墙所组成。整个建筑气势宏伟，蔚为壮观，象征着权力、地位和威严。

　　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重要的文明特征。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鼎、爵、斝、盉等礼器；钺、戈、戚、镞等兵器；锛、凿、钻、锥、刀等工具；另外还有各种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和铜铃等。礼器反映等级身份，兵器显示出战争，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的社会价值取向。

　　在二里头还出土了各种玉礼器，如玉钺、玉璋、玉戈、玉刀、玉戚、玉圭等。这些玉器制作得颇为精美。在一个贵族墓中出土的用绿松石片粘嵌的大型龙形器，是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珍贵的精品。作为礼乐之邦的中国，玉器和玉礼器也是其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汤开创了商王朝。在夏朝末年，商已成为东部的一个强大的邦国。当时商汤征服了夏朝许多从属国，如《诗经·商颂·长发》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就是说，商汤首先征伐韦国和顾国，然后又征伐了昆吾和夏。《孟子·滕文公下》说“汤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史记·殷本纪》记载：“当是时，夏桀为虐政荒淫，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又说：“汤既胜夏”，“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这是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灭夏而建立商朝后，国力强盛，取代夏王而成为“天下共主”。

　　甲骨文是占卜时刻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上的文字，1899年王懿荣从中药的“龙骨”中发现，1928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首次发掘，至今共发掘甲骨文十五万多片，共有单字四千多个。从文字结构上看，甲骨文已基本具备汉字构成的条件，即所谓“六书”，其中最多的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系统的成熟文字。

　　甲骨文发现以前，殷商史差不多停留在传说阶段，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一大批商代的真实史料呈现在学人的面前，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与地上传世的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使得人们对商代历史文明的认识与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以及商代考古发掘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夏、商、周三代文明也称为青铜文明。在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中有青铜的爵、斝、鼎等，商周时期为青铜器的鼎盛时期，春秋战国的青铜器也很发达，秦汉时期青铜器进入尾声。

　　商代青铜器上已铸有铭文，多数是族徽铭文或祭祀对象名称，也有一些记事内容。商代青铜器厚重庄严，如著名的“司母戊”（后母戊）大鼎，高137厘米，长110厘米，宽77厘米，重达875公斤，造型雄伟浑厚，花纹富丽堂皇，铸造工艺讲究，是用作祭祀的重器。也有许多青铜器采取了动物造型，如湖南醴陵出土的一件商代铜象尊，以象鼻为注酒口，以敦实有力的四足为支撑。象的全身布满兽纹、夔龙、凤鸟、猛虎等图像，衬托以云雷纹，是一件青铜艺术杰作。

　　西周青铜器除了继承商代的技术和艺术外，更以青铜器铭文的宏篇巨制而著称于世，许多铜器铭文多达三四百字，最长的《毛公鼎》铭文达497字。西周青铜器铭文记录的内容有：分封授土、奖赏大臣、征伐献俘、职官任命、诉讼刑罚、地域疆界、馈赠交易等，是研究西周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商王武丁被称为殷高宗，是商朝晚期的鼎盛时期。武丁少年时父亲曾让他到民间生活，体验疾苦。即位后他又将出身微贱、曾做过筑城之夫的傅说破格提拔为相。在傅说的辅佐下，武丁修政行德，国力迅速强盛，各诸侯邦国俱宾服。武丁随之对外扩张，东征西伐，《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说商王武丁征伐南方荆楚之地的情形。甲骨文中有大量武丁时期战争卜辞，其中既有武丁率将出征的记录，也有武丁命将出征的记录。甲骨文还记录武丁的配偶妇好将军，曾亲自多次带兵出征。1976年在安阳殷墟宫殿区发掘的妇好墓，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料的随葬品1928件，其中青铜器达468件，有“妇好”铭文的就有上百件。妇好墓中，铜鸮尊、偶方彝、三联甗、大铜钺、象牙杯等造型别致，制作精美，代表商代文明发达的水平。武丁在位长达59年，扩张了商朝的疆域，东到海滨，西到陕西，南至鄂赣，北达辽宁，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周文王姬昌在位51年，号称“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商朝末年，位于西部的周邦国，在姬昌即位后，一方面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增强经济实力；另一方面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文王拓展了邦国的领地，征伐崇国、密须、犬夷，在丰修建都邑。《孟子·梁惠王》等篇说文王行仁政，治理岐山之地的周原，农民纳九分之一的租税，大小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商贾往来，关市不收税，水泽里不禁止，一人犯罪，妻子不连坐。周边远近邦国、部落纷纷归附于周。为周人灭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周的文献中，文王享有崇高的地位。

　　《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散宜生等人用计谋向纣王贿赂，使文王免于危难，被释放归回周原。文王被囚于羑里时，曾演周易。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文王）拘羑里，演《周易》。”

　　商朝末年的商纣王沉醉于安逸享乐，荒淫残暴，“重刑辟”“厚赋税”，大失民心，并且在对外征伐东夷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在武王即位九年，武王曾东进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试图伐纣，诸侯不期而会者多至800个。但武王审时度势，认为时机仍未成熟，令退兵。直到商纣王杀贤臣比干、囚箕子，陷于彻底孤立的时候，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武王十一年元月，率领戎车（主力战车）三百、虎贲（冲锋兵）三千、士卒四万五千人，又联合各友邦军队，出发东征。二月间，周和各路诸侯联军从孟津渡过黄河，到达商郊牧野的朝歌（今河南淇县），二月甲子日的早晨，举行誓师大会，武王历数纣的罪状，申明伐纣是代天行罚、救民于水火，同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英勇杀敌。誓师完毕，周军向纣王的大军发起攻击。纣发兵七十万迎敌，兵力人数占绝对优势。然而纣的军队倒戈反攻，商王朝七十万大军顷刻瓦解，纣王大败，逃奔鹿台而死。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利。

　　周灭商而建立周王朝后，采取了分封制来作为统治广大地区的方式。最初的分封，在武王灭商后开始，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是在周公当政和成康时期。《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周初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姬姓诸侯多是文王、武王、周公的后裔。异姓诸侯有周人的亲戚，有归附周朝的方国乃至部落首领。西周时期最重要的封国有：封姜太公于齐，都营邱；封周公于鲁，都奄，周公派长子伯禽就国；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卫，都朝歌；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于晋，都唐；封召公于燕，都蓟；封商纣的哥哥微子启于宋，都商丘，等等。这些分封的诸侯国对于周王室有义务按期纳贡朝觐，并出兵助周天子征伐。《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了在洛阳建成东都“成周”后举行王会诸侯的仪式，记录了西周王朝诸多周边民族前来成周朝见周天子的盛况。

　　周公，名旦，是周武王的弟弟，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

　　灭商之前，周公辅相武王。武王灭商后两年便因病而亡，成王年幼，周公代成王摄政当国，管叔、蔡叔、霍叔对周公摄政不满，他们勾结武庚，并联合东方夷族势力，发动叛乱。周公亲率大军进行东征，历时三年，平定了三监之乱，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奄、蒲姑、徐夷等十七国。

　　东征后，周公秉承武王遗志，在洛河北岸营建了洛邑，作为周朝在东方的政治、军事重镇。与之同时，周公将国政移交成王。此后，周公兢兢业业尽到辅佐之责，直至病逝。

　　周公对于中华文明贡献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制礼作乐，施行德政。周公吸取商灭亡的教训，以敬德保民，施行德政作为安邦治国的国策。“德”为周公政治理论的核心。周公还对古礼进行加工和改造，将礼纳入了道德范畴。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道德文明的基础。

　　《周易》是卜筮之书，以八卦为基础。八卦和筮法起源很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甲骨卜辞中发现有数字组成的八卦符号。司马迁《史记》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即周文王在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期间将《周易》八卦进行演化、完善，由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现在的研究多认为《周易》是在商周之际经多人之手和长期整理而成。

　　《周易》分成“经”、“传”两部分，“经”是六十四卦的卦象、卦辞和爻辞。它用“—”和“--”两个基本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和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即八卦。八卦每一卦代表一基本事物，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叠可组成六十四卦。“传”的部分是西周之后的人对《周易》的阐释，编成《文言》、《系辞》、《说卦》等十篇，称为《易传》。宋代以前的人认为《易传》为孔子所作，北宋以来有学者怀疑此说。近代以来，许多学者主张《易传》是战国时人总结了前人对《周易》的阐释而编成。

　　《周易》是我国上古时代哲学思想的结晶，它演示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的玄妙关系，对先秦诸子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是中国古代辩证思想的滥觞和渊薮。

　　齐桓公乃春秋五霸中第一位称霸者，即位第七年（公元前679年）开始称霸，在中原称霸三十余年。

　　齐桓公称霸任用管仲为相。《史记·管晏列传》说齐桓称霸，“管仲之谋也”。齐桓公依靠管仲，整顿国政，在相之下设立五官分司管理中央行政机构，建立了以君主为最高管理者的国家管理系统。分全国为二十一乡，其中工商六乡，士十五乡，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在经济方面，管仲废除公田制，改为按土地的肥瘠，定赋税的轻重。齐国有山有海，管仲设盐官煮盐，设铁官制农具，又铸钱调剂物价贵贱，数年之间，国富兵强。

　　齐桓公称霸后打出“尊王攘夷”旗号，利用周室的正统地位，团结诸侯，以对抗经常威胁中原的楚和北狄。桓公做霸主，曾救邢救卫救北燕，阻止戎狄的侵扰。百余年后，孔子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又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君位争夺内乱，霸权移至晋国。

　　战国时七国争雄，首先是魏齐争霸。魏国在魏文侯时任命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最先强盛起来。齐、秦经过变法后也强大起来，不甘心魏国成为霸主。赵国也不甘受魏的控制，赵与齐结盟，于公元前354年进攻魏的属国卫国。魏派大将庞涓率兵伐赵，攻下了赵的首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国派田忌、孙膑率兵救赵。孙膑采取“围魏救赵”的策略，解救了赵国之围。公元前342年，魏大举伐韩，韩国向齐国求援。齐国又派田忌、孙膑领兵救韩。马陵一战，魏军全军覆没，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接着韩、齐、楚、秦又四面来攻，魏一再失利，向齐表示臣服。

　　魏国衰弱，秦国趁机东进，出现秦、齐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88年，秦昭襄王与齐湣王相约共同称帝，一为西帝，一为东帝。燕国大将乐毅联合秦、楚、韩、赵、魏等大举伐齐，攻占齐国70余城池，齐国元气大伤。齐、秦东西对峙的局面也告结束。此后，楚、韩、魏、燕、齐先后衰落。赵与秦的长平之战中战败，40万赵军俘虏被秦军活埋，赵走向衰落。秦国开始走向统一六国之路。

　　商鞅，卫国人，原名叫公孙鞅，后秦孝公封他于商（今陕西商县），故又称商鞅。商鞅先是投奔魏国，在魏国得不到重用，就到了秦国。秦孝公与商鞅交谈后大喜，重用商鞅进行变法。

　　公元前359年，商鞅第一次变法，提出：一、奖励军功，打击世卿世禄制。二、重编户籍，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互监督。三、奖励耕织。商鞅新法实施10年，取得显著成绩，秦国日益富强。

　　公元前350年，秦都从雍迁至咸阳，商鞅开始了第二次变法。一、推行县制。二、废井田，奖励垦荒，承认土地私有，按土地多少纳税。三、统一度量衡。四、参照李悝《法经》制订了秦国的法律，公布于全国实行。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亡，太子继位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反”，商鞅被迫逃亡，最后在自己的封邑抵抗失败，被处以车裂之刑。因商鞅变法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商鞅虽死，秦法未败”。商鞅的主张在商鞅死后，仍得以贯彻实行。秦国成为当时先进的富强国家，进而走向兼并六国、推行秦制、建立封建帝国的道路。

　　胡服骑射是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的一种军事变革。赵国居北方，与东胡、林胡、娄烦、匈奴等游牧民族相邻。这些“胡人”，善于骑马射箭，具有极强的灵活机动能力。为此，赵武灵王决心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当时中原各国以车战和步兵为主，甲士身着宽袍大袖，披着笨重的铠甲，山地作战很不便。但是，赵武灵王提出“胡服骑射”时，遭到公族中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和他们反复辩论，并带头穿胡服，习骑射。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措施：一，把原来宽袍大袖的服装，改为胡人那种短装紧身服饰，束皮带，穿皮靴，以适应马上训练、作战。二，组建骑兵，招募骑兵骑射；三，兴建“骑邑”，在赵国境内建设专门训练骑兵的军事据点。

　　胡服骑射大大提升了赵国的军力，很快赵国首先灭中山国，然后南抑魏、齐，北逐三胡，“辟地千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部队的优越性，对中原国家军队的发展影响极大，从此，各国逐渐以步骑兵成为军队主力而替代了车兵，“胡服骑射”成为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军事变革。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幼年时，家境贫困，曾做过鲁国季氏家看管仓库的“委吏”等。孔子30岁以后开始收徒讲学，50岁左右参政，最高做到了鲁国司寇（最高司法长官）。55岁时受排挤，于是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68岁返回鲁国，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73岁去世。

　　孔子以讲学为业，是最早创立私学的人之一。孔子招收学生，不问出身，不分长幼，不论贫富，主张“有教无类”。传说他收过3000弟子，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门主张“学而优则仕”。孔子的教学内容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课。

　　孔子教学也治学。他晚年从流传的大量典籍中，筛选、编辑、整理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书，称为“六艺”，汉代称之为“六经”，这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孔子的思想资料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是弟子对孔子言行的一本记录。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还说《老子》（即《道德经》）是老子路过函谷关时，守关的关令尹喜知道他即将隐去，请他写下的。

　　在仅有5000字的《老子》中，阐述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在自然观上，老子以“道”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产生天地万物。在认识论上，老子首倡自觉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认为应该用自觉来体验、认识这个世界。老子对中国古代哲学最大的贡献是他提出了辩证法思想。他指出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相反相成、可以相互转化的，诸如“有无相望，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

　　老子反对统治者的苛暴，主张以“无为”治国；提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还揭露了统治制度的道德虚伪性和欺骗性。老子推崇保守落后的“小国寡民”社会理想；主张“无知无欲”，“结绳记事”；向往“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生活。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曾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楚威王曾派使者带着贵重礼物聘他做宰相，庄子说：“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生活贫穷，曾穿着带补丁的粗布衣，用带子系着破鞋去见魏王。晚年他曾靠打草鞋谋生，过着一介贫穷知识分子的生活，“著书十余万言”。现存《庄子》一书共33篇，一般认为内篇7篇为庄子所著，外篇、杂篇都掺杂有其门人及后人的作品。

　　庄子将老子的“道”加以进一步的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合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洞察了人生的苦难，提出“逍遥”作为人生追求的境界，他在《逍遥游》中举例说，北海有一种叫鲲的鱼，非常巨大，有几千里长，它化而为鸟叫鹏，鹏的背也不知有几千里。鹏飞动的时候“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大鹏是乘着六月大风而飞向“南冥”天池的，可是，大鹏的高飞还要借助于长翼和大风，而他认为真正的逍遥则是：顺着自然的规律，把握着六气的变化，以游于无穷的境界！

　　墨子，名翟，是战国时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记录墨子思想的《墨子》也称为《墨经》，由其门人整理而成。

　　墨子开创的思想体系有十大内容：“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是墨子学说的核心。“兼爱”就是爱一切人，视人如己。要“兼爱”，就要反对战争，即“非攻”。“尚贤”要求国君不分等级、不论出身，举贤任能。“尚同”是在尚贤的前提下要求人们与上面保持一致。“节用”、“节葬”、“非乐”是反对贵族的奢侈腐化，提倡节俭，反对厚葬。墨子认为音乐、舞蹈都属于奢侈享乐的东西，所以主张“非乐”。“非命”是反对命定论，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但他又主张“尊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能赏善罚恶，主张顺从“天志”。同时还认为鬼神是存在的，主张“事鬼”。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儒家，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再传弟子，传世有《孟子》。

　　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他认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原本人人都有，这是天生的仁、义、礼、智的根苗。孟子提出实行“仁政”的学说。他主张国君要“推恩”，把本性中的“善”加以推广，就是“仁”。他认为推行“仁政”，就得使民有恒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恒产”是长期占有的财产；“恒心”是稳定的道德观念与行为标准。这就要求国君为民制产，让民有自己的田地，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是孟子理想中的百姓之“恒产”。孟子还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思想；提出“舍生而取义”的价值观念；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道德标准。

　　“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的稷门附近。战国时，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因学宫地处稷门附近而得名为“稷下学宫”。

　　稷下学宫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各个学派，主要的有儒、道、墨、法、名、阴阳、纵横、黄老等学派，高潮时期稷下先生与学生多达一千余人，可考者就有淳于髡、孟子、田骈、慎到、环渊、荀子、鲁仲连、邹衍等19人。李斯、韩非、公孙龙、屈原等也曾来稷下游说或进行学术访问。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自由发表学术见解。各家各派所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有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学、人性之论、世界本原、名实之辩、阴阳五行之说等等。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使他们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争鸣的缩影。

　　韩非战国末年人，是韩国的贵族，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讲究法家之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安王采用富国强兵的办法，没有被采纳，于是退而著书立说。其学说传到秦国，秦王政（即秦始皇）正准备统一天下，读到韩非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起兵伐韩，迫韩交出韩非。公元前233年韩非到秦，秦王政大喜，与韩非日夜交谈。然而，韩非的到来引起李斯的妒忌，他进谗言陷害韩非，韩非被下狱，李斯送毒药迫使韩非自杀。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受到秦始皇、李斯、秦二世的遵循，成为秦王朝的指导思想。

　　韩非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势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理论。他认为法律是处理政事的唯一准绳，术即权术是君主驾驭和控制臣民的手段，势即权威是“人主之筋力也”，是实施法和术的前提。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三者须结合使用。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通称为“诗三百篇”，是我国诗歌的起点和源头。《诗经》原称为《诗》，后经孔子修订后成为儒家的经典，故称为《诗经》。《诗经》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风》又称《国风》，即十五国风，保存有大量民歌，是《诗经》的精华。《雅》分《小雅》和《大雅》，多是贵族歌颂帝王功绩的作品。《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内容是祭祀或大朝会时用于歌功颂德的颂歌。

　　《诗经》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前人归纳为“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即铺陈直叙，“比”即比喻，“兴”即起兴，即先说其他的事物、景象来引出自己所要歌颂的事情。《诗经》在春秋时代就有极大的影响，公卿大夫往往在政治、外交场合引用《诗经》中的句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或情志，《诗经》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屈原，名平，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其作品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屈原出身于楚国贵族，生活在楚怀王时期。开始时受到楚怀王信任重用，担任左徒的高官，掌管出纳号令，参与楚国内政外交。他主张通过制定新法令来改革楚国的政治，联合齐国抵抗秦国。他要求“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偏邪）”（《离骚》），就是要选拔贤能担任官吏，按照法令的准则来办事。结果他遭到子兰（楚怀王幼子）、郑袖（楚怀王宠姬）和上官大夫等贵族的迫害。楚怀王听信谗言，免除他的官职，并把他放逐。顷襄王继位后，他又再度被放逐。等到楚被秦攻破，国都郢失守，屈原见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绝望已极，投汨罗江自杀。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二千四百多字。诗人从自己的身世、品德写起，表现了他追求崇高理想的坚贞意志和深挚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揭露了楚国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势力的猖狂。屈原的诗篇，继承了《诗经》的优秀传统，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期齐国田氏家族。他从齐国出走到了吴国，觐见吴王阖闾，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拜孙武为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孙子兵法》具有辩证法思想特征，将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注意把握事物转化上的“节”与“度”，善于透过现象而抓住本质，反对消极被动，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整篇《孙子兵法》都是讲如何克敌制胜的方法和手段，讲各种各样的谋略。

　　《孙子兵法》以其伟大而深刻的思想、丰赡详备的内容，而为其他兵家著述所难以企及。对中国历代军事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百代谈兵之祖，千古武学之宗。

　　都江堰著名的水利工程，由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和儿子二郎主持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在岷江流经四川灌县西边。岷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在灌县以下，经常泛滥成灾，洪水过后，又出现旱灾。公元前250年，李冰父子最初治理岷江时，先是在岷江东岸、灌县西边的玉垒山凿开一个缺口，引进江水灌溉田地，这个缺口被称为“宝瓶口”，与玉垒山分离出来的石堆叫“离堆”。宝瓶口的地势较高，引进的江水流量不大，分洪灌溉的作用不大。于是李冰父子率人在岷江的江心筑起堤堰把江水一分为二，分成内江、外江两股，又用类似于栅栏的、可活动的杩槎把两股水拦住。涨水时把两边的杩槎都打开以泄洪，干旱时把外江的杩槎栏起，使内江的水位高涨，引入宝瓶口以灌溉耕田。都江堰不仅彻底解决了岷江的水患，而且使成都平原的300多万亩耕田成为旱涝保收的良田，使成都平原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都江堰使水流平稳，促进了航运的发展。都江堰把水害改变成水利的功效，至今仍发挥着作用，李冰父子也因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流芳千古。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一是通过统一六国的兼并战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二是统一南岭，统一西南夷，征伐匈奴；三是废除分封制，在全国实行郡县制；四是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实行“车同轨”、“书同文”。

　　公元前238年，22岁的秦王嬴政开始亲政，他重用李斯、尉缭一文一武，筹划统一六国的行动。在历时10年的统一战争中，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公元前225年秦灭魏；公元前224年秦灭楚；公元前222年秦灭赵，又灭燕；公元前221年秦灭齐。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皇帝制度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了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郡县制的推行，奠定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即进行了文字的统一和规范化，宣布以秦小篆为统一书体。与篆书通行的同时，又创造出一种比小篆更加简便的新书体，即“隶书”。秦始皇派程邈对隶书进行整理，在全国推行。同时，秦始皇还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今北京密云），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州境）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据秦朝法律，“失期当斩”。担任屯长的陈胜与吴广商议，认为逃亡是死，起义也是死，不如拼死夺取政权。他们还认为“天下苦秦久矣”，若乘此时起义，天下“宜多应者”。于是陈胜吴广杀死两名押送的秦尉，举行反秦起义。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先后攻占了大泽乡、蕲县，队伍迅速扩大，到攻下楚的故都陈（今河南淮阳）时，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战士数万人。此时，陈胜“乃立为王，号为张楚”。

　　陈胜称王后，派吴广率主力军进攻荥阳，另派起义军南取九江，东南取广陵，西南取南阳，北取魏地；还以周文为将军，率军进攻关中。周文被章邯击败后自杀，吴广被部将杀害，陈胜在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

　　陈胜起义后，项羽、刘邦等起兵响应。巨鹿一战，项羽消灭了秦王朝赖以存在的军队主力。而刘邦先于项羽到达关中，接受了秦子婴的投降，秦朝灭亡。接着项羽率大军入关中。刘邦以卑辞屈服的姿态逃过“鸿门宴”之劫。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居巴蜀汉中，项羽共分封18个王。

　　不久，田荣自称齐王，与彭越联合起兵反楚。刘邦听从韩信之计，暗度陈仓，占领关中，并乘项羽攻打齐王田荣之机，率兵攻占项羽都会彭城。项羽急率3万精兵回师，刘邦战败，退守荥阳。刘邦一面派人与项羽和谈，以图缓兵；一面用反间计，使项羽谋臣范增离开了项羽。彭越在梁地袭击楚军，断楚粮道；大将韩信攻下齐、燕，从东方威胁楚军；刘邦又南联九江王英布，项羽势力由强转弱。公元前203年，项羽向汉求和，约定以鸿沟为界，双方罢兵。项羽引兵东归。刘邦发兵追击，围项羽于垓下，项羽溃败后突围至乌江自杀。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氾水之南，国号汉，五月迁都于长安，建立了汉王朝。

　　《大风歌》乃刘邦所作。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与项羽垓下（今安徽固镇界）之战，项羽自杀于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战胜项羽，听从张良、陈平等人的建议，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人为王，以换取他们对刘邦的支持。公元前202年，汉朝建立后，刘邦即开始消灭这些异姓王。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谋反，十月，刘邦击败英布，还师经过故乡沛县（今属江苏），召集故乡父老兄弟同饮，酒酣时，高祖击筑而歌《大风》：“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词以楚歌的形式，表达了成就天下霸业、衣锦还乡以及求贤纳士的迫切心情，气势宏伟，千古流传。

　　汉代在文帝和景帝时，推行汉初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汉文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减轻税率，下诏减免田税。刑罚中废除了“诽谤妖言”法、“收孥相坐法”，废除肉刑。文帝广求人才，改革任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文帝还躬自俭约，不允许贵族官僚滥事搜刮，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西汉王朝统治渐趋稳定，社会富庶繁荣。

　　文帝死后，其子景帝即位。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即位后节俭爱民，与民休息，田赋三十税一；他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促进农业生产；省刑减罚，减轻笞刑。任内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规定王子受封为王，只是征收租税，不管政事，打击割据势力，巩固中央集权。

　　文帝、景帝两代在位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扭转了汉初经济落后、政局动荡的局面，呈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繁荣景象，奠定了汉代民富国强的物质基础。

　　汉武帝刘彻，汉朝第五代皇帝，在位54年。他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汉朝盛世之君。

　　在政治方面，他颁布“推恩令”，削弱汉初分封的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监察制度。在经济方面，重农轻商，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奸商；并将盐、铁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统一铸造五铢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发展了农业经济。在军事方面，改革兵制，派卫青、霍去病征战匈奴，经44年的对匈奴用兵，使匈奴再也无力与西汉政府相对抗，保证了北部边疆乃至全国的安全。在外交方面，他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大月氏，开拓了西北边疆，打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联系。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在卫氏的统治地区，设置玄菟、乐浪、真番、临屯四郡。在南方，汉武帝灭南粤、发兵出击西南夷，使夜郎、滇等政权及许多部落归附汉朝。汉武帝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个扩大中国疆域的皇帝，奠定了中国辽阔疆域的基础。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派张骞率一百多随从出使西域。在路径匈奴时，张骞被俘。匈奴对他威逼利用，但他誓死不降。在十余年中，张骞终于寻得机会从匈奴逃脱，西行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经康居（今撒马尔罕），抵达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在阿姆河上游安居乐业，不愿再与匈奴作战。张骞在大月氏、大夏逗留一年多，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截获。乘匈奴内乱，张骞逃回汉朝，武帝封张骞为太中大夫。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率领300人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携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达乌孙，欲说服乌孙东返，与汉共同抵御匈奴，但未成功，于是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前115年，张骞和乌孙的使者几十人回到长安。张骞的副使们也带着其他国家的使者回到长安。从此，西域不断派使者到长安，西汉也遣使者到西域各国去，建立了和西域各国的联系。

　　太学是汉代的最高学府。西汉早期，只有私家教学，没有传授学术的学校。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创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老师称博士，学生称太学生或博士弟子。学生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主要学习内容。汉武帝起初批准博士弟子员50人，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时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

　　汉初，朝廷为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为加强封建专制集权的统治，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尤其是在选拔官吏时，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独尊的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司马迁受父亲熏陶，熟读史籍，曾从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遍游长江中下游和中原各地，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开始修撰《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遭受宫刑。公元前96年，被赦出狱，为中书令。他继续著史籍，经10余年的艰苦努力，完成《史记》巨著。

　　《史记》共130篇，52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记事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史记》开创了史书的纪传体，堪称第一部中国通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既写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也写了下层社会各色人等。他“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叙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爱憎分明。司马迁自述此书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史记》在中国史学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是一种韵体散文，“不歌而诵”，用韵语细腻地描写各式各样的事物，“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即为赋在文学上的作用。汉初受屈原楚辞的影响，盛行骚体赋，主要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枚乘的《七发》等。武帝时，汉赋走上极盛阶段，司马相如是最大的辞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赋》是这个时期赋的代表作。其后，杨雄作赋，用思深沉，构辞精密，也是辞赋大家。

　　汉代还盛行乐府诗。朝廷设立乐府采民间讴谣，使它成为乐府歌诗。汉武帝时，乐府广泛地在民间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经文人加工，又出自民间，故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和民众的爱憎感情。许多篇章有完整的故事性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既细腻又深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成为文学中的瑰宝。在乐府民歌中，《陌上桑》是极负盛名的佳作。五言歌谣，到东汉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

　　孝是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相传尧舜时期即讲究孝。《尚书·尧典》说舜面对父亲愚顽、继母凶狠、异母弟弟傲慢逞强，却能以自己的孝行感动全家并和睦相处，舜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的伦常礼教。

　　《孝经》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孝经》传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也有人指出《孝经》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孝经》说孝是天地之规范，诸德之根本。主张把“孝”贯串于人的一切行为之中，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

　　在汉代的“举孝廉”。规定每二十万户中每年要推举孝廉一人，由朝廷任命官职。被举之学子，除博学多才外，更须孝顺父母，行为清廉，故称为孝廉。汉代的“孝廉”是作为选拔官员的一项科目，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从汉代开始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

　　蔡伦（约公元61-121年），字敬仲，桂阳郡（今湖南耒阳）人。蔡伦为宫廷宦官，兼任管理宫廷用品的尚方令。在他做尚方令期间，经常亲临现场做技术调查，又极富创新精神，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及加工、机械制造工艺等方面起了推动作用。他最大的贡献是造纸技术的革新。

　　据考古发现，在陕西扶风、甘肃金关、天水放马滩等地的遗址中，发现了西汉古麻纸。东汉和帝时，任尚方令的蔡伦又改进了造纸方法，采用树皮、麻头、旧布和破渔网为原料，造出了质量更好的植物纤维纸，便于书写。当时人称“蔡侯纸”。我国造纸术的发明和蔡伦对造纸的改进，经朝鲜、日本、中亚各国，传往欧洲。纸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

　　张衡（公元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石桥镇）人，我国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

　　汉代时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有三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张衡不但注意天文理论研究，还注重机械仪器的研制。设计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和地动仪。

　　东汉时，张衡制造的水运浑天仪，以漏水为原动力，通过齿轮的转动，近似正确地把天象演示出来，在天文仪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

　　公元132年，张衡发明了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用铜制成，圆径八尺，形似酒樽，内部安置机关，按照八个方向，装八个龙头，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八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同方向的龙嘴里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出在今甘肃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

　　王充出身贫寒，曾到京城洛阳太学上学。《后汉书》记载，王充因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市，“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记，遂通众流百家之言。”他做过短期的州郡吏，其余的岁月居家从事教学和著述，写成《论衡》85篇（今存84篇），20余万言。

　　王充《论衡》具有非凡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他自称其思想违背儒家之说。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论。王充认为，灾异的发生是一种自然现象，源于自然界本身的运动、变化，与人事无关，否定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反对神不灭和有鬼论，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王充继承了荀子、韩非等人的历史进化思想，强调历史是前进的、发展的，反对崇古非今。他揭露和抨击了世家大族的种种丑行，要求进行社会政治变革。

　　东汉末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政治日趋腐朽，加上自然灾害，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见于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以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最著称。

　　张角，钜鹿（今河北平乡）人，太平道的领袖。灵帝初年，自称大贤良师，与其弟张宝、张梁借行医传教招收门徒，他还派8名大弟子四处传道，十多年间，徒众达数十万，遍布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经过充分的准备，张角决定在甲子年（公元184年）三月五日发动全国各地信徒同时起义，提出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不料，在预定起义的前一个月，张角弟子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大方帅马元义被捕牺牲，洛阳1000多群众惨遭杀害。张角当机立断，提前于二月起义，自称“天公将军”。因起义军头裹黄巾为标志，被称为黄巾军。

　　中华医学是中华文明中一颗灿烂的明珠。其中，扁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他发明脉理，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能用望、闻、问、切来临床诊断，也能运用针灸的方法治疗疾病。相传医学的《难经》为扁鹊所作。《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医学著作，是战国医学家假托黄帝而作，在中医学理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张仲景是东汉后期医学家，被称为“医圣”。他的《伤寒杂病论》是医者必读名著。华佗是东汉三国时名医，他掌握了当时先进的麻醉术、解剖术、诊断术和止血术，成功地进行腹腔外科手术和复杂的外科手术。孙思邈隋末唐初人，被尊称为“药王”。他撰写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集医学之大成。在营养卫生、药物、妇产、小儿科和针灸等方面也都有重大贡献。明代的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一书。全书收录各家《本草》所载药物1558种，新增374种，是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巨著。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和其铸造的与人身等高的针灸铜人，也属中国医学史上的伟大创举。

　　《周髀算经》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周就是圆，髀就是股。原名《周髀》，唐初定为国子监明算科的教材之一，故改名《周髀算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算术类经书,亦是我国最古老的天文学著作，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周髀算经》在数学上的成就是介绍了勾股定理及其在测量上的应用以及怎样引用到天文计算之中。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后世的数学家，大都是从《九章算术》开始学习和研究数学知识的。该书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九章算术》在数学上不仅最早提到分数问题，记录了盈不足等问题，并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了负数及其加减运算法则。全书内容涉及算术、代数、几何等诸多领域，并与实际生活紧密关联，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它是经过很多人长时间修改删补,到东汉时期才逐渐形成定本。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为世界数学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隆中对》描述的是中国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初次会面的谈话内容，因发生于湖北隆中（今湖北襄阳一带），因此后世称之为《隆中对》。刘备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称其为潜伏在人世间的龙，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建议刘备亲自拜访。刘备思贤若渴，三顾襄阳隆中之草庐，求见诸葛亮。26岁的诸葛亮与刘备进行了著名的“隆中对策”，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形势，指出：曹操控制整个北方，实力雄厚，又因挟持献帝占有政治优势，无法与之抗衡；江东经孙氏三代经营，基本巩固，又有地理优势，不可窥视；荆州控制长江咽喉，是不可多得的战略要地，刘表昏庸无能，可从其手中夺取荆州，以此为据点，进而夺取益州；可采取东联孙权、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等待时机以成就帝王之业。诸葛亮的宏论，使刘备彻底折服，诸葛亮也由此出山辅佐刘备。

　　公元208年，曹操统一北方，率军南征荆州，欲一统南北。荆州的刘备退守夏口（今湖北汉口），派诸葛亮到江东，商同孙权结盟，共谋抗曹之计。曹操率20余万众，号称80万大军，与孙刘联军5万相遇于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

　　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新改编的荆州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退回北岸，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因北方士兵不习水战，曹操下令将战船用铁索连结，士兵在船上行走如履平地。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遣人送信给曹操，假称投降。这夜，东南风大起，黄盖率船数十艘，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顺东南风驶向曹操船只。接近对方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军营，“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孙刘联军乘胜追击，曹军伤亡惨重，死者过半，退守襄樊一带。

　　赤壁大战后，刘备乘胜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次年又任荆州牧，奠定了壮大发展、进据益州的基础。曹操退回北方。孙权为抗曹，继续与刘备联盟。三国鼎立格局趋于形成。

　　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在邺城（在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和“七子”。“三曹”指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曹操是建安文学的主将和开创者，今存其乐府诗20余首，代表作《蒿里行》描写了军阀混战时期的惨景，《短歌行》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曹丕是曹操的次子，其诗歌委婉悱恻，多以爱情、伤感为题。两首《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七言诗。其所著《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曹植流传下来的诗赋文章共有100多篇，如描绘人民生活的《泰山梁甫行》，描写爱情的《美女篇》、《洛神赋》等，曹植写《七步诗》的原委，更流传为尽人皆知的佳话。建安七子也甚为著名，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和刘桢。建安时代，人才济济，文人辈出，在诗、赋、文的创作上都有新的突破。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一些著名的玄学家，他们是嵇康（公元223-262年）、阮籍（公元210-263年）、山涛、刘伶、向秀、王戎、阮咸。这些文人因为反对礼教、蔑视权贵、经常一起在山阳（今河南修武）的竹林山水中饮酒清谈，故称“竹林七贤”。“玄学”一词出自《老子》一书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嵇康、阮籍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元气构成的。认为名教（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和自然是对立的，主张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们反对溺于名利，为琐碎礼法所束缚，而要顺应自然，逍遥自在。嵇康弹奏的《广陵散》琴曲甚为著名，刑前仍从容不迫，索琴弹奏此曲，并慨然长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向秀为《庄子》作注，后来郭象又加以补充发挥，成《庄子注》而传世。

　　葛洪（公元284—343年）东晋时期的道教领袖，内擅丹道，外习医术，精研道儒，学贯百家，著作弘富。著作有《神仙传》、《抱朴子》、《肘后备急方》等。

　　《抱朴子》内外篇70卷。内篇20卷，总结了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等，是道教的理论。外篇50卷，论君臣上下，人间得失，是阐述其社会政治思想的政论性著作。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和方术，提出以神仙信仰为内，以儒术应世为外的政治主张，将道教的神仙信仰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结合起来。

　　葛洪坚信炼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长生成仙，长期从事炼丹实验，在其炼丹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识了物质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学反应。葛洪是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炼丹名家。葛洪精晓医学和药物学，主张道士兼修医术。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强征各族人民，组成90万大军，挥师南下，企图灭东晋。面对前秦的强大攻势，东晋宰相谢安从容部署，他命令弟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负责全面指挥，其侄谢玄为前锋都督，其子辅国将军从军出征。晋军不过8万，但士气旺盛。

　　十一月，谢玄遣部将刘牢之率精兵5000夜渡洛涧，大破秦军前哨，斩梁成等秦将。洛涧大捷，晋军士气大振，水陆兼程，直逼淝水（今安徽瓦埠湖一段）东岸。苻坚登寿阳城，见晋军严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以为皆是晋兵。谢玄针对秦军士兵厌战，苻坚恃众轻敌又急于决战，派使者对秦军说：“如果你军移阵少退，让出一片空地，晋军渡过淝水就可以决战。”秦将多数反对后退，但苻坚想在晋军渡河时，出兵攻击取胜，故同意退兵。

　　苻坚下令秦军后退，不料一退而不可遏止。晋军乘势抢渡淝水，猛烈进攻。苻坚的弟弟——前锋大将苻融见势不妙，赶到后面整顿部队，死于乱军之中。秦军失了大将，全线崩溃，谢玄等乘胜追击，歼敌十之七八。苻坚中箭负伤，单骑逃到淮北。后回洛阳，收集残兵，仅乘十多万。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陶渊明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文学史上称他为“田园诗人”。他的田园诗为我国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

　　陶渊明的《归田园居》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港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诗内容真实，感情真挚，语言质朴自然，在精炼之处见自然，具有独特风格。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是一篇优美散文。描绘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的乌托邦理想社会，没有剥削，没有争夺权力，一切都是淳朴安乐的世外桃源。

　　陶渊明的诗篇，对后世影响很大。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的恬静自然的艺术风格。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岁继位，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称制。孝文帝的前期改革，冯太后的作用更大。北魏前期百官没有俸禄，军事将领和官吏的收入靠赏赐、掳掠、搜刮、贪污和经商等手段来获得，造成了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冯太后和孝文帝从班禄开始了前期改革，整顿吏制，惩治腐败。孝文帝推行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一定数量的土地，抑制了土地兼并，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并颁布了三长制和租调制。三长制使许多农户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编户，租调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公元490年，亲政的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以汉化为中心的一系列的后期改革。汉化改革有：改穿汉服，禁止在朝廷上穿胡服；改语言，规定不得在朝廷上讲鲜卑语；改籍贯，迁都后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官制，废掉鲜卑原来的官制，多仿南朝官制；胡汉通婚，皇族宗室带头与汉族通婚；改汉姓，“定姓族”，建立门阀制度。“定姓族”对北魏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但对鲜卑族汉化起了积极作用。

　　祖冲之，南北朝时期人，出生在河北省涞源县。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历法学家，文学家、机械发明家。祖冲之在数学上最卓越的成就为圆周率的计算。

　　中国古代的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圆的周长是“圆径一而周三有余”，但是余多少，意见不一。在祖冲之之前，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割圆术”，用圆内接正多边形的周长来逼近圆周长，刘徽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4位数。祖冲之在此基础上，将圆周率推算至小数点后7位数，即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一千多年以后，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在公元1427年才超过祖冲之，达到小数点后16位的精确度。密率到公元1573年德国的奥托才得到了这一结果。

　　北魏时，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撰写一部地理学著作《水经注》。《水经》作者不详，成书于三国时期，是一部比较简略粗疏的地理书，只记述河流137条，原书1万多字。郦道元所著以给《水经》作注为名，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全新的科学著作。全书40卷，记载的河流水道1252条，32万余字，是《水经》原文的20余倍。其溯源探流，详细记载了河流水道的方位、流向、距离、经过区域及地形地貌、地理沿革、山川胜景、地质矿物、植物动物、水利航运、桥梁道路、园林陵墓、城池湖泊、关塞名胜，还有风土人情、人物掌故、传说故事等。

　　郦道元《水经注》记述具体生动，文笔秀美，既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风土人情的佳作。《水经注》旁征博引，引用的书达437种。他还特别重视野外考察，足迹遍及山东、河南、河北、内蒙古。所到之处，跋山涉水，寻觅水道，察看碑刻，收集民谚、民间传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水经注》的内容更加丰富准确。

　　贾思勰，北魏末期，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南）人。曾经做过高阳郡（今山东临淄）太守等官职，到过山东、河北、河南等地。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具有丰富经验的农民请教。中年以后开始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大约在北魏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到东魏武定二年（公元544年）间，写成了著名的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

　　《齐民要术》全书共九十二篇，共计十一万多字。引用前人著作有一百五十多种，记载的农谚有三十多条。全书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如播种、耕作、土壤、施肥、轮作、种子等，而且有蔬菜的栽培、果树的培育、蚕桑事业、野生植物的利用，家畜、家禽、鱼、蚕的饲养和疾病的防治及农、副、畜产品的加工、酿造和食品加工，以至文具、日用品的生产等等，几乎所有农业生产活动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具有北朝时期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指南作用，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农业科学著作。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农历三月初三，王羲之同谢安、孙绰等41位文人画士在绍兴兰亭集会，饮酒赋诗，汇诗成集，是为《兰亭雅集》。王羲之挥毫作序，为《兰亭序》。此帖记述了当时文人雅集的情景。此序不仅文字优美，在书法上潇洒流畅，宋代书画家米芾称之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出身于世家大族，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伯父王导是东晋丞相。王羲之生于山东琅玡临沂，后因欣赏会稽（今浙江绍兴）的山水，定居于会稽。他先后担任东晋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等人发表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也关心百姓疾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王羲之称病弃官，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与名士遍游山水。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王羲之去世。王羲之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后世称为“书圣”。《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在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中，石窟艺术占有独特地位。中国石窟艺术分布广泛，其中以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最为著名。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地处“丝绸之路”南北三路的分合点，是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与中华文化融合而沿途留下的石窟艺术。

　　莫高窟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

　　云冈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始建于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元年，这里原是北魏都城平城。有窟龛252个，造像51000余尊，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市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于洛阳（公元493年）前后，历经东西魏、北齐，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2680余品，佛塔70余座，造像10万尊，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极高的艺术造诣。

　　慧能（公元638年-713年），一作惠能，俗姓卢氏，河北燕山（今涿州）人。慧能幼年丧父，后移南海，家境贫困，靠卖柴养母。24岁时，一日卖柴于市，听客诵《金刚经》，萌发了去黄梅寺弘忍大师那里学习佛法的念头。此后，以行者之身，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得黄梅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东山法门，为禅宗第六祖，世称禅宗六祖，亦称六祖慧能，成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慧能所创造的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改革，他主张人人都有佛性，抛弃繁琐的经院佛学和宗教仪式，不讲累世修行和布施财务，不讲究诵经拜佛，不执着于坐禅，提倡“自悟自修”，“顿悟成佛”。他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世俗化、平民化，使禅宗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中国佛学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他的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慧能去世后。唐宪宗追谥慧能为“大鉴禅师”，宋太宗、仁宗、神宗都对他进行加谥，神宗的加谥是“大鉴真空普觉圆明禅师”。一些著名文豪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都为慧能撰写过《碑铭》。

　　公元605年至610年，隋炀帝动用几百万民工，花费了大约6年的时间，开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全长3000余里，水面宽30到70米不等，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中心在洛阳，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等五大河流，在我国自西向东的天然河道间直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人工渠道，途经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富。开凿大运河的工程，是与建造长城一样的古代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大运河的开凿对巩固全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亦对中国古代军事和交通的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公元627-649年），唐太宗是唐朝第二位皇帝，在位23年。唐太宗统治时期，任用魏征等贤臣为官，政治清明，虚心纳谏，制定开明政策，促进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使“丝绸之路”成为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贞观时期，社会秩序稳定，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代英主。唐太宗即位后，用隋炀帝作为反面教材，来警诫自己及下属。他把人民和君主的关系比作水与舟，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留心吏治，任人唯贤，从谏如流。他鼓励臣下直谏，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直陈其过，皆切中时弊，太宗多能克己接纳，或择善而从，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魏征死后，太宗伤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

　　长安盛景，除了长安城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气势恢弘之外，唐代的长安，每逢佳节，都要举行盛大的欢庆活动。在正月十五的“上元节”，街市上花灯照如白昼，男女老幼纷纷夜游观灯，到处人流如织，摩肩接踵。皇家宫廷、王公贵族家中也燃放花灯，争奇斗胜。先天二年（公元713年）正月十五，唐玄宗在长安安福门外举行灯会，所做“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服饰艳丽装束一新的长安少女在灯轮下踏歌三日，尽欢而罢。唐诗人张祜在《正月十五夜灯》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灯会中还有百戏演出和游艺活动。百戏分为歌舞戏和杂技两类，歌舞戏种类繁多，热闹非凡。

　　长安城内的富足祥和，也来自国外的“胡商”们开设货栈、酒肆，吸引着文人骚客光顾聚饮。李白《前有樽酒行》：“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描写了胡商酒店畅饮快意之情景。长安城内胡风极盛，胡汉交融，互利互补，为盛唐注入了新鲜血液和生机活力，显示了唐王朝的自信与开放气度。

　　含元殿是唐朝长安城内大明宫中的正殿。是皇帝进行大朝、常朝的地方，始建于龙朔二年（公元662年）。

　　唐王朝自贞观年间起，国力强大，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因其开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大唐长安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来自世界各国的使臣、留学生和商人汇聚于此，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会。诗人王维“九天阊阖（指宫殿的正门）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代指皇帝）”的诗句，描绘出万国来朝——各国使节云集京城拜谒唐朝皇帝的情景。诸如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骠国（今缅甸）、真腊（今柬埔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林邑（今越南）、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西域和中亚各国、西方的拜占庭（东罗马）、波斯（今伊朗）、大食哈里发帝国（阿拉伯）、日本等均有使节到长安。唐代皇帝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大朝会活动。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重要的法典。它由律文12篇和对律文逐条逐句的疏证解释的“疏议”所组成，共30卷。在《唐律疏议》中，律与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解释，给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罚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文析之”。《唐律疏议》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封建法典，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各国都有重大的影响，是中华法系的代表。

　　在司法实践中，《唐律疏议》给断案者提供了司法审判的依据，也提供了便利。但断案是否公正廉洁，则与父母官的道德品质、职业操守、能力水平等密不可分。唐代的死罪要由皇帝批准，并且要三次复奏，复奏批准后方能行刑。《唐律疏议》问世之前，唐太宗就较注意法律的稳定性，避免朝令夕改。他要求依法律为准绳，而不按皇帝的喜怒或宽或严。因此，一部好的法律还需一大批依法断案者来执行、体现。若能用清官断案的场面、情景来表现《唐律疏议》的意义和价值，则可以展现中华文明中法律制度的一个侧面。

　　玄奘，名陈炜，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缑氏镇）人，是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汉传佛教史译经师之一。他自幼聪明，八九岁就开始攻读中国古代的经典。隋炀帝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朝廷决定要度27个和尚，举行公开考试，玄奘被主考官破格录取，在净土寺出家。四年后，玄奘游历四川、湖北、河南、河北等地的著名寺院，在学习佛学经典中，他发现以往翻译的佛学经典词不达意之处很多，遂萌发去印度学习、取经的想法。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二十八岁的玄奘从长安出发，前往天竺（古印度）取经。他游历新疆、中亚、印度一带，不畏艰险，跋涉数万公里，历时17年。拜印度名僧戒贤等高僧为师，研习《瑜伽师地论》等佛经，并将《老子》和《大乘起信论》等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携带六百多部佛经，回到长安，完成了西天取经的宿愿。他先后住在长安弘福寺和大慈恩寺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直到去世为止。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佛教事业，传译了许多经典，丰富了祖国的文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并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

　　鉴真，唐朝高僧，江苏扬州人，本姓淳于，十四岁出家，法名鉴线岁高龄并双目失明的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成功。十二月，鉴真一行到达日本九州岛，受到热烈欢迎。第二年，鉴真被请到都城奈良最著名的东大寺。日本朝廷为请鉴真推行严格的受戒制度，在东大寺修建了戒坛。日本圣武太上皇、光明太上皇后、孝谦天皇、皇后及官员僧侣等400多人登坛受戒。鉴真被尊为日本律宗初祖。

　　鉴真和尚受邀东渡日本的目的是讲授佛学理论，弘扬佛教律宗，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从发愿东渡到东渡成功，先后经历了十二年的漫长历程。前五次航海启程，均受挫败，经历了来自社会及自然环境的诸多考验，受尽了颠沛流离，长途跋涉之苦，精神上与肉体上都受到巨大的创伤。在第四次东渡受挫后，鉴真双目失明，但他矢志不渝，终于在第六次启程后东渡成功。鉴真到日本后，辛勤劳作十年，对日本的佛教、建筑、雕塑、医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公元763年5月6日鉴线.文成公主和亲

　　文成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宗室女，自幼受家庭熏陶，学习文化，知书达礼，并信仰佛教。公元641年，她出嫁吐蕃的松赞干布。

　　636年，年轻的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他向往大唐的制度和繁华，曾几次派使臣带着珍贵的礼物，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未允。640年，他以更加虔诚和恭敬的态度再次向唐朝求婚，唐太宗终于答应把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他。641年，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松赞干布亲自带领大队人马到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迎接。

　　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去不少医药、生产技术等方面的书籍和各种谷物、蔬菜的种子以及精致的手工业品，对吐蕃的农牧业、手工业以及宗教文化等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公主本人也因此得到了吐蕃人民的深深爱戴。著名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至今还供奉着吐蕃赞普（吐蕃对王的称呼）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文成公主成为汉藏友好交往的使者。

　　武则天，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14岁入宫被唐太宗封为才人，赐号“武媚”。唐太宗去世时，武则天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一起入感业寺为尼。高宗即位，武则天被召入宫，后被立为皇后。公元660年，高宗初患风疾，开始让武后处理部分政务，不久武则天垂帘听政，时人把她与唐高宗并称“二圣”。高宗去世后，武则天相继废掉中宗和睿宗，于公元690年，武则天自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史称“武周”。

　　武则天通文史，多权谋，在位期间，国家保持着繁荣的局面，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昌盛。武则天知人善任。她为了夺取政权，维护统治，任用酷吏打击反对派，也任用了很多贤臣来治理天下，诸如娄师德、狄仁杰等。被称为“开元贤相”的姚崇和宋璟也是武则天时期提拔起来的。晚年的武则天耽于享乐，一批男宠走进她的生活。公元705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率文武群臣入宫杀男宠张易之、张昌宗等，逼武则天退位，拥唐中宗复位，恢复唐国号。82岁的武则天就在这一年冬天死去，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表示又回到李家来当先妣。

　　科举制度建立在隋代。隋朝以前的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制度，起初还能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文臣武将，后来则导致出身寒门的普通人无法步入仕途。隋文帝杨坚废除九品中正制，设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隋炀帝时开设进士科，通过考试分科选拔官吏，为分科取士。唐代除进士科外，还设置了秀才、明法、明书、明算等科。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院试合格者为秀才。乡试正榜所取的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录取贡士三百名，第一名叫会元。殿试录取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第一为“状元”（鼎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一、二、三甲统称进士。

　　科举考试，唐代以诗文取士，诗风很盛；宋代用经义取士，理学盛行；明清则以八股文取士，即用四书、五经上的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必须写八股，起承转合必须写几句；到清代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社会推行学校教育，科举制度被废除。

　　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公平考试选拔人才、分配官职的一种制度，对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过作用，有利有弊，科举制度中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印刷术的国家。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是由印章、石刻发展来的。明胡应麟认为，雕版印刷开始于隋代，唐朝通行，五代盛行，宋代达到顶峰。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懿宗年间王玠印造的《金刚经》。经卷高约30厘米，长约5米，由7个印页粘接而成。卷首是一幅画，后面是《金刚经》正文，画和文字都刻得非常精美，说明当时的刻印技术已经很成熟。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是唐太宗皇后长孙氏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所著的书籍《女则》。到了九世纪的时候，我国用雕版印刷来印书已经相当普遍。

　　雕版印刷发明后，在今四川和长江中下游，已有书商印售历书、诗歌、小学字书及阴阳迷信等书。十二世纪初，浙江、福建、山西等地的书坊刻书业已发达起来。印刷技术形式有写刻、朱墨刻、几色套印等。我国的雕版印刷早于欧洲八百年。雕版印刷的发明和刻体图书的流通，对当时的文化传播和保存祖国文化起到了极大作用。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高峰。仅《全唐诗》就收集了作者2200多人，诗歌近5万首。李白和杜甫分别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