漩涡鸣人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启动，初步纠正了“”时期的畸形政治体制，但还没有触及根本问题。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和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人们对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病有了越来越痛切的感受，表示出强烈不满。

　　对于政治体制方面暴露出的与现代化建设需要极不适应的问题，在当时揭批、“”，总结“”教训的大背景下，没有简单化地将其归咎于、“”的干扰破坏，而是从更深的层面上，即从体制和制度上寻找根源，着手解决问题。

　　经过近两年的酝酿和探索，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8日，在会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当时讲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我们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第一个专门报告。

　　在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讲话对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进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系统而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强调：“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在这篇讲话中还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确定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在这篇讲话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全面铺开。正如后来所说的那样：“一九八〇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而言，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为紧迫。同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和敏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党内存在不同意见，要取得一致需要一定的时日。

　　先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沿着从农村到城市的轨迹迅速推进，仅仅经过几年时间就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步伐、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开始遇到新的问题和矛盾，包括与旧的政治体制的碰撞。由于我国过去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是紧紧捆在一起的，80年代中期，当经济体制改革转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以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的矛盾日渐暴露并突出起来。

　　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问题使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紧迫要求，必须适时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从1986年起，到召开党的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重新成为思考和谈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86年5月20日，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他在向客人介绍中国改革的现状和设想时说：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

　　也涉及文化、科技、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包括改革人事制度。这是他继1980年之后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开始。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强调的程度比以往明显加强。

　　自此开始，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成为他1986年谈线次谈话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其中有9次是作为主要谈线日，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经济情况时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他明确提出应该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

　　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乔石汇报党风工作情况后，从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他甚至由权力下放问题，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关系整个改革成败的高度。他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9月3日，他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

　　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11月7日，他对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从改革过程中，提出一个新的问题，经济改革到一定时候要提出政治改革。

　　毫无疑问，在80年代中期重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然。这充分体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改革实践的准确把握。

　　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客观要求，重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实际问题来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是高瞻远瞩，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要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目标的战略高度，放眼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曾说过，在经济问题上他是个外行，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前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的评论不无道理：“政治改革则不同，对此，可不是外行。”

　　1986年距离党的十三大只有一年时间，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通过充分讨论、酝酿，理出头绪，以便能在十三大上形成一个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所以他不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将其目标和内容都明确提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