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神医杜名独立的、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在国家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安全中扮演重要作用。一个大国，若无独立的、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则其意识形态安全就会很脆弱，缺乏防御，容易为外界渗透和改变，失去发展所需要的良好理论和舆论环境，更难以为自身发展提供持续的文化和价值支撑。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体系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相互辅助，两者相得益彰，则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就稳固。中国是一个世界政治大国，也应该是一个政治学大国，一个政治大国必有阐释自己和阐释世界的且有广泛影响力感召力的政治理论。

　　美国近几年对华实行科技制裁，禁止中国公司使用美国高科技零部件，导致一些中国企业一时停摆。设想一下，如果美国禁止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使用美国创造的社会科学概念研究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会不会也一时失语？这种情况当然不会发生，因为社会科学概念被外人使用越多越广泛，恰恰有利于其文化传播和文化软实力。但是它提醒人们，关键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在一门学科的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意义。

　　概念是理论话语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绝大部分概念，都是从西方发展经验中提炼出来的，不能说它们的概念不可用，但是我们在使用时必须结合本土实际，自觉地进行辨析和鉴别，否则，囫囵吞枣地拿来，既不能解释本土，对政策研究还会起误导作用，若全盘接受，则直接会对本国意识形态体系产生解构作用，对意识形态安全不利。

　　以贫困和饥荒的政治经济研究为例。有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叫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他认为导致贫困和饥荒的根源在于个人自由权利的分配不当，或自由权利不够，若分配得当，贫困和饥荒则会大大减少。言下之意，第三世界普遍的贫困和饥荒问题解决之道，应该是自由先行。这是基于第一代人权概念得出的研究结论。实际上，贫困和饥荒问题有复杂的国际结构因素。然而，如果按照森的概念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在第三世界不切实际脱离国情地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反而会加剧贫困和饥荒。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已经有许多事例摆在那里。因此，要做到概念自觉，就需要超越森的自由先行概念，跳出第一代人权概念的陷阱，从第三代人权概念出发，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可能更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现在社会学界和政治学界流行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转变的社会管理研究，根据笔者观察，大部分研究都将精力放到陌生人社会管理研究上，并按照西方社会学思路，认为陌生人社会管理必须以契约为重。这是西方工商社会发展的逻辑，冷冰冰的，没有温情，西方早已经对陌生人社会中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反思，我们还顺着其概念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建设，则必走弯路。熟人社会的扩展，可以叫“拓展的熟人社会”，这个概念则大大突破了西方概念体系，既尊重和符合中国的实际，其实，对解释其他国家的社会建设也有借鉴意义。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谐社会绝不是陌生人社会，而应该是一种“拓展的熟人社会”，如果没有人情和温暖，光靠冷冰冰的契约，和谐社会就会缺少情感根基。

　　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如果用西方的霸权稳定论概念来解释中国崛起，则中国发展的逻辑结果是必霸必扩张。中国要走自己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但如利用西方的选举概念研究中国并指导中国，则中国应走多党竞争、分权政治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用“选”“举”结合的思维模式，则可提出与西方不同的“选”“举”概念来。这也是中国协商民主的内在意义。如此等等，不再一一列举。这么说来，囫囵吞枣地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解释中国，确实有误导。问题是，现在一些公共政策研究在下意识、不自觉地这么做，这种研究一旦转化为政策，自然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潜移默化地产生消极影响。例如，用美国“财政联邦主义”概念研究中国财政问题。我们国家不是联邦制国家，怎么能用“财政联邦主义”来研究中国大国财政问题呢？

　　一个大国如果过多迷信外人对自己历史的解释，其精神必不能独立。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大举进入中国。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在中国很时髦很流行，似乎离开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国就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体系。对西方社会科学概念甚至评价体系的过度依赖，使我们的一些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处于国际知识生产的下游，替别人传销和打工。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习惯了简单地引进西方概念以解释中国问题，而不是有鉴别地且从中国本土实践金矿中提炼概念。在近年比较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研究上，有的研究就简单利用西方概念，认为中国成功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专制加资本主义，并用这两个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偷梁换柱，甚至用“国家资本主义”概念来说中国，这无疑将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讲歪了。近些年，美国特色政治学好用“威权”这个概念研究中国，中国一些学者也跟着用，在用的时候不知道西方人这么使用背后的政治逻辑。总之，西方主流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总是要将中国纳入其概念体系，使中国成为被解释的对象，这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跟着其走，在西方的概念体系下打转，如丸之走盘，是难以走出自己政治学创新的大道来的。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不能成为别人概念解释和打扮的对象。我们中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和治理，需要自觉地用中国的概念来研究，并善于用中国的概念话语去讲世界故事。就政治学而言，研究当代中国的核心线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概念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例如，有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研究，周恩来早在1956年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的会谈中，谈到中国和平共处与不对外扩张称霸问题时，说中国不搞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并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根本原因是“被制度和政策限制住了”。习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中也提到，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是这样做的，在政策上也是这样做的。那么，对我们研究者来说，就需要自觉研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究竟如何保障着中国不对外搞霸权和殖民主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就会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挺立起来。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们政治学自己可供使用的概念很少。笔者觉得也不是，关键在于研究者要有心和有信心去发掘。比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是充满东方智慧和哲学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将人类秩序带到更高发展阶段的概念，其境界比自由民主的世界秩序观更高。再比如，中国人在探讨政治哲学问题时，有一个可以汲取的思想资源是“天下为公”这个概念。本质上，西方政治经济哲学包括世界秩序的核心是建立在“天下为私”的基础上的，而东方的政治哲学始终强调“公”。人类走到今天，再循着“天下为私”这个逻辑走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完全按照“私”来指导人类实践，怕是个绝境。若我们将公私关系讲透，中国的政治哲学以及国际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应会独立起来。再比如，从比较政治角度看，“政党—国家体制”怕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我们潜意识觉得似乎只有中国是“政党—国家体制”，其他国家则不是。实际上，当今世界近200个国家，大多都可以用“政党—国家体制”这个概念来进行分析，差别只在于组织方式和运行不同而已。这个概念用得好，会改变外国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自然会更好地被外人理解和尊重，且对中国的比较政治学体系建立具有重要意义。这就是用中国概念讲世界故事的理论力量所在。

　　也有人会说，你这些概念只是自说自话，对外讲的时候别人根本听不懂，与“国际”学术话语不接轨，无法融通。其实未必如此，关键是要有信念、信心以及战略性步骤，通过国际学术研究和新闻媒体等国际文化交流方式，将其一步一步推广出去，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两个世纪。以“全过程人民民主”等概念为例子，若我们有意识地选择一二十个国家，让在华留学生与中国学者一起对当地国逐一研究，检验并完善这一概念，那么这一概念自然会逐步传播出去，从别人听不懂的概念变为别人理解甚至接受和使用的概念。美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很多概念不正是通过留学生培养、让留学生用美国概念和理论来研究本国问题，从而最终促进其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国际传播的吗？当然，我们不能学习美国社会科学好用自己概念裁剪、歪曲甚至丑化别人发展道路的做法，甚至用贬损概念研究他者的做法，这是不符合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的基本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的政治学概念在中为外用、在同别国实际相结合中从特殊走向一般，一定要在尊重别国国情和政治的基础上。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学在全人类共同价值基础上，走国际化要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