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天书1948年考取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物理系研究生，1950年获该校物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的理论方案。隐姓埋名默默奋斗几十年，组织领导并参与了15次核试验，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波光浪影中，总有一些重要的、光明的、希望的节点，在岁月的幕墙上熠熠生辉，一如浩瀚而永恒的星空，令人仰望。

　　这两个时间节点所产生的冲击波，像池塘中荡开去的涟漪，传递了一个巨大的波澜，一直波及到今天，而且，还将继续“波及”下去。

　　核武器的重要性，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曾有过精彩的评价。1988年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

　　是的，中国有今天的强大和影响，不应该忘记那个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拼搏奋斗、奉献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一直成为我们昂扬向上、与时俱进的精神遗产和无穷的财富。

　　不难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镇国重器，中华民族将会面临世界霸权怎样的欺侮和核讹诈呢？

　　1993年8月21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邓稼先的文章，写道：“100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最深远的巨大转变。对这巨大转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邓稼先（1924-1986）。”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他的带领下，我国拥有了核武器。不幸的是，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在1986年7月29日，用最后的呼吸回应了自己28年前的领衔受命：死而无憾。

　　199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我国进行了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随即向全世界发表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张爱萍将军见到他，关切地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邓稼先回答说：“开完会后去看看病，好像是痔疮，疼痛得很，到医院要一点润肠药就回来。”

　　张爱萍将军不放心，亲自给301医院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自己的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虽然微笑，神态却严峻，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邓稼先想说什么，终于没有说出口，沉默了，只得同意住院。他在那一刻，或许明白了，像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隐姓埋名这么多年，生命过度地燃烧，渐渐成了一支残烛，自从那次吃了“大剂量”，身体更是一天不如一天，他早已察觉到了。他知道这一天会到来，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

　　6天后，即8月6日，医生给邓稼先做了活体取材检查手术。那天，张爱萍将军也来到了医院，焦急地问医生：“活体取材检查怎么样？”

　　这个猝不及防的消息几乎将许鹿希击垮。她是医科大学的教授，当然清楚癌症的残酷性，更清楚一个受到辐射严重伤害的老年人对癌症的抵抗能力。可是，面对病魔，她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被病魔围剿。她等了丈夫28年，怎么也没有想到等来的是这么一个结果。

　　许鹿希默默守候在手术室外面，噙着泪水，期待着连她自己也不太敢相信的佳音。张爱萍将军坐在医院里，也在焦急地等待着手术的结果。

　　终于，医生将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给他们看，许鹿希用手按了一下上面的淋巴，硬硬的。她知道，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这是谁都不想看见的一个结果。

　　手术后，医生出具的病理诊断结果上这样写道：“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淋巴结7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这个结果令人痛楚而无言。面对这个结果，许鹿希忍不住泪流。看着躺在病床上的丈夫，她心如刀绞。这么多年来，有谁能说得清楚，这个男人为了国家吃了多少苦、付出了多少爱吗？对家的爱、对亲人的爱，他只能深埋于心，对国家的爱，他全身心地投入，甚至，毫不顾惜自己的生命。

　　从1958年被调去搞至今，他几乎没有休过探亲假。20多年了，他们聚少离多。他的工作保密性太强，纪律又十分严苛，他不能多说，她也不能多问，甚至她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同事都不能来家里，免得出事。至于他到北京出差，然后突然回家，再突然离家，她根本就不会提前知道。回来了，那是一个意外惊喜。什么时候该走，一个电话，汽车马上就在楼底下等着了，警卫员一来就马上走了。

　　对于许鹿希来说，丈夫邓稼先就像一阵风，来去无踪。但是，她的心却是被他牵挂着，担忧他的冷暖，担心他的安危，将默默的祝福送给他。

　　到了第四天，从麻醉状态醒过来，他就忍不住这种“闲静”了。这几十年，他从来没有这么“闲”过，闲得心里发慌。他颤抖着手写了一张纸条，要研究院从四川给他送材料和书籍，要关于国外核武器进展的资料，还要一大堆英文、法文、德文、俄文的杂志。

　　邓稼先要抓紧这段住院的时间。他想到了写书。在此之前，他已经动笔，写的是群论。他对作为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特别感兴趣，如果不是工作太繁重，他或许早已写完了这本著作。即使这样，他还是挤时间写了好几万字。现在，他可以接着写了。可是转念一想，他还有好几个挂在心上的问题尚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必须先解决了这些放心不下的问题。

　　病情稍有缓解，他就开始偷偷地在病房里工作了。去探病的亲友常遇到他的同事在病房，总是有事要同邓稼先商量。亲友们便起身告辞，病房立即变成了会议室。

　　邓稼先翻着堆在床头桌上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就马上给九院领导打电话，谈工作，定方案。

　　他请于敏同志来，谈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设想，要和于敏等人一块研究起草一份给中央的建议书。他认为，核武器同别的尖端科学一样，世界各大国都在全力以赴向前迅跑，我们必须眼睛盯着，心里想着，手上干着，不然就要挨打。这是他心魂所系的地方，比他自己写书、比别的任何事都重要。

　　然而，疾病和化疗对他的损伤太大，他的身体太弱了。眼看着时间一天天逝去，他决心置一切于不顾，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给中央的建议书。

　　这不是一般的建议书。这是有关在国际核竞赛中我国能否取得强国地位的一件大事，是涉及我国核武器事业战略决策的大事。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国际地位，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事关重大。

　　1996年7月22日，在邓稼先逝世10年后，《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的文章，作者有三位，分别是：原九院科技委主任、中科院院士于敏，邓稼先的继任者、原九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胡仁宇，当时九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这篇文章怀念了邓稼先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意义。

　　文章说：十年前，已身患重病的稼先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深厚的业务功底，“通过对核大国当时发展水平和军控动向的深刻分析，认为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的发展。因此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改变它们先前坚持的主张，做出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其优势地位的决策。”

　　“核大国这种举动，对他们自己已不会有什么重要影响，而对于正处在发展关键阶段的我国，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当时的国际核武器发展形势是，美国于1945年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核试验，苏联、英国分别在1949年和1952年进行了各自的首次核试验。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上处于核垄断地位。因为核武器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令国际社会震惊，许多国家为此发出了禁止核试验的呼声。因此，直到美、苏、英在基本掌握了大气层核爆炸的效应数据，完善了他们的地下核试验技术之后，才于1963年签订了部分核禁试条约。

　　到了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核大国设计技术的水平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他们已经可以达到实验室模拟，以取代实际的爆破试验。也就是说，他们再也不用到空中、地下去搞核爆炸试验，只用计算机模拟就能得到通过爆炸试验所需要得到的一切。

　　这些核大国发展到了这个水平，它们当然就想禁止别的国家再做核试验，以此来保持自己的核强国地位。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而我们，则要抢在时间的前面。

　　这份建议书，具有超常价值的地方。它“提出了争取时机，加快步伐的战略建议以及需要集中力量攻克的主要目标，并且非常详细地列出达到这些目标的具体途径和措施。”

　　文章说：“十年之前，我们的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十分敏感的发展阶段，如果一旦受到干扰和迟滞，就会丧失时机，产生稼先所指出的‘多年努力，将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将对国家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严峻的形势，使邓稼先万分焦急。他不顾重病缠身，亲自组织研究讨论，起草给中央的报告，申述意见和建议。”

　　这份建议书，凝聚着邓稼先和同事们的心血，客观又科学。其后若干年内，我国为追赶世界核大国的核武器地位，依据的就是这一份可行的实施计划。

　　这期间，邓稼先做过两次大手术、两次小手术，还有化疗、放疗和中药的治疗，结果都未能控制住癌症的恶化。

　　那时候，因为疼痛剧烈，他需要不断地注射止痛针。他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被扎烂了，常常是满头虚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邓稼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以顽强的意志，在病榻上思索、工作，拼命要做完这一件事。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因为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了。

　　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妻子在旁边不断地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在和生命赛跑。

　　在一张给同事的字条上，邓稼先写了一些关于建议书的修改意见。在纸条的背面，他顺笔写了一句话：“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邓稼先和同志们反复商讨，由他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完成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饱含着九院多位科学家的心血和智慧，是为国家领导人做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

　　邓稼先忍着化疗带来的痛苦，艰难地对报告做一字一句地推敲、修改。抢在大手术前，还满满地写了两页纸，提出了报告的内容还要作哪些调整。最后如何润笔，报告应送哪里等意见。当时的天气虽然不热，他在写东西的时候，仍然需要妻子在身边不停地为他擦着虚汗。

　　在两次治疗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建议书。靠着坚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残忍的折磨，终于改完了建议书的稿子。

　　那天，邓稼先让妻子快点将建议书送走。当许鹿希抱着这份材料走到病房门口时，他叫住了妻子，看着她，只说了一句话：“这比你的命还重要！”

　　谁能想到，三个多月后，邓稼先便逝世了。在他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十年，使我国最终达到了那个高度。

　　“稼先去世后，他的继任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这份建议书的精神在贯彻、执行。”

　　“这十年来，他生前非常关心并注入巨大心血的几项重大科学难题与技术关键，正按照预定的目标实现突破和发展，在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服务。”

　　对核武器试验定出长达十年的高目标计划，同时在实现途径和措施上作出非常详细的安排，并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这样一种预见性应该说在科技史上是罕见的。

　　于敏等三同志满怀深情地回忆：“每当我们在既定目标下，越过核大国布下的障碍，夺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时，无不从心底钦佩稼先的卓越远见。”

　　因此，当时的组织领导者，特意选定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的日子，进行了我国在核禁试前的最后一次（第45次）核爆试验，以此使人们永远铭记邓稼先对我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核爆试验成功的当天，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它显示了中国与其它核大国一样，跨过了、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寂静的罗布泊将被人们永远怀念。

　　邓稼先以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和深厚的科学造诣，继、氢弹、第二代核武器之后，建造了他在事业上的第四座里程碑。

　　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份建议书的重要性，不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因为，在这个还有人挥舞着核大棒进行恐吓的地球上，它能使我国人民平安地过上长久的搞经济建设的幸福日子。

　　波光浪影中，总有一些重要的、光明的、希望的节点，也总有一些为人类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功勋泽人间，在岁月的幕墙上熠熠生辉，一如浩瀚而永恒的星空，令人仰望。

　　邓稼先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中华民族强盛的事业之中，他的挚友杨振宁把他引为“永恒的骄傲”。

　　中华民族在走向伟大的百年复兴的星空上，有一颗闪亮之星，这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哀君早辞世，功勋泽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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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巨匠-邓稼先》摄制组采访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医师游泽华，他曾担任邓稼先的生活保障人员

　　大型文化项目《百年巨匠》是中国第一部聚焦20世纪为中华文明作出突出贡献的大师巨匠的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百年巨匠（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摄制。

　　《百年巨匠》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连续两年入选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纪录中国”传播工程，是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题规划项目、庆祝建党100周年重点纪录片、“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和纪录片重点项目（2018），还是中央电视台重大主题主线宣传暨重点选题项目，也是国家艺术基金、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华艺文基金会、北京市政府文化创新发展基金、北京文化艺术基金、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艺术创作扶持专项基金的资助项目。已获得31项纪录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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