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品吸收消息（记者多国丽）：梁沛景的手颤颤微微地，打开一张中国地图。湖北丹江口、广西宁明、安徽黄山、云南大理、新疆阿勒泰、湖南桑植……地图上的这些地名都被他用笔重重地画上了一个个红圈。

　　他数了数，一共60个。他的表情有些凝重起来，“还有40座，还要努力啊！”他低声自言自语地说。

　　这一画面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为迎接香港回归十周年而拍摄的大型高清晰电视纪录片《香港十年》中。梁沛景是香港中文大学退休教授，一个地道的，但也普通的香港人。

　　进入《香港十年》摄制组视野范围内的，是梁沛景不平凡的“壮举”。在过去十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退休金，以及通过变卖祖传古董筹来的钱为内地偏远地区捐赠了60座医院，惠及300万人。他做这一切，都是以一种沉默的方式进行，媒体未曾报道。

　　《香港十年》的总制片人与总编导刘文开始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人物。去年11月1日，刘文率领一批从未去过香港的摄制组主创成员进驻香港，开始了为期四个月极其紧张的前期拍摄。他说，头半个月的时间里，20个人只做了一件事，走访香港中联办、特区政府、各大社团，在他们的帮助下搜寻、发现、了解合适的采访对象。

　　刘文对“采访对象”的定义是，“他”应该是一个香港普通人，但他的经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又具有典型性，通过他真实的生活，来反映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下香港人命运的变化。

　　“小人物，大时代。每个人物都需要能够反映香港回归十年这一大背景下的‘变与不变’”，刘文这样概括。

　　但香港有700万人口，想要在四个月的拍摄期限内找到40多张符合要求的面孔，谈何容易。“我们是边拍摄边寻找，边发现，有的人物是最后一个月才找到。”刘文说。

　　认识梁沛景完全是个偶然，刘文跟一个朋友聊起，想要找这么一个人来表现香港人与内地人的情感。于是，梁沛景被提及了。

　　摄制组拍了他简朴的家庭，他和夫人到菜市买菜讨价还价的情景，以及他带领着由教师、公务员、律师等退休老人组成的义工团到河北故城捐赠医院的过程。

　　“但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他去捐赠的时刻，而是他在家里要再次去变卖古董时，抚摸着自己祖传的花瓶自言自语地说，‘医院比它们好，医院要比它们好看’。他当时已经患了帕金森，手颤颤微微的。”刘文讲述。70岁的梁沛景的目标是在内地捐赠100座医院。

　　让刘文欣慰地是，在中央电视台内部的审片会和看片会上，很多人被片中的主人公一次又一次地感动了，甚至掉下了眼泪。“台领导在看完以后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感受，回归十年香港变化最大的是人心的变化，而我们的这部片子不是靠主观议论和灌输，而是以娓娓道来的方式，讲述生动感人的故事，用“真实、细节、故事”来反映现实。”他说。

　　“台领导认为，这部片子一看就是海外中心拍的，因为它有着很强的亲和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易于海外华侨、华人接受。”对于这种称赞看法，刘文颇为自豪。

　　其实，这不是刘文第一次用影像记录香港，早在1995年，香港回归前的两年里，他就做为总摄影加入了《香港沧桑》的创作中。同《香港十年》一样，那同样是中央电视台为迎接香港回归而制作的一部大型纪录片。

　　《香港十年》与《香港沧桑》有着两种不同的创作理念。《香港沧桑》这部有着浓厚政论色彩的纪录片在当时主要是以一种宏观层面的角度来论述香港。

　　“它除了反映香港回归前150年的历史外，还要非常准确地发出一个声音，表达中国的态度和立场，即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的根与内地一直没有变过。”刘文这样说。所以在《香港沧桑》中，最主要的声音还是中央政府发出的。“普通人物的故事比较少，而且当时普通市民很少有人愿意接受采访，特别是让摄制组进入他们的个人生活中拍摄，全片主要还是以说理和抒情为主。”

　　但是，在《香港十年》中，宏观的、官方的语态在渐渐淡化，一个个创造和见证了历史的“人”走进了镜头里。

　　八集的记录片一共涉及到四十多位普通香港人，如1997年7月1日零点出生的“回归宝宝”张心柔、回归时刻的升旗手警官柴家辉、生活在深圳河边的罗湖一家人、在金融风暴中起起落落的儿童摄影师苏大勇、大澳渔村渔民武树明和黄根荣、因香港经济转旺而生意不断好转的华香鸡店老板陈志强等等。

　　他们，要用亲身经历回忆香港的回归时刻、十年间香港的几大重要历史转折点、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成功发展、香港与内地割舍不断的血脉之情，以及新香港人的未来之路。

　　当然，《十年》也采访了不少特区政府官员与工商界的成功人士，如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等等。“片中的高官和名人都是作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十年变化的感受者来叙述的，在我们的视角中，他们还是普通香港人。”刘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