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虫触手漫画《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以女人和研究者的身份回归故里、访问乡亲，写给父母的一封家书。这封家书讲述了一个家族五代人苦难与希望并存的成长故事，也映照了不同时代下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影子。作者安超对阶层摆渡、养育焦虑、青春悸动、完美母职、象征父权等话题的讨论，让我们在阶层、代际、性别等文化冲突不断上演、没有硝烟的教育战争愈演愈烈的大转型时代，看到了普通人超越自我、回看家庭、理解父母、重构历史和拥抱时代的可能性。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儿歌、童谣、玩具、游戏几乎伴随着每个人的童年生活，往往被视为童年的“专利”，作为一种与成人世界分离的儿童文化，代表着成人憧憬而不得的“无忧无虑”的世界。这种对于童年世界的认识，忽视了儿童的成长是在家庭中通过与成人的互动来实现的。童年文化的物质和符号形式，构成了儿童与成人日常生活的背景，是社会群体共享的、世代相继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集体道德观念或者某种社会情境的影响。以儿歌为例，吾儿浩然自降生以来，虽然属于现代人，但听过的儿歌却包含了三个时代的文化特征。

　　我的婆婆常将爱孙环抱膝前、轻拍慢哄，喃喃而语广东乡村民谣，若逢我爱人在侧，他也熟练地哼唱相应。作为一个客家话的“门外汉”，我听了很多遍才明白婆婆和我爱人哼了些什么内容：“有钱娶个娇娇女，没钱娶个麻子婆……”我百思不得其解，广东乡村为何将“娶老婆”“捉老婆”的世俗之事放在童谣里传唱。以我略带女权的眼光来看，这首儿歌还带有阶层和性别歧视意味，不过望着一家子你唱我和、其乐融融的模样，我只好哑然失笑。

　　拍大腿，唱山歌，人人笑我没老婆，提起心肝娶番个（娶一个），有钱娶个娇娇女，没钱娶个麻子婆，豆皮婆，食饭食得多，屙屎屙两箩，屙尿冲大海，屙屁打铜锣。

　　大肥婆，卖菠萝，卖到新加坡，卖完菠萝跌落河，比（被）人执（捉）去做老婆。

　　婆婆的乡村民谣韵味悠长，略显粗鄙却柴米油盐味道十足。比起婆婆的信手拈来，我的童谣储备捉襟见肘、干瘪单薄。“小兔子乖乖……”“两只老虎……”“小老鼠上灯台……”，这些都是很多人从小就会的儿歌。我最爱给孩子唱“小星星”和“外婆桥”，再“高级”一点只好用唐诗三百首救急。童谣储备量更少的是出身于工人阶层大家庭的我母亲，她很少给孩子哼唱儿歌，而且对抱着孩子边唱儿歌边摇晃的哄睡方式嗤之以鼻——“惯（宠）坏孩子”。母亲反复嘱咐我：“越这样惯着孩子以后越难哄，大人格外费劲。”我母亲带孩子的方式基于现实的考虑，就少了一些温情和爱抚，盼望着孩子早点独立让大人省心。

　　出身于小县城工人家庭的我初为人母，颇有“现学现卖”“亡羊补牢”的狼狈与窘迫。我的朋友如嫣是个全职母亲，她当母亲则显得从容很多。如嫣出身于书香门第，多才多艺，“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她从小给孩子看英文绘本、唱英文儿歌。自己教孩子的同时，她专门开通了一个有关绘本育儿的微信公众号。虽然我也偶尔照葫芦画瓢地唱给儿子听，但五音不全的唱法和中国式英文的发音，怎么听都难掩东施效颦之态。如嫣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财力在孩子的语音、语义、语感、乐感的培养上，教育内容的难度、准确度、精细度、审美度都更上一层楼，这让我望洋兴叹。

　　传统童谣来源于日常生活，每一代人在养育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习得这些曲调，又自然而然地通过日常生活传递给下一代。我婆婆的民谣固然有些粗俗，一点也不忌讳世俗生活尤其是吃喝拉撒甚至性话题的日常坦露，但却天真、质朴，而且有劳动人民对于人情、金钱、等级、婚姻观念的深刻洞察和戏谑表达。

　　我所吟唱的歌谣无疑是近现代学校大规模兴起、科学教育观念普及后的产物。这些儿歌简单、直白、朗朗上口且充满童趣，与传统民谣的烟火味道相比，经过成人的精心筛选，完成了从“民谣”向“童谣”的过渡。成人很容易意会到儿歌里包含的“天真无邪”的童趣，并努力保护这种“天真无邪”。伴随着童谣内容的“净化”，成人和儿童的文化世界有了截然不同的区分。我婆婆哼唱的民谣逐渐成为偶尔提起的传统民俗，而在日常生活中逐渐消弭。

　　与乡土社会的“下里巴人”和城市中产的“学校倾向”相比，上层社会有更为苛刻的、高标准的认知和审美要求，我所熟悉的歌谣被如嫣视为“庸俗、幼稚”之物。不同的妈妈、不同的歌谣，体现了不同的儿童观和养育方式。母爱何以被赋予不同的等级和意义？为何我婆婆的乡村童谣听起来粗俗，却让我内心生出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为何如嫣的绘本教育和英文儿歌显得如此高大上，让我自惭形秽的同时又生出向往和艳羡之情？我的个体经验和感受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

　　我对传统儿歌中的粗鄙内容一方面在理性上有“排斥”的心理，另一方面在情感上有亲切感和怀旧感，传统儿歌让我怀念乡村的童年时光。葛孝亿认为，现代人的怀旧是一种社会流动中的“时光追溯机制”，是对“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正在经历的历史可能性”的积极建构，正是由于历史变迁和广泛的社会流动，才会让人们怀念那些逝去的社会关系和永恒失落的“美好时光”。尽管中国正处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巨变的历史过程中，但人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尤其是家庭情感、养育观念非常依赖传统，并不像川剧里的“变脸”表演，翻过一个脸谱便是另一个脸谱，传统和现代观念常常交织在人们的日常养育实践中。景军在1989—1992年针对甘肃省大川村儿童养育和消费的研究发现，大川村的育儿观念和实践交织着三种不同的“文化权威力量”：国家和政府推动的科学力量，比如免疫运动、优生科学、儿童补钙计划等；宗教力量，比如供奉寺庙、求神拜佛等，尤其是在儿童疾病的治疗方面，夹杂着神巫之术、老一代人的育儿经验、药膳和传统中医等各种方法；市场力量，来自电视、网络等。这几种力量形成合力，既互相冲突又奇妙地相融。

　　景军以德芳为例，描述了新手妈妈是如何在几种力量的夹击下做出育儿决策的。德芳6个月的儿子生病了，外祖母建议她去寺庙上香，嫂子建议她给孩子断奶改为奶粉和米粥喂养，孩子的父亲反对断奶而且建议去看西医，外祖父建议用中医偏方治疗。面对亲属们激烈的争论，德芳无所适从，最终妥协听从每个人的建议，因为所有建议都有“道理”。

　　村医有治疗我孩子的方法，能够保护他，奶粉是对母乳很好的补充，父亲的食疗法可以增强宝宝的健康。但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为怀里大哭的孩子一下子做完所有的事情，所以最后我决定先带他去县医院，然后再与妈妈一起拜当地的神庙。现在我也用奶粉和父亲的药膳喂孩子。

　　德芳的故事算是有圆满的结局，她融会了几种育儿策略，也没有影响到家庭和谐。但并非所有家庭冲突最后都能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因为现代家庭的养育结构、代际关系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跨代育儿组合不仅面临养育文化的博弈，而且面临家庭成员内部权力的冲突与平衡：代际文化的互动——儿童、成年父母与祖父辈三代的互动；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的互动；传统与现代、习俗与科学的互动等。这注定了养育实践呈现多彩纷呈的复杂特征。文化冲突的解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成人和儿童处在这种张力的“拉扯”中，这对儿童发展到底有何影响，成为我研究问题的起点。

　　起初，我对于育儿实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现代家庭，尤其是像我家这样的三代育儿家庭。适逢安氏家族重修族谱，我作为家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子代，承担了一部分族谱的整理工作，也通过这个机会了解到了整个家族不同世代的生活历史。然而，族谱只记录男性成员的名字，在公共领域中学历较高、功绩较为显赫的男性才会出现在家族历史中，女性和儿童的身影始终在家族历史中阙如。女性成员不仅未在族谱中出现，其在家族历史中的故事、功劳更是无文字可稽考。女性和儿童对家庭经济、情感生活，乃至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战争、革命、国家建设的贡献，无法形成一种集体叙述被自己的家族所铭记，同样得不到彰显的是对于个体成长和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家庭教育。由于家庭教育的日常性、世俗性、潜移默化性，其一直处于科学的、系统的教育研究之外。

　　比起成人，儿童是更为缄默的存在，作为“未成年人”，他们更没有资格有自己的“历史”，乡村的童年生活也伴随着这种缄默和现代化进程成为永远的过去。比如，很多族人无比怀念儿时在田野中奔跑的童年：春天的草地、夏天的麦地、秋天的玉米地、冬天的雪地……任儿童驰骋；树枝上的知了、草丛间的蚂蚱、麦垛里的蟋蟀、小溪中的蝌蚪……任儿童嬉戏；清酥的槐花摊煎饼、喷香的烤麦子、甜韧的地瓜干、香糯的煮玉米……供儿童朵颐。我的童年也在乡村度过，田野的宽阔、奔跑的自由、赤脚的不羁、风吹麦浪的舒坦，融在我的血脉里，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的善良、淳朴、带着原野力量的粗韧……这种东西，是原初的生命力。我清晰地感受到了这种童年的力量，然而，这种童年的价值却未能在现代社会被确认和整合到新的社会实践中。平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弱势身份，使得他们缺乏有效的文化资源来记录、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思想情感和生活历程，其家庭教育和童年生活往往缺乏文字、图片、影像的记录而湮没在历史和精英话语中。对于传统童年消逝的感慨和怀念，说明关涉着童年的另一面被忽视了，与生计、自然相连的平民儿童，他们在历史中存在何种价值，他们可以为我们理解儿童和现代教育提供哪些多样化的理解和新的可能性呢？

　　郭于华认为，底层是一种缺失的叙述，不在官方话语的讲述之列，补充这段叙述，或者提供新的叙述，是底层研究的认识论要务：从中生产出新的知识，并使之成为独立的、进行知识积累的一个领域。这一知识领域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普通人对自身经历的讲述，而不是依靠历史学家代为讲述。我作为劳动家庭的后代，虽然远离了乡村，但并没有完全与传统的乡土文化决裂。尽管平民的养育经验和文化并非全部都值得称赞，但社会结构与个体微妙的互动需要我们超越局限性的家庭之爱，进行历史性的反身理解，将个体家庭经验通过学术知识的生产置于公众视野，转化为公共话题。在整理族谱、了解家族历史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兴趣从现代家庭内部的养育互动转向养育实践的历史变迁，以及家族在近百年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实践智慧和文化局限。

　　本书是一个乡村女孩在成为母亲之后，通过口述史和民族志的方法写就的中国乡村百年传续的教育家谱，对家庭教育中的亲缘共育、恩德训育、吃苦伦理、青春期悸动、贵人相助、阶层摆渡、现代养育焦虑、完美母职、象征性父权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农村家族的五代人在百余年间如何面对苦厄、动荡、无常把孩子“拉扯大”的复杂经验，也能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野孩子”们的长大成人的多条路径。

　　不同于卢梭学派对乡村生活及自然主义教育之乌托邦式的精英怀旧，也不同于布迪厄学派对精英教育与平民教育之纯粹目光和实用目光的二分化理解，作者揭开了她所亲历的民间养育学的多副面孔和深层结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教育与生计相结合的家庭劳动教育；“说谅”与“圆成”——游戏、世俗交谈与社会欢腾所构造的公共闲暇教育；“举头三尺有神明”——对文字、读书、教师、爱情、善业等所承载的“天道”持道德敬畏的神圣性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基于生计考量的实用目光始终存在，但每一代人都保持了“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而后者才是支持平民子弟实现阶层流动和文化超越的关键力量。可以说，民间养育学既是苦难教育学，也是希望教育学，而在最终意义上，是“大器晚成”的教育学。

　　原标题：《2021年十大好书巡礼 │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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