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泄绣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视教育引导，加强亲子陪伴，制定政策法规，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学校和社会力量……许多国家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对家庭教育进行规范、指导和支持，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各方面有利条件

　　米凯莱是意大利罗马一所高中的历史哲学老师，他12岁的女儿刚升入中学。当记者联系采访时，他正利用新年假期带女儿在佛罗伦萨游览。“我每年都会抽时间和女儿去旅行几次，除了给她讲述国家历史，也希望借此增进亲子关系。”他说。

　　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意大利有着重视家庭的传统。在家庭教育方面，意大利诞生了蒙台梭利、《爱的教育》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和著作，以及强调父母积极参与儿童成长过程的教育理念。

　　“我的妻子也是老师，我们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女儿最近刚升学，进入了新环境，我们很关注她的心理变化。当女儿主动交流成长中遇到的困惑时，我们会耐心解答。”米凯莱说。

　　随着时代的变化，只包括父母子女的“核心家庭”模式逐渐增多，不过在意大利尤其是其南部地区，包括旁系亲属在内的家族仍被视作个人重要的人际关系圈。米凯莱认为自己家就属于传统的意大利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平等而和睦。米凯莱的母亲每周会来家里探望两三次，“我们很高兴她能过来帮忙照看孙女，祖孙关系很好。我和母亲也会在家庭问题上经常沟通，虽然意见并非总是一致。”米凯莱说。

　　受同学影响，女儿最近迷上了流行小说和漫画，总是手不释卷。米凯莱对此有些烦恼：“说实话，我是不赞成的，希望她多看一些严肃文学和历史类书籍。但我父母却和我说，‘米凯莱，你忘了你小时候对汽车多么着迷吗？你把自己所有零花钱都用在买汽车杂志和模型上，我们可没有阻止你’。因此我也想通了，对孩子的兴趣爱好要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在意大利，对于孩子的家庭教育责任不仅出于文化传统，也是法律的明文规定。现行《意大利民法典》第一编就以“人与家庭”命名，对婚姻和父母子女关系、儿童权益、父母的监护职能等作出具体界定。针对父母子女关系，《意大利民法典》规定父母有经济抚养、培养与教育三项义务，并指出父母在履行培养教育义务时必须尊重子女所表达的意愿。如果父母拒绝履行经济抚养义务，严重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育儿假方面，意大利法律规定，父母在儿童8岁以前有权共同或单独休育儿假，假期总长度为10个月，休假期间的津贴一般为正常工资的30%。如果父亲连续休3个月育儿假，可以获得额外1个月育儿假的奖励，以鼓励父亲多休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意大利社会保障机构颁布规定，允许无法远程办公的小学低年级学生父母申请额外育儿假。

　　意大利的学校很注重与家庭间的互动。家长可以开会讨论有关学校或孩子就读班级的一般性问题，并向老师乃至校长提出建议；进入中学后，家长、学生和学校还需要签署一份共同责任教育协议，规定三方共有并承诺尊重的行为原则，以促进相互信任、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学术和人生道路。

　　尽管倾注了不少心血，可对于女儿的未来，米凯莱没有明确要求：“我们当然会有各种想法，但孩子对未来有自己的选择。比如女儿现在对手工很感兴趣，我们会鼓励她并帮助购买材料，未来她将此发展为职业也未尝不可。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是她幸福快乐。”

　　北欧国家芬兰人口数量仅500多万，但在教育方面成绩突出。在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芬兰整体指标长期排名靠前。该项目由经合组织每3年进行一次，测评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能力等。芬兰孩子在校课时短、学业压力小，取得如此出色的成绩，不仅得益于独树一帜的学校教育，也离不开可圈可点的家庭教育。

　　芬兰家庭教育中处处体现着独立精神。女孩索菲亚从7岁开始每天独立上下学，即使冬天下大雪也是如此。她的母亲告诉记者：“芬兰家庭教育的特色之一，就是父母时常装不懂、装不会，给孩子充足的机会寻找解决方案。比如孩子很小就要自己把用好的餐具放入洗碗机，自己穿衣服、收拾房间。”芬兰教师工会主席奥利·卢凯宁表示，芬兰学生在选大学专业时表现出较高的独立性，他们或许会考虑父母或朋友的建议，但最终决定来源于自身爱好和特长。

　　独立和创新教育往往相辅相成。7岁男孩阿兰的母亲表示，她做蛋糕时常常让孩子参与其中，在准备原料时总留出一样让孩子自己准备。“我只告诉孩子需要鸡蛋，让他自己探索到底放几个鸡蛋味道更好，经过数次试验，我发现他竟然找到了比烹调书上更美味的蛋糕配方！”她认为，很多时候家长的经验和教科书中的观点并非是最佳方式，需要让孩子寻找创新的点子。“要让孩子明白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更好的方案，要敢于尝试、敢于创新，我们的世界正是在一次次打破经验束缚中不断发展的。”受芬兰政府资助、专注于教育创新模式探索的非营利机构“芬兰100”创始人萨库·图尔米宁认为，未来的教育需要聚焦如何让创新在实践层面落地，而在家庭教育中可以很好地将创新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责任感也是芬兰父母重视的品质。加尔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他还清楚记得小时候父母要求他一定要吃完盘里的饭，“父母告诉我，‘光盘’不仅是爱惜粮食，吃多少盛多少也是对自己每一次的选择负责”。如今，加尔莫的儿孙也继承了光盘传统，责任感教育蕴含其中。索菲亚在家里则负责垃圾分类，承担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她的母亲说：“能为家里做点事，孩子觉得很满足。”

　　芬兰孩子热爱运动，很多人每天户外活动至少两小时，这要归功于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共同引导。据了解，芬兰的小学一般只有半天时间学习书本知识，下午学生基本会去各类运动俱乐部。假期，家长喜欢把孩子送去各种运动营地，或是和孩子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索菲亚的母亲告诉记者，他们喜欢让孩子接触大自然，享受各种运动，孩子一般从4岁开始学滑雪、溜冰。“运动不仅能强健身体，还是锻炼意志品质的有效方式，让人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中把自己塑造得更优秀。”

　　芬兰家长不喜欢简单的说教，更愿意花时间和耐心与孩子平等交流。《赫尔辛基报》曾对芬兰家长进行抽样调查，约2万名家长参与了“什么是好父母”的问卷。结果显示，芬兰家长非常看中“全家人每天至少一起吃一顿饭”。阿兰母亲告诉记者，在餐桌上，大家讨论最多的不是孩子的学习情况，而是一些轻松活泼的话题。正是在平等亲密的亲子交流中，家长潜移默化地传递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家庭教育也“尽在不言中”。

　　新加坡林女士的女儿上初中了，因为孩子的生活、学习等问题，母女俩常有摩擦。为了改善和女儿的关系，林女士在社区的家庭服务中心注册参加了“正面育儿计划”，聆听教育讲座、进行一对一咨询。林女士说，通过咨询辅导，她了解到容易和孩子产生摩擦的原因，改进了和孩子的沟通、教育方式，亲子关系大大改善。

　　“正面育儿计划”由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推出，与学校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向小学、初中学生家长提供免费的教育指导，帮助家长通过科学方式引导孩子在心理、社交和情感等方面健康发展。约85%的家长认为该计划契合他们的教育需求，超过3万名家长从该计划中获益。该部门推出的“培养良好行为育儿计划”则主要面向小学生家长，以小组讨论形式帮助家长理解孩子的行为，指导他们采取科学方式教育孩子。

　　这些计划的推广反映了新加坡社会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政府开始大力提倡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并通过与学校、社会服务机构等合作，努力强化家庭教育的作用，推动孩子全面发展。2012年11月，新加坡正式改组成立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加强其在家庭发展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该部门指导的家庭服务中心和凝聚家庭理事会等公共机构，在帮助解决家庭难题、传播积极家庭教育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40岁的珍妮在和丈夫离婚的过程中，与17岁的儿子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儿子根本不服管教。在社区家庭服务中心的辅导下，她逐渐学会帮助儿子在生活和心理上适应家庭的变故，与孩子的关系也慢慢改善。家庭服务中心分布在新加坡的各个公租房区，以社区为基础为新加坡家庭尤其是弱势和低收入家庭提供各种服务，社工和辅导员大都具备专业资格。其推出的“巩固家庭计划”“强制育儿辅导计划”主要为关系不睦的家庭提供支持，以减轻对孩子的伤害。

　　凝聚家庭理事会则通过各种活动加强家庭纽带。其定期举办的“我的家庭周末”活动，推出适合一家人参与的节目，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度过美好时光，以此鼓励家长多给予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不久前，该理事会联合其他社会组织举办“爸爸送我上学去”活动，鼓励学生的父亲暂时放下工作，在新一年的开学日陪孩子上学，并写下鼓励的贺卡，有超过120所学校参与其中。

　　在新加坡，教育相关部门和组织也积极推动家庭教育。新加坡教育部在社交平台的官方账户上分享教育技巧和资源，鼓励家长分享教育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互相支持；教育部网站设有面向家长的版块，针对如何让孩子适应新学年、如何看待孩子的成绩、如何帮助孩子在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学习等提出建议。许多学校开展了家庭教育计划，举办育儿讲座以及多种形式的亲子活动，帮助家长与孩子建立更好的联系。新加坡儿童会等社会组织也积极与政府和学校展开合作，为家长提供教育课程、推出教育网站等。新加坡教育部和外交部第二部长孟理齐指出：“父母传授的价值观和培养的习惯对孩子的发展发挥着关键作用，期待通过与其他机构合作，支持更多的学生和家庭，使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良好的人生开端。”

　　萨拉·扎斯克是一位在德国生活的美国专栏作家，也是一名母亲。在美国《时代周刊》网站，她撰文谈到对德国父母教育孩子的深刻印象。让她记忆犹新的场景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德国家长大多很乐意放手让刚上小学的孩子独自外出，甚至自己乘公共交通工具上下学。扎斯克认为，独立是培养孩子对自己生活负责的有效方式，德国父母的养育方式体现了他们对孩子的信任。“大多数我遇到的德国父母是很宽松的。他们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与责任感。”

　　德国社会很重视家庭教育。在德国宪法《基本法》中，强调了法律所赋予的、家长在子女发展方面所负有的主要责任。2021年1月，德国联邦政府批准一项将儿童权利纳入《基本法》第六条第二款的修改草案。其中提到，必须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宪法权利，包括他们发展成为负责任的个人的权利。

　　随着现代社会家庭形态越来越多元，德国家庭教育也面临新挑战。根据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2021年5月发布的《德国育儿》报告，截至2019年，德国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为820万户，其中19%为单亲家庭，家庭成员全部或部分有外来移民背景的比例达40%。报告显示，德国父母认为与过去相比，养育子女更加困难，对父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对于单亲家庭、领养家庭，以及经济条件有限、家长患病或残疾的家庭而言，父母如何能够在教育孩子方面给予充足的时间和投入，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

　　对此，德国联邦家庭、老年人、妇女和青年事务部与其他机构合作推出多项倡议和项目，帮助家长教育孩子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比如，为促进移民家庭孩子的社会融合，该部与德国大约300所学校进行合作，支持学校教授非暴力、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帮助学生加强自我意识、公民意识、适应能力以及跨文化能力等。又如，为帮助孩子在数字媒体时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该部门为父母提供有关网站安全的指南，并就孩子的隐私保护与遭遇网络霸凌等问题提供指导。

　　德国还成立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为家长和孩子提供必要协助。例如，2018年1月成立的“联邦幼儿干预基金会”每年得到联邦政府约5100万欧元的投入，用于支持德国家庭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让儿童免受暴力侵害。德国约460个“青年移民服务中心”则就教育、职业教育培训等问题向移民青少年的父母提供建议。此外，德国各联邦州也有关于家庭教育的支持项目，比如柏林参议院相关部门会向父母提供有关子女教育问题的课程，为聚会、小组讨论等亲子活动提供支持。

　　在德国，幼儿园是家庭早期教育的重要补充和延伸。扎斯克在文章中谈到，德国不鼓励孩子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阅读，因为这里被看作是孩子玩耍和学习社会交往的场所。德国家长认为，有规律的社会接触对孩子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为促进幼儿教育和托幼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升，德国政府通过《儿童保育基金法案》，自2013年起，德国1岁及以上的儿童享有进入幼儿保育中心或家庭日托机构的合法权利。

　　全社会对少年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视，有助于德国孩子形成更加健全的思想观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德国6—14岁少年儿童对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格外重视家庭凝聚力、友谊与相互信任。此外，调查还显示德国青少年越来越懂得尊重他人的不同观念和生活经历。

　　《 人民日报 》（ 2022年03月15日 18 版）(责编：胡永秋、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