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五鼠之战国烽烟全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写于20 世纪30 年代，是中国首部白话文通史。此书分为上编文化史和下编政治史两个部分，以生动有趣的笔触、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中国从宇宙洪荒到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涵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方方面面，全书脉络清晰，深入浅出，见解独到。此次出版，编选其最为精华的政治史部分，并配有大量精美图片，以更好呈现原著风貌。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作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我们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这正是我们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

　　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才能达到其目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

　　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无不与文化有关系。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个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个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在；（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这是世界上的文化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

　　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地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一治一乱的真原因。

　　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借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所以我现在，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祝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各家文史典籍，24 岁任职东吴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毕生专注于文史研究与教学，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代表作品有《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等。

　　本书是学界公认的史学大师的经典著作，堪称国史巨著，畅销至今。顾颉刚盛赞吕思勉先生“以丰富的史实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通史》也是吕先生的代表作。

　　本书以《吕著中国通史》为底本，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吕先生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本次出版重点编选了政治史部分。吕先生期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吕先生曾数遍通读“二十四史”，可谓真正的史学大师。吕先生的作品贯通性强，观点犀利，与历史叙述融为一体，是我辈学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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