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要啃你人物简介：杨耕，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86—1991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曾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60余篇；出版专著20部，其中，《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等以英文、德文、俄文分别在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出版；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国家精品课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

　　“力图在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深刻阐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从而在理论上展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2023年底，作为杨耕教授“重读马克思”的诚实记录和心灵写照，作为其学问人生高度凝练的《杨耕文集》一经出版，便受到理论界的高度关注。这套包括10部12册著作的文集，洋洋数百万言，研究对象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目标就是一个——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

　　作为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一，近50年来，杨耕之所以一直保持旺盛的思想活力，从根本上说，就在于他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即通过重读马克思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发现，进而与时代对接。正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杨耕哲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就是以重读马克思为基础，“以深刻的学理把握现实中的时代”。

　　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杨耕作了题为《以当代中国实践为坐标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接受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专访时，杨耕再一次强调，在新时代，我们必须担负新的文化使命，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我的职业、专业和事业都是哲学。”但说起最初为何选择哲学，并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杨耕说：“纯属偶然误入。”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上一则《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消息如一声春雷响彻中华大地。这年冬天，杨耕和全国570万考生一道走进了考场，迎来改变命运的一刻。

　　“在上大学前，我是一名中学数学教师，所以，我最初的志向是报考数学。但在高考前夕，一位哲学先行者告诉我，哲学是一个智慧的王国，中国需要哲学，而你的天赋适合学哲学。”杨耕说，就是这次谈话，让他改变了最初的志向，选择了哲学。

　　1978年春天，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杨耕走进安徽大学哲学系。就在他入学3个月之际，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正是这次哲学大讨论彰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威力和理论魅力，吸引着杨耕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杨耕说：“在众多的哲学体系中，我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深刻地把握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深切关注着人本身的发展和价值。”

　　从1978年至今，已近五十载，杨耕一直在哲学领域里孜孜以求，探索跋涉。“如果说当初是我选择了哲学，那么，后来就是哲学选择了我。当我走进哲学这片神奇的土地时，我发现，这里不仅是一个关注规律的概念的王国，而且是一片承载人的价值的‘多情’的土地。”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善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的确如此。人类最关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哲学关注的恰恰是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关注的是人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而马克思哲学则实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怀的双重关怀。“‘人的问题’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我走进哲学，走进马克思哲学的深处。”杨耕用诗一般的语言，形容他的哲学之旅，“今天，哲学已经融入我的生命活动中，成为我书写生命的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的信仰。”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如此持久、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杨耕自己的回答是：“责任与使命！”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任务与课题，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责任，就是要在当代实践的基础上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使命，就是要建构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杨耕说。

　　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学术议题？杨耕说，重读马克思并不是无事生非、无病呻吟，而是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

　　杨耕指出，“重读”实际上是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观点甚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能充分显示出它的内在价值，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促使人们“重读”。比如，黑格尔重读柏拉图，皮尔士重读康德，歌德重读拉菲尔……一部哲学史就是后人不断“重读”前人的历史。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社会主义的实践，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科技革命与金融危机……促使哲学家们不断地重读马克思。杨耕说：“每当世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把马克思哲学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从马克思哲学延伸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又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延伸到苏联马克思主义，最后又返回到马克思哲学。同时，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补课”。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在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并在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

　　“经由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我的面前便矗立起一座座巨大的思想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体悟到哲学家们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壮之美；我的脑海映现出一个哲学家和革命家完美结合的马克思，作为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科学体系和价值体系高度统一的马克思哲学。”“正是在马克思哲学中，我看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感受到一种探索社会发展规律的严格的科学精神，体会到一种对人类生存异化状态的深切的关注之情，领悟到一种追求人类解放、实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强烈的使命意识。我深深地感受到，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杨耕如此描述“重读”感悟。

　　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杨耕并不是仅仅从文本到文本，从哲学到哲学史，而是从理论到现实，再从现实到理论。

　　在杨耕的观念中，哲学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言自语”，哲学应当也必须同现实“对话”。“同现实‘对话’，这是哲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杨耕说，哲学的论证方式是抽象的，但哲学的问题都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绝对不能像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若有其事地念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关注现实、深入现实，以一种新的哲学理念引导现实运动，从而超越现实。”

　　这种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使杨耕始终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在同现实的“对话”中重读马克思。

　　马克思并不是一个职业哲学家，因而并没有刻意构造一种哲学体系。但是，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的确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这种逻辑联系和理论体系就蕴含并镶嵌在他的哲学思想中。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独特性决定了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派别的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建构，也决定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需要重新思考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并从当代实践出发，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而在理论上再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杨耕就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问题。用杨耕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本身的发展为基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理论依据，以‘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为理论主题，建构一个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我的‘梦想’。”

　　杨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重建及其基本论点无疑具有重要的创新性。早在2000年，就有学者指出，杨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范式“提供了一种新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解途径，突破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框架，对于我国哲学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具有突破性意义”。

　　从“误入”哲学到“钟情”哲学，从重读马克思到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再到让马克思“活”在当代……杨耕的哲学使命始终不渝：“我的全部研究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我注意到，学者们喜欢谈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企业家喜欢谈文化市场、文化产业、企业文化，百姓们喜欢谈茶文化、酒文化、食文化……各种“文化”可谓层出不穷。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的本质和作用的？

　　杨耕：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就其本质而言，文化是观念形态，包括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哲学思潮、行为规范、风俗习惯等。文化就是文化，它不是经济，不是政治，也不是物质。

　　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茶文化，实际上，茶本身不是文化，无论是四川的竹叶青，还是安徽的黄山毛峰，茶本身就是一种树叶，但饮茶方式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红楼梦》中的“妙玉雅饮”与“刘姥姥牛饮”就体现了不同阶层的不同文化。从根本上说，文化是在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中产生的精神性产品，自然物质一旦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并经人们审美把握、艺术塑造、观念升华，就会成为文化。比如，木材本身不是文化，而是一种自然物质，但木雕是文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木质匠心”。

　　文化的本质是观念形态，属于精神领域，但文化的作用并不限于精神领域。在经济以及政治的决定作用下形成的文化，反过来渗透、熔铸在经济活动、政治制度、日常生活以及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的自然物质中。凡是人的活动，文化都在其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如果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文化的独特作用和功能，那就是：教化。文化正是通过对个人和社会的教化塑造个人、引导社会。所以，习强调：“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

　　正因为具有教化功能，所以，文化具有凝聚社会力量的作用。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力量的凝聚，社会力量的凝聚有赖于民族认同，民族认同主要来自文化认同。这是因为，文化提供的就是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社会标准，因而能够凝聚国家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理想追求，能够形成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力量凝聚起来。正因为如此，文化变革往往是政治变革、社会变革的先导。文艺复兴运动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发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呐喊”。同时，我们应当注意，文化变革的背后是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的要求，文化命运的背后是经济状况、政治走向和国家命运。说得好，“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

　　记者：习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您是如何理解这一重大命题的？

　　杨耕：这是一个具有时代性内涵的重大命题，不仅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学理内涵。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须”上，而是确实存在这种结合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仅必须结合，而且能够结合。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是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性观点的现实意义就越凸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化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客观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原有的观念系统中解析出来，在新的基础上加以重构。

　　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正是这些共同之点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契合之处。在我看来，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我们应当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在的拼接；不是术语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把“矛盾”换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社会等同于大同社会……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更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是“中体西用”的翻版，即“中体‘马’用”，其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

　　我们应当明白，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传统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衰败；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中国传统文化推向世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有了可能。历史已经证明，背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无一不走向没落，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

　　杨耕：一种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弃传统，而是如何继承传统、再造传统。问题在于，对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批判什么，对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什么、发展什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如何结合，这既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取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在今天，就是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因此，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思维坐标、根本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分清优秀的方面与陈旧的方面，寻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进而对那些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并使二者融为一体，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记者：习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您看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哪些基本特征？

　　杨耕：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交织在一起，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现代文明产生于现代化运动。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发动的，而且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说，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化具有历史重合性。正因为如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现代文明是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是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交织在一起的，并体现了西方民族的民族性。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生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这就是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交织在一起的，并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

　　第二个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撑是新的文化生命体。文明不等于文化，但文明与文化又有内在的关联。文明是文化的社会结晶，文化是文明的精神支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必将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精神支撑。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相对中国传统文化来说，马克思主义属于外来文化。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不仅改变了中国，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已进入、融入中国文化中，并逐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为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内涵。同时，马克思主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是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作为精神支撑的。

　　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而且体现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现代，任何一个民族的文明要真正在人类文明的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真正成为一种世界文明，就不仅要反映、体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反映、体现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实际上，作为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反映、体现、彰显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在当今，随着科学技术信息化、交通工具高速化、交往网络化、经济全球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既立足中国实际，同时又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必然要反映、体现、彰显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第四个基本特征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生成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现代化是和改革同时启动、同步展开的，又几乎是和市场化同步进行的。当代中国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在向世界的开放中，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前无古人、具有特殊内涵的新的实践活动。“三重变革”“三位一体”使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关系，现代化、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都具有了新的内容，因而必将推动文明转型，必将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内涵，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之所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之所在。

　　对于普通人来说，哲学更多意味着高深莫测、遥不可及，甚至是艰涩拗口的。借着采访的机会，记者向杨耕教授请教：对于普通人来说，学习哲学能收获什么？

　　杨耕从哲学的“本义”进行拆析：人们常说哲学就是“爱智慧”，实际上，哲学不仅“爱”智慧，更重要的是，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是关于人生的智慧，它教人如何生活，如何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人生活在自然中，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活在社会中，就有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生之谜”的答案就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关系中。而哲学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双重视角探究并解答“人生之谜”的。杨耕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构成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总体理解就是世界观。这就是说，人生观就是世界观，世界观就是人生观，在哲学中，人生观与世界观高度统一、融为一体了。”

　　正因为如此，学习哲学能使我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眼界。这种特殊的眼界能使我们从和谐中看到矛盾、从对立中看到统一、从现象中看到本质、从偶然中看到必然、从肯定中看到否定……能使我们真正理解个人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关系，从而在“向死而生”的过程中创造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求得个人发展，实现个人的自我价值。

　　“所以，我们不仅要‘为学’，也就是学习专业，而且要‘为道’，也就是学习哲学，从哲学中获得人生智慧。”杨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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