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赋夫妇A：相识半年就租房结婚，随后又在租房状态下迎来孩子。在丈夫享受人才政策之前，主要靠妻子养家。

　　夫妇B：丈夫高位买房上车，有房有贷，妻子从国企裸辞之后，孩子在计划之外地来了，他们平静地接纳了这个小生命。

　　夫妇C：买房结婚，公积金覆盖房贷，因此相对没有后顾之忧，顺势推进了“造人”计划。

　　或理性或率性，这三对来自外省的夫妇，都在过去1年里、在广州迎来了自己的宝宝。

　　旁人眼中，夫妇A和夫妇B都承担了不小的现实压力，但他们和夫妇C一样，加入了广东的生育大军——2024年，广东全年出生人口113.3万人，出生率8.89‰，连续5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7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

　　三个样本当然无法充分解释“生育率走低的大背景下，广东为什么还能保持相对旺盛的生育力”的命题，但他们却提示了许多线索，指向广东出生率连续领跑背后，隐藏在人口结构、就业市场与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关键要素。

　　在对比当中，广东的特殊之处在于：如果生育主要是“钱的问题”，那为何同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也多的地区生育率一路下探，而广东却相对平缓？

　　夫妇A、B、C都30岁出头，来自外省，因为就业来到了广州，也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这些特征指向利好广东出生率的一大条件：广东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外来人口。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智平告诉南风窗，广东历来是人口流入大省，流入人口多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是生育的主力军，数十年的积累，使得“广东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全国水平偏年轻，更有利于生育”。

　　数据佐证了这一点。《2024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广东16—59岁常住人口为848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6.38%，比全国水平高5个百分点。

　　若对比上海，这个差异更加明显。2024年末，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37.6%，而广东仅为14.86%——出生率计算的是出生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老龄人口抬高了分母，自然拉低了上海的出生率。

　　但广东与上海的可比性不高，因为上海是单一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市格局和一省的广东相比，差异过大。相比之下，浙江与广东都是经济强省、民营经济发达、外来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相当，更适合横向观察。

　　虽然浙江的老龄人口比例也比广东高不少，但判断生育状况，不能只看出生率，还要看另一个更关键的指标：生育率（或称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和出生率仅一字之差，但计算方式完全不同，而总和生育率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排除老龄化人口的干扰，因为它计算的是，每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它的理想值是2.1，意味着每位妇女愿意生2.1个孩子，这是可以完成人口世代更替的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公开得少，最近一次集中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是1.3。以此为基准，粤浙两省差异明显：广东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0.94上升到2010年的1.06，再回升到2020年的1.36；浙江则从2000年的1.04下降到2010年的1.01，2020年回升到1.04——广东的育龄女性整体上比浙江的女性更愿意生孩子。

　　在这个对照组里，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力会被削弱。多年来，广东和浙江分列跨省流入人口Top2，“七普”中，广东和浙江在22—35岁青年人口——通常被认为是生育年龄黄金期——比例大致相当（约75%），甚至浙江略高近1%，但无论总和生育率还是出生率，都和常住人口基数2倍于浙江的广东拉开了差距。

　　光靠少量高收入群体无法支撑一个省的稳定出生率，关键是让不同收入层次的人都能在这里扎下根来，而不是成为“候鸟式”的务工者。

　　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4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大湾区9市间跨城通勤人口总量128.6万人，以广佛、深莞为典型，一张广东省城际日出行热力图，体现出广东内部各地市之间的交互强度——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跨城通勤人数在《2024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的统计里接近3.5万人——相比之下，广东内部的城际通勤交互更为活跃和通畅。哪怕仅从夜晚灯光看区域一体化发展，广东也更早打破行政边界的硬性切割，趋近于“连成一体”。

　　《2024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广东省内城市间出行分布情况

　　不同职业、收入或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既可以去广州、深圳寻找更高的服务业机会，也可以在佛山、东莞找到稳定的制造业岗位，还能外溢到更松弛的惠州、中山，还有“工作在广州或深圳，住在佛山或东莞”的跨城组合。

　　这种紧密又有层次的城市群结构，提供了更多扎根选项，奠定了广东一贯“包容”的地区性格，这对年轻人在广东扎根、成家生子意义重大。

　　当然这很有说服力。《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给出一笔直观的账：中国家庭把孩子养到17岁，平均成本约为54万元；上海最贵，这个数字超过100万元，北京接近94万元，浙江第三，要85万元，而广东排在第五位，是71万。

　　生娃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的时间、辅导作业的时间、增加的家务时间，以及女性职场晋升空间、个人生活自由度。

　　生育成本高、负担重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且往往经济越发达、生活成本越高、育儿要求越高的地区，生育率越低。所以，同样是大城市集聚，上海总和生育率只有0.74；同样年轻人拥入，杭州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0.96；同样被认为宗族观念强的福建，总和生育率也低于1.3的全国平均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自然普遍的趋势，我们广东也不是说很高（1.36），只是相对全国高一点，降得慢一点。”邓智平说。

　　事实上，房贷压力、教育焦虑、高生育成本，这些广东也不能幸免，却没有和江浙沪闽一样拉低平均数。

　　值得一提的刻板印象是，人们常说广东潮汕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浓厚，但从七普数据看，广东省内各地市总和生育率里，潮汕地区其实处在中下游，仅略高于1.36的广东省平均水平，而广州、深圳、东莞则低于1.36，是省内洼地；倒是城镇化率靠后的湛江和茂名高居首位，达到了2.1以上的人口更替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

　　广东省内的地区差异引入了一个新的生育变量：城镇化进程。从全国范围来看，出生率、总和生育率都高的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青海等西部省份，这些地区同样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

　　当我们引入同为东亚低生育率典型的日本（1.2）和韩国（0.72）时，邓智平给出了这样一个认识：“东亚国家普遍城镇化集中，韩国都集中在首尔，日本都集中在东京，按照经济学的说法，集中后规模大，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是太集中，人的竞争压力会很大，对生育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影响生育的因素本就复杂多元，广东的启发也不是“逆转趋势”，而是在大趋势下降的背景下，如何让“不生”降得慢一点，让年轻家庭在承担选择时有更多缓冲与余地。

　　过去两年，各地纷纷上马育儿补贴，但实际经验反复提醒：补贴挺好，却不是最关键的。对普通家庭来说，真正影响能否生、敢不敢生的，是更底层的条件——能落下脚的户籍、能承受的房子、能进入的教育。

　　广州取消积分落户名额限制，降低学历门槛，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为主”的原则逐步落地。2022年，广东省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就提升至85%以上，并通过普惠性民办学校补位，为外来人口家庭提供更多选择。

　　邓智平告诉南风窗，广东同时在推进普惠性的0～3岁托育、3～6岁托幼体系；推保障性住房、延长生育假、扩大生育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发放育儿补贴等，都是想让“生养教”的综合成本以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方式降下来。

　　生育当然包含理性的计算：钱从哪里来、时间怎么分、教育卷不卷、职业会不会受影响。但它也关乎自然本能、社会时钟、情感需要。而夫妇B、C在谈到自己为什么愿意生时，都把那些复杂的衡量归结为一个朴素感受——看得见机会，感受到空间，压力没有大到令人喘不过气，最终拿出了勇气和行动。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3，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警戒线。一段时间以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社会焦虑的来源。

　　邓智平对南风窗解释，从全球人口变迁规律看，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都会经历“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型，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意味着长期人口会减少，但以中国目前14亿人口的体量，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更直观的挑战是中期压力：劳动力供给收缩会推高延迟退休需求；社保缴费者减少、领取者增加，养老金平衡承压；人口结构老龄化也会影响整体消费能力。

　　一些观点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把低生育率视为“陷阱”，担心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后难以回升，而人口红利衰减，经济和社会将难以承受。

　　国际人口学家Wolfgang Lutz认为，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些过分简单、甚至不合时宜的假设上。

　　他认为，如果把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纳入模型，低生育率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制约发展。不断上升的教育水平，可以抵消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欧洲的研究证明，在高教育水平下，“适度生育率”并不需要达到2.1，通常在1.4—1.6之间——这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认为“读书无用”“受教育耽误生育”的危险想法。

　　经济学家蔡昉也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书中写道：“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2023年1月5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妇在生产前做瑜伽操 / 陈忧子 摄

　　2023年中央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但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

　　人口减少的影响利弊并存，一方面会带来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从粗放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中央对人口工作的要求，也从“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这意味着，真正需要突破的不是生育率，而是制度环境。

　　为说明制度和环境的实际影响力，这里再引入一组国际对照。作为欧美国家的代表，2024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62，美国是1.6；而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和0.72——出乎意料的是，高度发达的欧美没那么低，倒是后进的东亚国家尤其低。

　　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带来了更普遍的非婚生育。美国CDC数据显示，2023年非婚生子女占总生育数的四成；法国这一比例更高。而东亚强调婚内生育，使得生育与结婚深度捆绑，客观提高了门槛，而当婚姻推迟，生育自然推后。

　　其次是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普遍社会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相比之下，欧美福利制度完善、休假制度健全、竞争压力相对温和，能更好地为家庭留出生活的余量。分化背后也源于经济结构差异，欧美通过科技专利挣得高附加值，人和工作捆绑没那么紧密，可以更松弛而有弹性地工作和生活。

　　邓智平解释，凡此种种意味着，中国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前移”，从恋爱、成家、住房到就业、托育、教育，形成全流程、全周期支持，而不能只在“生孩子这一环”下功夫补贴。

　　中国的人口战略正在从“调节数量”转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决定我们能否平稳着陆的不是生育率数字，而是社会能否让年轻人不再被压力挤得后退，能否在制度上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保障，以及我们能否在结构变化中重新理解并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一个环境是否对生育友好，不完全是由补贴多少决定，也看压力是否可承受、风险是否可控。广东的经验并不在于成本多低，而在于年轻人真实感受到：哪怕有压力，仍然能往前走。

　　长沙消防2025-12-19 17:07:45生命与火光之间有时只隔着一个被遗忘的烟头一盆未熄灭的炭火或一次疏忽的用火行为遗留火种指由于疏忽或管理不当，导致火源未被及时清除或扑灭，从而留下潜在的火灾隐患。例如未熄灭的烟头、烟灰、鞭炮烟花产生的草灰纸灰等等。

　　受降雪影响，河北、山西等地多个路段封闭管控，今后3天我国大部地区气温将下降4~6℃，中东部雨雪天气将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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