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都逍遥游马卫：过去新闻照片往往是由专业摄影记者拍摄完成的。如今随着数码相机、手机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新闻照片是由非专业人士拍摄的，在这种压力下，一些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对自己的职业与定位产生了怀疑。你认为新闻摄影记者应该怎样应对这种挑战？

　　王文澜：最近有消息说，互联网已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是因为互联网在促进人类沟通、相互理解、信息共享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我们国家，互联网以广泛、快速、互动的信息在反映民意上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弥补了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不足。

　　随着手机与数码相机的普及，网络摄影发展迅速，给传统媒体的摄影记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竞争白热化。一个突发性事件，过去只有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如今在现场有许多人在拍摄。而且，有些突发事件，新闻摄影记者不一定能赶到现场，但现场肯定有人在拍摄。去年初央视新址北配楼起火的现场有很多人在拍摄，第一个发出摄影报道的是一位网民，他用带摄影功能的手机拍下了央视大火照片，迅速的传到网上。第二天，一位新闻摄影记者再次来到现场，捕捉到这样一幅画面：一位拉煤的老大爷经过火后的央视大楼新址，驻足用手机拍照。这幅作品在众多拍摄央视大火照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18届金镜头日常生活新闻类单幅金奖。这幅照片表现的不仅是一位生活俭朴的普通人关注身边的重大事件，而且手机拍照也表明了数码技术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数码摄影在快速、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肤浅、易逝的特点，所以一个新闻摄影记者在互联网时代，要转变报道观念，应从对一个事件的深入报道入手，改变单一发稿模式，要有专题性的策划，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新闻摄影记者的专业性。

　　马卫：卫兵先生，你作为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有了20年摄影一线的实践，你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摄影给专业的新闻摄影记者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刘卫兵：从1839年法国达盖尔发明摄影术，传统摄影已发展了170多年，而数码摄影仅仅用了20多年就发展到今天的水平，网络数码摄影的发展可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1999年澳门回归报道，我使用的一款柯达数码相机大概只有几十万像素，机身比现在大许多，拍摄速度很慢，拍出的照片严重偏色。可自己还是挺高兴，因为当时就用电脑把照片传回了编辑部。如果拍摄胶片，送胶卷、冲洗照片出来，至少要晚几个小时。当时使用数码相机拍照的摄影记者还不多，没想到10年后，我使用的相机已达1000-2000万象素，摄影已成为数码的时代。前不久，北京入冬一场大雪后，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位正在扫雪的环卫工人，突然从兜里掏出一个数码卡片机在拍摄雪景。此情此景，我当时真想拍下来，可惜没带相机。

　　不过，数码摄影在给普通人带来图片狂欢的同时，也带来了照片的泛滥成灾，摄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了，专业摄影师的形象与价值也贬值了。在数码摄影的冲击下，新闻摄影的传统优势--现场与及时，正在消失。作为一线的新闻摄影记者，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马卫：真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数码技术的飞跃发展，降低了摄影的门槛，降低了摄影的专业性价值。一些纸质媒体，开始大量采用普通读者或摄影爱好者的照片。一些纸质媒体甚至取消了摄影部。这是否意味着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业会有消失的危险？

　　王文澜：的确，新闻摄影记者越来越不好当了！ 读图时代，读者想看到好照片，图片编辑也在时刻筛选好照片。可是，受众的分众化趋势使读者口味变得多元化了；图片编辑的见仁见智使照片选用呈多元化标准，这就增大了好新闻照片评判的难度系数，使新闻摄影记者在拍摄时，既要考虑媒体的需求和受众的喜好，还要尊重编辑的标准和图片的质量底线。

　　比如说，新华社记者在拍摄时，就得考虑必须完成发稿任务，然后才能谈别的。而我们在现场拍摄则没有这个负担，心里会想：拍不好，有新华社通稿备着呢。自由摄影师、摄影爱好者没有硬性任务，他们可以拍摄想要拍摄的题材，这样确保了图片的创造性和深度。

　　很多媒体的摄影部职能在减弱，是因为媒体可以用较小成本从图片库、自由摄影师等处购买到想要的新闻图片。面对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摄影部旧有的机制和思维模式，适应网络时代摄影的特点，提升自己的专业思维与专业技能，才能不被淘汰。

　　刘卫兵：我认为新闻摄影记者这个职业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很多报纸，包括中央的大报都不再招收新的摄影记者了，随着老记者的退休，这个职位渐渐地在很多报社就消失了。他们把记者的职位转变成图片编辑，成立新闻中心。通过网络寻找自己需要的照片。如果是重大新闻采访任务，比如两会、奥运会这样的重大事件，他们也会派自己的记者去采访，但是最终使用自己记者的照片还是用图片库上买的照片，要看谁拍的照片好。

　　现在很多场合都是文字记者拿着数码相机在拍，随着数字网络媒体的发展，这种挑战会越来越严峻。一个合格的摄影记者决不仅仅是文字的补充，而是能够在这个新闻现场寻找适合于视觉表达的新闻点的人。一图胜千言，只有越专业，才能越永久。

　　马卫：卫兵先生最近出版一部纪实20年时代变迁的著作《回望20年--一位新华社记者的采访手记》，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文澜先生给这本书致辞说在见证中国变革的20年里，他是捍卫真实的卫兵。

　　书中收录了200多张作者亲历采访拍摄的图片。在专业记者眼中，这些照片似乎并不美。文澜先生，你怎么看卫兵先生的这本书和里面的照片？你认为随着社会发展，新闻照片的价值究竟在哪儿？新闻图片的表现形式如构图、光影等和图片的内容及其表达的内在涵义，孰重孰轻？

　　王文澜：我觉得影像是摄影师发自内心的，经过内在思考记录出的视觉图像。对于新闻摄影来说，一幅画面的光影技术自然要考虑，但这只是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镜头后面，图片画面中要表现的内涵。

　　在我印象里，新华社摄影记者中，连续出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唐师曾，一个是刘卫兵。卫兵写的书从最初的摄影画册《日本人印象》、到纪实图文著作《奔波在战争前线》、《随访连战的日子》，到这本《回望20年》，已经出了四本。看过书的读者都可从中感受的作者的思考和勤奋。看到这本《回望20年》，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好就好在他不仅记录了20年国家的变革，还记录了许多百姓生活包括个人变迁的历史，可以称为是一部反映社会、百姓和个人的多重视角的历史图文著作。这些照片记录了历史，我认为新闻摄影的本质就是记录历史。我觉得对摄影记者和广大摄影爱好者来说，《回望20年》只得一读。

　　我认识卫兵是通过他十多年前拍摄的《面向九七》这幅照片开始的。中央时政新闻不好拍，往往容易落入程式化的俗套。当时看到《面向九七》觉得很新鲜。照片表现是1995年底，在香港特别特政区筹委会预委会闭幕晚宴上，当几个小演员上台表演时，卫兵拍摄到一张周南、、李嘉诚三位典型人物的特殊表情的照片，三人坐在椅子上同时扭头往前看，动作一样，但表情和神态十分独特。脸上都多少带着微笑，可神情似乎更显得庄重。刚刚卸掉一副重担，又要担负起更重的责任。面对越来越近的香港回归，他们很难完全放松。记者都知道，这类会议、宴会之类活动最不好拍。

　　卫兵的这幅作品不是简单的反映新闻现场，而是通过一定的细节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新闻事件中的寓意。这些年，作为专门采访中央新闻的记者，卫兵还拍摄了诸如《总理为民工讨工钱》等不少有影响的照片，这是他用勤奋和汗水换来的，更是用他的用心和思考得来的。专业摄影记者的照片要拍出文化和思想。

　　刘卫兵：拍摄《面向九七》多是凭着直觉。当时就知道香港回归不容易，大陆和港英政府的谈判很艰难，这些肩负重任的人更是辛苦。现场演出本身没有太多好拍的。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三位重要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有些特别，我退到演员后面，就将焦点对准他们重点拍摄。当几位小演员上场表演时，他们脸上的笑和愁似乎写在一起，我跪在地上，连续拍摄下这三位特殊人物当时细腻而复杂的情感的照片。回来同事刘宇建议我参加个摄影比赛。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将照片投稿到一个全国性的摄影大赛，结果只得了一个入选奖。

　　此后就忘了这件事情。突然一天，老同学朱军告诉我，那张照片用半个版的篇幅登在《人民摄影报》头版！再后来，《面向九七》获得《人民摄影报》全国新闻摄影大赛的特等奖，得到10000元奖金。天上掉下来的一万块钱，把我弄糊涂了。经多方打听知道，原来那次比赛的评委、《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王文澜从那次比赛剩下的照片堆里拣出这张照片，推荐给《人民摄影报》。

　　直到现在都挺感激王文澜先生，此前我们根本不认识。获奖后一直想请他吃饭，没有机会，直到十年后的一天，文澜来新华社开会，我们才认识。以后知道文澜提携、帮助过不少年轻记者。他曾说过：不看人，只看照片。

　　马卫：文澜先生是中国新闻纪实摄影家，从1976年四五运动开始，拍摄很多记录历史作品，你曾经说过不要让历史留下空白。卫兵先生也整整拍摄20年的新闻照片，你的《总理为农民讨工钱》等照片也被读者熟知。 如今进入数码网络摄影的时代，你认为新闻摄影的本质语言有没有变化？在PS假照片时有出现的情况下，新闻摄影是否要坚守真实的阵地？

　　王文澜：早在1967年，我就开始学习摄影，当时认为摄影就是留影、好玩，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我都没有跨越拍照就是到此一游的局限。促使我转变观念的是美联社记者刘香成八十年代初拍摄的《毛以后的中国》。那时我们经常一起采访，没想到自己忽略的这些凡人小事，在刘香成的镜头里却有了新的内涵。我恍然大悟，开始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普通人和普通事。

　　历史是由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组成的。打个比方，大事件是国家的骨架，小事情是国家的肌肉血脉。有了这些记录日常生活的照片，才能使整个国家形象丰满而厚重。

　　数码时代，新闻摄影的本质依然是记录历史。PS技术相当于传统摄影的暗房技术。利用PS技术对新闻摄影作品进行适当的色调调整是可以的，如果对照片的内容进行增减删改就属于造假了。离开了真实新闻摄影就没有立足之地，任何形式的假照片都是对新闻摄影最大的伤害。

　　刘卫兵：非常赞赏文澜观点。一部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由无数真实的新闻图片构成的。如果这些照片是虚假的，我们的历史也就不是线年新闻摄影实践中，我特看重真实二字。没有真实就没有新闻摄影，没有新闻摄影，我们这些摄影记者就该回家了！我一贯主张新闻摄影记者要实实在在做人，踏踏实摄影，拍照容不得半点掺假。

　　前两年，藏羚羊假照片闹的沸沸扬扬，我曾写过一篇 藏羚羊假照片的悲哀文章，得到不少朋友的响应。其中我建议从新闻法律制度、提高记者素质，严惩造假者等多个方面，解决照片造假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假照片损害的是公众对新闻摄影的信任。有朝一日，如果公众不再相信我们拍的新闻照片，那么新闻摄影就会真的走到山穷水尽的一步了。捍卫新闻摄影的真实，是每个新闻摄影记者都应该恪守的职业道德，也是保住我们饭碗的关键。

　　马卫：有专家预测，随着数字化媒体时代发展，纸质媒体不断萎缩，到了2042年前后，最后一位卖报人将离开报摊，报纸会彻底消亡。到那时，依附于纸质媒体的新闻纪实摄影会不会消亡？新闻摄影和新闻摄影人的出路何在？

　　王文澜：过去，新闻摄影依附于纸质媒体，随着纸质媒体的逐渐萎缩，新闻摄影受到了很大冲击。在数字化媒体时代，新闻摄影也必须改革创新，以适应社会和市场的变化。

　　随着摄影器材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新闻摄影记者开始既拿照相机，又拿摄像机拍摄，双管齐下。眼下，我拍摄时，除了用照相机也用DV拍摄一些视频影像。过去，我们强调拍摄一个决定性瞬间，静态影像；如今则用DV拍摄一个过程，动态影像。

　　以前新闻摄影记者拍完照片，任务就完成了。如今采编一体，要求新闻摄影记者将画面、声音制作成可播放的流媒体，似乎也是一种趋势。

　　刘卫兵：挑战总与机遇并存，数字媒体时代，新闻摄影在受到冲击的同时，其传播的范围和影响也在扩大。过去照片只刊登在报纸杂志上，如今扩展到了网站、博客、微博、手机短信等各种新媒体上。新闻照片影响力大大增强。也在寻求着变革。面对新的挑战，不少记者特别是年轻记者，开始更多的思考，在拍什么和怎么拍上追求创新与突破，强调一种独立精神和创新风格，以适应受众多元化的视觉需求。同时摄影记者在拍照时，也可以拿起笔、拿起DV记录生活，给历史留下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当年，摄影的发明取代不了绘画，电视发明取代不了广播。眼下，数码时代的新闻摄影同样不会消亡。新闻摄影作为现代人记录生活的方式，作为一种文化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