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仕旭城镇化、低碳化、金融化、数字化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趋势，其中数字化趋势是最强劲的，也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一场文明形态革命。数字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底层逻辑，不仅使生产工艺、生产组织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思维方式的革命，将会形成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范式。

　　数字化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传统知识理论为我们带来的诸多认知。传统知识理论带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依赖于实验验证的自然科学，这再怎么发展我们也只能认识到三维世界，但是，数字化有可能使人类的认知超出三维世界，实现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数字革命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走向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有可能既生活在三维世界，也同时生活在超三维的世界之中。虽然人类的肉身无法进入超三维世界，但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发展以后是靠超三维世界来支撑的，人类的未来财富增量都将来自于超三维世界当中。这意味着在三维世界中遵循的一种普遍逻辑，即真与假、是与非的二值逻辑，在超三维世界中不再适用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比如竞争问题。工业经济中的竞争就是形成产能之后产品、服务的竞争，也是价格的竞争，但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基于场景的竞争，是在投产之前就开始了的竞争，竞争的规则和方式改变了。场景的构建，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新的场景，将是新的赛道。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这一要素是虚拟的，可无限次重复使用，在重复使用过程中，其价值递增、成本递减，由此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的生产函数，将成为财富价值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数据就类似于数学中的虚数，看起来虚，而在价值创造上一点不虚。它跟其他的生产要素性质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是虚拟的、非实体的，所以，它超越物理空间边界，通过数据构建的虚拟空间和场景是不受时空限制的。从这一点来看，由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构建的各种各样平台都在进行竞争，但这个竞争是场景竞争，在场景构建之前就已经产生了。不同的场景是靠不同代际之间的数字技术来支撑的，其算法和算力起着基础性作用。当然，同样的场景也是可以并存的，因为同样的数据谁都可以使用，采集数据后进行加工，就可以构建出不同的场景，形成不同的空间和产品。

　　数据确权的问题现在不得其解，好像进入了死胡同。工业时代的确权是二值逻辑，是先确权后交易，确权是交易的前置条件，并通过法律加以确认。而数据确权恰恰相反，超越二值逻辑，数据是在交易、使用中确权，不是在确权之后交易，因为它只有在基于一定场景的交易中才会显现出数据的价值，这才产生财产权利，故而才能确权。离开场景的数据不具有价值，确权没有意义。所以，数据交易和确权是同时的，不是在三维时空里的先后关系。与知识产权也不同，元数据的加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任意数据集，哪怕是改动一个数据，整个数据集就是新的。同样的数据，在不同场景中的价值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数据重在流通和使用，确权不是前置条件。至于隐私保护，则不属于确权的范畴，而是数据安全问题。数据安全问题不在于是否泄露，而在于它是否进入了不该进入的场景。所以，按照工业经济的逻辑来思考确权的问题当然就进入死胡同了。

　　从这一点来看，实际上我们现在得出的很多结论和说法，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和规定，都是沿用工业化逻辑去观察和分析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所谓“问题”而得出的，认知误区在所难免。对数字平台这种新业态、新模式——非线性的交易模式和财务模式，用传统的思维范式去思考，就可能产生错误的理解和认识，进而对其可能引致的风险也产生了误判，这就需要监管模式彻底转型，不断迭代升级。

　　在三维的物理世界里，敌我是容易分得清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虚拟化、非线性特征越来越强，很难用工业化的线性实体化逻辑去判断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如果再不调整思维方式，不采用新的适用于数字经济的思维范式和研究范式来观察分析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和风险，那很可能就如战场上误判敌我、延误时机，浪费战略机遇，仗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数字经济的监管事关国运、事关国命，在这个方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一再强调这方面的监管要审慎、包容。不要轻易用工业化的一套逻辑去分析判断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我们现在要迫切关注和高度警惕的。我们要采用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范式，对企业竞争模式、财产确权依据、垄断等问题加以重新认识，进行包容审慎监管，对我们研究人员来讲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这条路很长，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虽然很快，但是还远没到成熟的时候。我们只是一只脚跨进了数字文明，超三维的世界应该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给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进入新赛道，监管若是超前，就会把进入新赛道的选手给堵死。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更需要国际视野，在一定意义上，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是监管的竞争。

　　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是必由之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改变我们对数字革命的认识，改变对数字经济的认识，要用新的思维去观察认识判断问题，这是我们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自以为是地按照工业化的一套逻辑来判断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把一些新的现象误以为是乱象和问题，那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风险。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