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唐米娜的老公是谁“阿忆”（周忆军），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法学院法律硕士，现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播电视系副主任。

　　近十年来，国内的媒介生态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电视广播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过去，视频传播时代正蓬勃展开，电视媒介被挤压到越来越小的角落。

　　面对这场业界革命，学界的反应是强烈的，但教育领域并未及时跟进。高教管理系统的学科划分和资源配置基本如旧。在相关因素的制约下，大多数新闻学院不是整体变革教研架构，而是另组一个新媒体研究中心。这种设置的含义是，少数人研究新情况，绝大部分教员依然讲授着业已过时的旧课程。在教材方面，诸如视听采访之类的延长型传统教材依旧在论述电视采访。

　　如果这本教材依然把重心放在电视广播时代的电视采访上，而对视频传播时代的视频采访只是三言两语带过，那它便失去了价值。事实上，这是一本具有革新性意义的采访教材，它确信电视采访的操作方式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因而放弃了关于电视采访的大部分教条，而把注意力移放在视频采访方面。

　　要说明的是，数码媒介时代刚刚开始，经典的视频采访案例严重匮乏，所以虽然本书所言原理和总的思路已经属于新时代，但许多具体的采访技巧依然来自电视采访时代，它们是对历史经验的传承。

　　电视广播是指，专业工作者通过无线电波和导线，对受众进行点对面的单向信息传播，其所有视听信息播过不留，除非重播再现或存放在片库。适应于电视广播的格局，电视采访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传统，操作复杂而笨拙，信息表达媒介形式单一，访谈产品精细、完整、冗长，受众参与和互动的空间相当逼仄，观后反馈渠道十分狭窄。如果我们认为基于技术局限性的传统原则可以永恒存在或只需做局部调整，那势必会被现实和未来淘汰。

　　视频传播是指，所有人都可以把视听信息发送并存储在互联网平台，等待受众发现或推送给目标受众，再由受众自主转发，形成传播影响力。因此，视频采访从一开始便凝结着人们的劳动，而且不再受固定时长限制，也摆脱了在广播时间段过后无法随时重看的局限，为受众广泛参与和积极反馈提供了方便的路径。由于拍摄器和接收器的便携性，视频制作者的制作和受众的收看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由此，视频采访格式发生了丰富多彩的变化，不受传统模式约束的样式层出不穷，现实空间中的访谈问答可用多种媒介方式组合呈现，成品直击目标而无需完整结构。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使先前的绝大多数电视采访理论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们必须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学习崭新的知识。

　　视听采访包括传统的电视采访和新兴的视频采访，后者专指视频聚合网站兴起之后出现的全新样态，是本书的论述重点。另外，电视台挂在视频聚合网站上的电视采访成品或以电视采访模式制作的互联网采访视频，虽属于数码媒介平台上的旧样态，但也在本书论述之列。这是因为，被移放在互联网视频平台上的电视采访仍有少数受众，许多被裁成片段的电视采访甚至观者众多。至于那些只在电视台播放的采访，本书则将之排除在外，因为电视机大屏将在绝大多数场景中被弃置，不会在人人持有便携接收器的时代发挥太大作用。纯粹的电视采访固然会永久残留在媒介环境中，但如果不能转化为互联网视频，它将仅仅成为职业记者的自娱自乐。

　　本书讨论的视频采访涉及多种呈现形态，不仅包括视频新闻采访、专访、群访、街访，也包括短纪录片和小专题片中的采访部分，还包括以短视频和微视频形式出现却带有采访性质的作品。这些采访作品中有许多是在过去看来不合格的残次品，但在现在和将来，它们已经并将在很长时间里充当主流，而过去那些标准而完美的视听采访，不会再有太多人关注。在急剧的媒介迭代中，不变和传承固然重要，但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所有变化。我们要知道电视采访中不变的原则有哪些，更要知道变化的必然依据是什么。

　　请注意，本书讨论的内容均为视频采访的依据和原理，并非原则。凡把技巧上升为原则的行为都是武断的。美国“故事”培训班创始人罗伯特·麦基曾说，他的畅销专著《故事》所论述的是原理，不是原则，原则的意思是所有人必须这样做，而原理只是关于有效方式的宣介。在视频采访兴起不久之际，过早地为它确定原则是草率的。本书确是一种思考和判断，但皆处在原理层面，所有预判皆可争论和商榷。

　　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新闻教育的先驱徐宝璜教授早在100年前就做出过一种努力：他曾设想把新闻学从高校专业教育推广为全民素质教育，使民众具备基本的新闻学素养。他的努力失败了，自现代报业出现的400多年里，新闻传播和新闻采访始终是少数专职人员的工作，而读者只是消费群体。技术环境一直没有提供一种让广大民众掌握新闻传播的基本技能的可能性。职业记者大包大揽，操持着一切。但互联网改变了这种局面，它使数码传播平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所有人都可以成为制作者和传播者。于是，能否充分掌握视频媒介的常识决定着大众媒介成果质量的高下。

　　过去，研讨电视采访是一种专业学术行为，电视记者必须通过专业学习，在遵循媒介采访“戒律”的前提下，去把握电视采访的特殊性，以完成自己的工作。电视采访，特别是电视新闻采访，需要比其他媒介的采访具备更多的专业素养和实务技能。采访者和受访者的镜前对话具有某种仪式感，它要有意识地和日常交流状态区隔开来。而在互联网时代，制作视频采访的主体范围骤然扩大，采访者不再局限于职业记者，所有拥有便携拍摄器并乐于收集和传播视频信息的个人或组织，都可以成为视频采访者。这些发生在普通民众之间的视频问答呈现的是生活原态，这是传统媒介平台严重缺失的内容。当它们忽然间在数码媒介平台上被释放出来，我们惊奇地发现，它们不仅不难看，而且非常有趣。相比之下，过去那些规整的电视访谈则显得太拘泥、太老旧了。

　　不过，民众提供的这些视频采访在技术操作方面确实存在瑕疵，在视听信息的表达上多有漏洞，在传播伦理层面更是闪失频繁。而在非职业采访者传播的海量视频采访面前，受众辨别真伪的能力显得太过薄弱。人人应该具备媒介素养的时代来临了，让媒介素养教育成为公民通识课程的理想有了充分的必要性，它利于真切而有效地反映事实，合力推动社会进步，形成对远地生活和外部世界的正确认知。

　　生活中的问答与视频访谈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前者只是生活，后者却旨在传播。我们在生活中的问答交流，即使是以视频方式被记录了下来，但如果没让他人看到，那就不是视频访谈，也不需要太多的规范。而视频访谈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性，即通过采访，搜集自己或别人感兴趣的信息，然后与所有人分享。如果不具备视频采访的基本素养，采访缺陷就会在传播中被放大，受众回馈可能就会与采访者的预期截然相反，视频将会遭到意想不到的严厉诟病。

　　考虑到传播效果，把生活原态的问答交流摄制成视频访谈是否应该比照某些原理，做出一些必要的调整？如果是，究竟应该做出哪些调整，为什么？

　　首先，必须在理念上做出一系列提升，懂得视频采访并非如日常交谈那样简单，只有增加对社会责任的考量，采访人才会树立牢固的传播伦理观念，比如隐私应该被充分尊重、剪辑不能割裂事实、暗拍段落必须标明等。其次，应该杜绝那些被职业记者视为冒犯受访者的言谈。生活状态中不经意的小小冒犯实在太多，我们已经习焉不察，但视频传播会放大这些细节，凸显无礼色彩。再次，需要消除那些被职业记者视为严重错误的举止。采访人某些不经意的动作会让受众感到不愉快，比如翻白眼、跷二郎腿、手势过多等。最后，还有许多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本书中均有详细论述。如果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闪失，受众就会对我们的品质和能力抱有怀疑，对采访内容产生不信任感。

　　另外，数码媒介平台的门槛确实已低到了与地面齐平，但视频采访技能和视频质量的高下之分却显而易见，其中明显存在专业和业余的巨大差别。我们完全可以坚持随性拍摄和制作，但如果我们有意愿做得更好，希望掌握一定的专业技巧，而不仅仅是一名随性的参与者，那么我们的视频采访水平会有大幅提升。而且，学习基本技巧既不麻烦也不艰辛，只需认真阅读本书。我们可以是本原的自己，却接近专业高度，比照专业记者的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们的身份可以是业余的，但我们的水准最好是专业的。

　　其实，视频采访的内容就是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记录，只是它的交流质量高于日常交谈。我们不想去做采访报道，但在生活中，我们总会有自己感兴趣的人想要了解，总会想去弄懂某些事情和某些现象的玄机，比如，在求学、交友、恋爱、谈判、购物的时候，总会有一些问题要问，而我们的提问就相当于采访。我们可以不用视频去记录它，但掌握了视频采访技巧，我们就能弥补自己在日常对话中的缺陷，自如地进行人际交流。当我们是别人感兴趣的对象时，或者在面试和求职应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效回答问题时，学过视频采访的人最容易悟到发问者的意图和期望，从而做出出色的回答。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因为没有接受过采访和受访的训练，在生活中的问答质量常常较低。前不久，我闺女要和一名同学预约见面地点。我闺女问：我们在哪儿会合？对方回答：圆明园站。答者的瑕疵是，没有说清楚是圆明园公交站还是圆明园地铁站，两者相距百米以上。问者的瑕疵是，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回答是含糊的，或者意识到了，却怕对方觉得麻烦，不好意思追问。把闺女送到圆明园南门附近时，我要闺女问清楚，究竟是在哪个圆明园站会合。闺女发信息询问，对方回答：我已在站台。这是答非所问。听者很难确定站台是地铁站台，凭对对方用语习惯的模糊性判断，她说的站台也有可能是公交站便道。我要闺女确认是不是地铁站台，闺女不好意思，决定直接进地铁站试试运气。如此简短的对话，质量尚且如此堪忧，如果是复杂对话，情况可想而知。这种对话的质量，通过学习专业采访技巧，可以得到提升。

　　在崭新的数码媒介时代，在职的电视采访记者、正在传媒院校研习视听采访的学生，以及按照旧有模式忙碌于互联网视频平台的业余采访人，能否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取决于其能否顺应视频采访革命的潮流。

　　长期以来，植根于我们头脑中的传统经验指导着采访实践，使之充斥过度的人为安排、僵硬的坐定式问答、背离自然状态的特有架势，甚至虚假的配合表演。为了追求视听效果的完美，我们不得不改造交流的生活样态，我们很清楚，较高境界的生活样态很难在技术规范如此复杂的条件下造就。没有便捷的设备，我们无能为力，没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我们懒于革新，于是我们一直放任电视采访的拘谨和做作，高度提纯和精心修饰成了我们不假思索的职业习惯。

　　在互联网时代，根深蒂固的旧有工作习惯势必将阻碍我们顺应视频采访革命的潮流。实际上，视频采访更应该是社会交往活动的同步记录。笔者很希望这本书不仅可以让普通读者提高摄制水平、改善日常交谈的质量，更期望它能引发职业记者和在校专业学生的思考，如应该降化哪些专业技术指标，应该努力在视频采访中消除哪些传统格式，从而理解并认同，视频采访不过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交流的朴素记录。

　　这是一个媒介界限被骤然打破的年代。过去，出版社只做书，报社只办报纸，杂志社只出刊物，电台只进行无线电广播，电视台只制作视听节目，但是现在，互联网实现了多功能并举。《南方人物周刊》主笔易立竞跨界与凤凰网合作，推出视频专访栏目《易见》，围绕话题人物展开对话。不过到目前为止，互联网的这种革命似乎仅仅表现为跨界生产，局限在一种媒介机构运用他类媒介形式进行采访，而并用多种媒介手段分工表达同一个采访内容的尝试，尚未得到重视和普及。本书认为，后者将是未来采访的主流方式。所以，视频采访人必须学会视频以外的媒介表达方式，综合呈现每一次采访。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专业史、专业理论、专业实务三大部分构成，视频采访固然会涉及专业史和专业理论，但它主要是专业实务，因此它的应用性极强。作为视频采访的专业教材，本书安排了与众不同的章节顺序：自视频采访的实际传播开篇，先厘清工作终点的各种特性，然后倒推，一步步回溯到起点。所以，带机实采被前置，而诸如采前准备的方方面面和谋划的各种原理这些在同类著作中排在前列的章节，本书一概后置。从实务训练的角度看，由结果解析入手，充分理解其性能和需求，然后反向求索那些能够达成善果的行动策略，是有的放矢，更为高效。

　　书中所用资料均为笔者多年教学讲义内容，部分来自手中视频资源等一手素材。有一点需要申明，即本书中有许多著名记者留下的采访教训，为了防止给个人造成麻烦，本书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请读者不要通过蛛丝马迹千方百计地猜测。我们在观察和研究采访活动时，通常会把视线集中在知名记者身上，因此就会在他们大量的成功之作中偶尔发现一点点瑕疵。而由于那些非知名记者不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因此我们很少援引他们的失误案例。所以说，即便知名记者偶尔出错，哪怕是严重的错误，我们也不能否认，他们远远优于那些“默默无闻”的记者。另外，采访生涯是电视记者的成长历程，再牛的采访人都是从新手起步，而早期采访中的瑕疵不会减损他们后来的优异表现。

　　社会科学令人回味无穷的是，它的所有问题均没有绝对正确的统一答案。在自然科学中，“1+1=2”是绝对公理，但在社会科学里，这一问题却体现了思辨。“1+1=1”，一块口香糖和另一块口香糖被嚼在一起，其体积增加了一倍，但还是一块口香糖。“1+1=3”则是温馨的，一夫一妻相合，可以创造三口之家。如果从视觉角度出发， “1+1=11”和“─十─=王”也能自圆其说。因此，读者不必奉本书所言为圭臬，也不必轻率地判定本书谬误甚多，请把其中的原理视为一种主张。

　　晋朝史学家干宝在《搜神记》序中写道：“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原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这是汉语“采访”一词第一次出现，可以看出，它从一开始便是主观认识客观事实的调研活动。而与“采访”对应的英语词是“interview”。其中“inter”既有深入地下的含义，又表示不同事物之间；“view”是观察视线和态度见解的意思。因此，“interview”蕴含着通过各种观察视线、在各种态度和见解之间进行深入探究的意思。中国新闻先辈用“采访”翻译“interview”，二者含义相当一致。

　　过去，电视采访承袭了纸媒采访的所有基本原则。但与纸媒不同的是，它不仅要探求信息，而且要通过访谈双方的交流和碰撞，创造出受访对象不可能单独表现出来的谈吐状态。与此同时，电视采访把更多精力用于对付复杂设备带来的麻烦，又利用其出超的视听优势，确立了自己在媒介社会中的霸主地位。视频采访承袭了电视采访的独特点，又由于摄制设备极度简化，参与者不再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做技术应对，可以更为自如地新创出更多样式。

　　技术革新使得更多的普通人可以轻而易举地跻身视频采访者行列，于是视频采访的总体质量大幅度降低。面对这种局面，普通人需要学习更多技能。不过，让职业记者放弃过去那些过于精密的高标准，其实比让普通受众提高其制作水准更难，他们还是习惯性地把更多精力用在技能层面。他们没能意识到的是，视频采访已不求完美无瑕，一切以传递内容信息为要旨。

　　当今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虚假信息泛滥。这种现状常常被直接归结为新闻伦理的丧失，其实它不过是源于新闻采访的缺失。过去，采访被视为新闻报道的前提和基础，在欧美，如果电视记者不能采访到直接当事人，而只做旁白转述，他们的报道就会被怀疑是虚假的。记者采访在先，才保障了内容报道的可靠性。但在数码媒介时代，许多参与者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对事实进行基本的核查，他们坐在电脑前，直接做着二手信息的搬运工，使许多错误信息被广泛地复制传播。本书确信，无论日后媒介环境如何变化，采访作为信息传播第一环节的地位都永远不会改变。视频采访弥足珍贵的价值在于：直接求证，并以视听记录的方式证明求证过程的存在。

　　也就是说，视频采访是一种基于采访的共有理念，以朴素便捷的视听手段，原态呈现传播参与者直接探究事实的关键行动。

　　在互联网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视频采访人。因此，本书不仅可供新闻类院校的师生教学使用，也可供所有视频制作者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