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三国刷急速令讲华语运动的第三个十年，承继上个十年认识中华文化的工作，继续强调轻松活泼，使讲华语成为跟进时尚的象征。

　　这十年的标语是：“讲华语，好处多”（1999—2000年）；“华人•华语•华文”（2001年，2002年）；能用华语是福气，别失去”（2003年）；“讲华语cool（2004—2006年）；“讲华语，你肯吗？”（2007年）；“华文？谁怕谁？”（2009年）。

　　这个十年，推广的对象锁定在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出生、受英文教育而且不太会讲华语的新加坡华人。这十年的标语都向年轻人表达出讲华语是自然而时髦、时尚的。推广华语理事会开始和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合作，在全国各地的区域和社区图书馆举办各种华文书展、华语课程、朗诵交流会等。

　　其他的活动，还有与名人网上双语聊天、“华语之窗”展销会、艺人讲华语宣传片、邀请歌手为运动宣传大使，邀请艺人为运动代言人等。2009年是讲华语运动30周年，这一年更以别开生面的“华文？谁怕谁！”全民互动华文问答游戏来推广

　　过去32年，要求放宽公共电视台的方言电影、方言电视节目的声音，可说从未停歇。支持者认为方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不应该被视为洪水猛兽；让人民观看原音拷贝是对电影、电视创作者和演员的尊重；让老人观看方言电视剧可以解闷；而且不讲方言，会丧失三代同堂之乐等。

　　早在1981年，就有几位国会议员要我恢复方言电视节目。他们说，老人没有方言节目看，感到寂寞。我认为那是不对的，所以拒绝了他们的要求。1984年，我在讲华语运动五周年的开幕礼上就很坦率地对人民说，我很高兴在五年前展开了这个运动，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更早、在10年前（1974年）就展开这个运动，因为我没有预期到要求人民放弃方言是这么困难的。

　　1997年5月，新闻及艺术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杨荣文宣布政府将允许有线电视放映较多的方言节目，这是由于它有特定的市场。但是政府推广华语的政策保持不变，而公共电视台特别是第8频道，不会恢复方言节目。

　　进入21世纪，在讲华语运动的第三个十年，有更多要求在公共电视上放宽方言电视节目的声音出现。

　　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郭振羽教授是电视与广播节目咨询委员会主席。2003年2月26日，他在检讨一年的电视与广播节目的记者会上说，华语运动已推广了二十多年，成果相当稳定，是适度放宽方言节目的时候了。他说：“方言是新加坡多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少听不懂华语的老人对方言有需求，有亲切感。在不影响推广华语运动的情况下，可逐步增加方言节目，例如一些好的方言电影，让我们的电视节目更多姿多彩。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于3月9日立刻回函表示，现在还不是公共电视台放宽方言节目的时候。讲华语运动虽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却不可忽视方言节目的负面影响，这样可能导致推行了二十多年的讲华语运动功亏一篑。

　　许多学生掌握两种语文已经不容易，如果还受到方言的干扰，学习的负担必定加重。政府了解一些年长新加坡人无法完全掌握华语的处境，为了照顾这群人，媒体发展管理局允许电台广播方言新闻节目，而电视“艺术聚点”频道也可播映方言戏曲和电影，有线电视则可播映一些方言节目。商家也可以售卖录制成光碟或录像带的方言电影和连续剧。政府在灵活处理方言节目的管制时，会确保这么做不会损害讲华语运动的成效。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高级政务部长许文远当时在国会回答议员对放宽方言节目的询问时说：“我们在讲华语运动方面取得的成果并非永不会倒退，那是个有如推石上山的艰巨任务，我们成功地把石头推上了山，如今却有人要求暂时把手放开，去听以方言演唱的山歌。要是每人都这么做，石头马上会滚下山来。我奉劝本地华人要三思。”他的线日，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领导的华文节目咨询委员会也在发布的报告书中，再度建议政府在限制公共电视台播映方言节目时，采取较灵活的方式处理，毕竟方言是中华文化里丰富的一环。

　　王赓武说：“这二三十年来，讲华语运动推行得相当成功，一般学生都会讲华语，也会看华文，基础已打好。在这环境下，如果还坚持完全不用方言，可能没必要。与其继续假设我们32年前的想法是正确的（指方言干扰华语的学习），不如研究这几十年来到底取得了什么成果。”他的说法跟郭振羽所提出的适度放宽方言节目限制的建议，理由一致。他们都认为讲华语运动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所以吁请政府在不影响讲华语运动的前提下，重新检讨公共电视台播映方言节目的限制。

　　对两位学者的呼吁，我们当时并没有接纳。然而，不久因为毒肆虐，为了告诉不懂英语、华语，只讲方言的长者，究竟什么是萨斯，萨斯怎样严重，怎样预防，怎样面对病毒，什么是隔离令等等，我们立刻采取了请艺人为方言亲善大使，用福建话、海南话、潮州话、广东话等四种方言，以轻松的方式在电视上传达抵抗萨斯信息的做法。我们的部长也参与了以方言向长者讲解预防萨斯之道。

　　这是自1981年电视台全面淘汰方言节目后，电视上首次出现方言节目。这样做，自然又引起一些民众的不满。一篇写给报章的评论说，政府这样做让人感觉“方言像是被假释了一般”，它们重新进入公共电视节目的声像空间，成为宣传短片和解说节目的语言媒介，他认为这充分表现了政府缺乏原则的实用主义。

　　6月10日我们在回复这名读者的信上说：“政府用方言把至关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年长的新加坡华人的做法经常出现。例如，新传媒电台曾以方言广告，向年长的新加坡华人解释公积金填补计划。之后，在发生了一连串以老人为目标的电梯抢劫案后，丽的呼声’也以方言播放防止罪案信息。因此，在萨斯危机时刻使用方言，并非缺乏原则。事实上，这正提醒我们华人使用一种共同语言（华语）的急迫性，而不是不同方言的重要性。”

　　即便到了2009年，南洋理工大学语言学与双语研究部代主任黄美清博士，还在南大举行的语言学研讨会上说：“虽然新加坡人还能掌握多种语言，但在40年前，我们的用语更加多元化。年轻孩童现在已经不懂得使用其中的一些语言了，只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就出现这种情况。正当许多语言面对消亡的危险时，如肯尽力保留现存的语言并加以创造，还是有希望的。”

　　我的首席私人秘书徐芳达立刻作出回应指出：“人们更常使用一种语言，意味着只有更少时间学习其他语言。一个人学习多种语言，要能达到相同高度的流利地步，难度就更大了。尽管一些有语言天分的人可以掌握多种语言，但新加坡超过50年推行双语教育政策的经验，却显示大多数新加坡人很难同时应付华文和英文这两个语系不同的语言，这是政府不鼓励新加坡人再使用方言的原因。过去几十年政府推行双语政策已取得进展，许多新加坡人现在都能很流利地讲华语和英语。任何一个新加坡机构或是南大提倡学习方言，必然会损害新加坡人对华文和英文的学习，这是愚蠢的建议。这也是政府在1979年后，在电视和电台停止播出方言节目的原因。为了不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当时的李光耀总理也停止以福建线年以来便因不断使用而讲得很流利的一种方言。”

　　针对方言的问题，前国会议员吴俊刚说得好。他说：“继续贯彻或加强双语政策，并不会妨碍那些对语言有特别天赋或兴趣的国人，去学习中英文乏外的第三甚至更多种语文，包括各种华族方言。但放眼世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华语的未来，而不是方言的过去。”

　　是的，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华语的未来，而不是方言的过去。全世界每天有无数的语言和方言在消失中，方言在新加坡逐渐消失，那是不足惜的。我们同时不能放宽方言节目，否则便会发出错误的信号，让国人误以为政府已经改变了以华语作为全国华人共同语的政策。

　　讲华语运动32年后，面对最大的挑战已经不是方言，而是新加坡普遍讲英语的趋势。我在讲华语运动30周年的开幕式上，举了教育部在小一新生登记入学时所做的调查，发现讲华语的家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便一直减少，到了2009年只剩下约40%的家庭仍以华语作为主要用语，而讲英语的家庭却从1990年的26%增至2010年的60%。

　　我说，随着越来越多家庭讲英语，要学好华语就成了大问题。所以，今天讲华语运动所面对的主要挑战并不是华语与方言的抗争，而是扭转华人家庭讲英语的趋势。我鼓励华人家庭，从小跟孩子说华语，孩子长大了，到学校自然能把英文学好。美国华裔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从小在家说华语的华裔子弟，长大到学校学华文很容易。从小在家不说华语的，长大学华文，其困难度，就跟白人没有两样。所以，我建议华族父母，从小跟孩子说华语，不要给他们可以说英语或华语的选择。家长现在虽然一时还不能接受我的建议，但是他们迟早会发现我的话是对的。我自己也是读到这个调查研究，才了解真相。

　　我希望家长明白先学华文再学英文比较容易，先学英文再学华文比较困难，这个次序不要颠倒，我希望家长最好从小和孩子说华语。现在的困难是怎样让家长明白，让家长从小跟孩子说华语，以便让他们以后有优势。我们没有办法强制家长在家和孩子说华语，只能告诉他们，在家只讲英语，对孩子是不利的，因为新加坡已经是个讲英语的环境，他们以后一定能把英文学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只能把事实告诉他们，不断重复告诉他们。从前我们积极学好英文，是为了争取奖学金升读大学，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同时把华文学好，我们要告诉他们怎样帮助孩子掌握华文。

　　世界环境的急剧改变，使得华语和英语成为现代人必要的沟通工具。懂得英文，可在英语系社会及发达国家挥洒自如，懂得华语则可以和崛起的中国联系。英语既是世界上最通行的语言，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工作语言，所以非学好不可。至于华语，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语文，不但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国13亿多人口的通行语言。因此，如果孩子能够学好华英双语，必对他们的前途大有裨益。

　　讲华语运动32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两个明显的发展趋势。一个是华语已经在家庭中取代了方言，这是华语运动取得成功的最具体说明。我必须向作出牺牲的老一辈华人表示感激，是他们的合作，才使华语成功取代方言。另一个趋势则是英语作为家庭用语已经迅速超越华语，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也是讲华语运动接下来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回顾讲华语运动32年，我们集中了全国人民的力量，以灵活的、一致的、坚定的意志力来推展。这是个改变和重塑整个社群语言环境的浩大工程，它牵涉到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是如此的复杂，它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辛的。当初不少人质疑政府出面推广华语的做法，直到后来中国经济起飞，讲华语到中国发展能占尽优势，全球掀起学习华语热潮的时候，很多人又称赞政府高瞻远瞩，能领导潮流了。

　　32年后，这个运动的确已被很多人评为是新加坡最成功的社会与教育运动。它要求人们不讲方言，减少方言对学习语文的干扰，也可说已经成功达到目的。有人问我预见到了这个运动能持续这么久吗？我说，我有这个准备，因为这是一个改变整个社群语言环境的浩大工程，它不仅仅是教1000人华文的小事。中国没有崛起的话，也许受英文教育那一群的学生和家长还不乐意讲华语，他们认为是浪费时间。直到中国经济崛起，向新加坡英文教育者证明通晓华语是有经济价值的，他们才知道学习华语的重要性。

　　新加坡在少了方言的干扰下，至少现在是个讲华语能走得通的社会，到中国去，也能走出福建广东，靠华语走遍大江南北。由于能说流利华语的关系，新加坡两所大学为中国高官开办的市长班也开得成了。

　　讲华语对新加坡人已经有了特殊的吸引力，新加坡人从中国移民和电视节目中看到中国崛起。观赏中国建国60周年国庆大阅兵，他们明白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语文，谁忽视，谁就是傻瓜。事实上，32年前，我只想着华语是明天世界的语言，还没有想到后来我们会和中国有这么多商业来往。当时邻国对我们曾有很深的误解，其实只要英文继续是新加坡学校的第一语文，无论新加坡人说多少华语，英语永远会比华语更重要。我们的小学教学70%的时间用英语，中学教学80%的时间用英语，大学教学100%用英语，这是不会变的。即便我们自己的异族同胞，马来人、印度人和欧亚人，当时也以为新加坡会变成一个讲华语的社会，这是错误的。当时我虽然说了很多，他们仍然存疑，直到现在，他们才明白在新加坡可以说多少华语都不要紧，碰到生存问题，却是非要说英语不可的。

　　32年后，我们已经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环境，从多方言改成说华语的环境，新加坡讲华语的风气已经不能逆转，新加坡的语言环境已经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还有人要保留方言，那就请便吧，单靠方言是走不远的，因为整个社群已经说华语了，还能跟谁说方言呢？跟小贩中心的老人家说吗？跟同学说吗？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方言群，还能说得通吗？最后，没有办法，还是要说华语。现在市面上虽然可以买到很多闽南话和广东话电影的影碟，老人家喜欢看，也许年轻人也看，他们懂得一点点，这不要紧。看了这些方言电影，他们会说回方言吗？不会的。除了跟家人，他们能跟谁说？再加上现在新加坡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进来，方言值不值得保存的问题更明显了。当13亿多中国人都说华语，我们还保留方言有什么用？

　　新加坡人会埋怨听不懂中国人说的普通话，我说，中国人说的是标准华语，是全世界人能听懂的话，新加坡人要好好地学，不要结结巴巴地说着词语乱掺在一起、没有人能听懂的新加坡式华语。

　　但是对有意到中国投资做生意的人，我必须提醒他们认清一个事实：就算你曾在北京或上海的大学读书，普通话说得和中国人一样好，对中国文化了若指掌，但是如果英文不够好，不能了解西方的话，对中国来说，是没有用的。华文好的，熟悉中华文化的，中国有超过13亿人之多。新加坡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和工作语文，习惯与说英语的西方世界和东南亚国家交往，中国才需要这样的新加坡一既能讲流利的华语和熟悉中国文化，又能引导他们去认识说英语的西方发达世界和东南亚国家。用中国人的话说是“牵着中国人的手，走向世界”。

　　因此，华族继续维持讲华语的家庭环境，才是最符合我国未来利益的。懂得双语的家长应该跟他们的孩子多讲华语，他们无须担心孩子学不好英文，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在学校里接触英文的时间会越来越多。华语是我们要永远关注的重点，但不是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