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世界了望塔在真人秀《全美超模大赛》中，模特泰拉·班克斯要求参赛者将表情带入眼神呈现，即“用眼睛微笑”（smizing）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4年第8期，责任编辑小野，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时尚在本质上呈现为一种持续变动的风格创新体系，模特在这样的美学观念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是时尚图像的有机构成部分，又是流行风格得以有效塑造的能动者。对于美学市场而言，模特外形是基于身体的文化产品，理想化的审美标准与“颜值”重塑由此嵌入以身体资本为核心的时尚网络之中。作为审美劳动者的模特，通常需要在颜值的生成背后展开一系列形象管理和情感整饰，以实现对身体、个性、情绪等因素的综合把控。与此同时，媒体时尚与商业时尚的类型区分以及相应的价格机制，也始终影响着对模特审美价值的界定与评判。颜值展现了诸多时尚类型不断协商和博弈的结果，是“把关人”群体遵循时尚惯例的复杂产物。对颜值的理论考察以经济和文化的互动为线索，阐明审美特性在时尚体系中获取价值的方式，从而凸显美学市场的运作逻辑与模特审美劳动的特殊性。

　　审美价值的本质问题始终是艺术研究的核心之一。时尚以具身化的方式展现了多元叠合的审美文化实践，从而凸显了美学市场的特殊性以及身体展演（display）的重要意义。模特的外形持续经受着相对严格的视觉检阅与外观评估，其价值和声望也在文化网络中不断流动和再造。那么，外形究竟是个体的天生优势，还是被成功打造出来的商品？为什么某位模特的外形比其他模特更具价值？衡量价值的标准又是由谁制定的？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时尚行业内部复杂的文化生产及关系运作。外形是文化经济的某种特定表现形式，外形价值及衡量标准的波动性，使得审美价值的生成方式、文化与经济的交织互动构成研究的关键线索。大众文化时常谑称“颜值即正义”，“颜值”（level of appearance）这一术语意味着以客体化的方式对外形展开测量与比较。颜值及其文化生产对风格演替与时尚运作的双重指涉，决定了美学市场的特殊性。在这一意义上，时尚界的颜值决策表现为审美品质在美学市场中获取价值的过程，它往往由模特、经纪人和客户共同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和地位秩序又以惯例的形式重塑着集体趣味，其核心问题表现为审美价值如何在经济行为中由行动者构建，或经济价值如何在文化网络中得以缝合。

　　时尚的价值研究与美学市场的变动特性密切相关，市场通常蕴含着文化与经济逻辑有机结合的特殊属性。相较于抽象机制的界定，时尚的美学阐释更接近以艺术社会学方式展开的美学经济研究，即聚焦于品味及其特质如何在美学市场中获取价值这一关键议题[1]。价值的产生与实现，取决于对“流行”本身的界定——时尚“把关人”（gate keeper）如何“以貌取人”以及模特何以“脱颖而出”，这关系到审美价值如何被纳入经济范畴的计算、品味如何被制造等问题，亦即如何从文化的角度构建经济，二者的边界问题并非局限于理论上的预先框定，而是转换为对边界如何形成、框架如何搭建等分支议题的考察。研究者将以此作为研究的真正起点。其中，美学经济的特殊性体现为时尚体系与品味更迭的密切关系，审美价值判断始终处于经济计算的中心。这一方面极为鲜明地展现了品味的变动逻辑，另一方面也促使模特视颜值为经济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进一步凸显了计算形式的微妙性与多样性。而这种计算形式，又反过来体现了审美属性与美学市场的复杂与波动。

　　乔安妮·恩特威斯尔：《时尚的美学经济：服装和模特业的市场和价值》，王婧倩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年版

　　时尚的审美感知往往展现为以具身形式锚定的风格特性及感性体验。审美判断的集体性质表明，品味的公共性本质上源于分层空间的社会化过程，既定的实践网络共同塑造了文化生产中的审美趣味。因此，文化生产视角更加侧重对美学市场的社会影响及具体效应的考察，尤其是对把关人群体的地位影响研究。时尚生产的特性在于意义远大于功能，故而，模特外形的社会影响力通过怎样的机制被传递，社会网络又如何在持续变动的语境中形成审美判断，均构成时尚逻辑运作的核心。在这一意义上，考察时尚圈的文化构造，需要以“深描”的方法重返抽象的经济学议题，呈现市场内部诸多层面的意义及其建构过程。这一过程既涉及文化中介者（cultural intermediaries）对时尚审美的转译与换算，也关系到异质性的计算方式如何在模特的审美劳动（aesthetic labor）中得以体现。

　　审美与趣味的变动并不局限于客体的抽象属性，而是更多指向审美现象得以传达的方式或进程。本雅明在关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经典论述中表明，19世纪末以来，艺术的生产、复制及感知逐渐以公共性的形式展开，最终引发了品味的工业化转向。这无疑构成了非物质劳动及其再生产形式的重要基础，其核心意义在于，审美品味的符号化与非生产性已逐步转变为经济消费模型，品味借助既定的审美判断不断被比较、分级和精致化，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审美趣味的波动性以及潮流周期的短暂性。这一趋势对审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一种商品之所以销声匿迹，那是因为另一种商品取代了它的地位、满足了同样的需求，或者是由于它满足的需求已经时过境迁，变化的时尚或风俗已经把它压抑住了。这样的变化不仅可以用反感或反对欲望的传播来解释，还可以用新的品味或原理来解释。[2]

　　时尚在变换、创造和调节品味的同时，最大程度地突出了审美趣味的可塑性和易变性，并使得时尚产品成为非物质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尽管品味价值及其经济效应不受经济合理性的直接支配，但这一现象反而构成了审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因。这一方面关系到价值生产空间的既定界限和必要机制，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商业生产中的对抗式关系。这种“异常”状态本质上依赖于普遍规则的差异化以及对传统因素的重组，因为“愉悦感与熟悉形式相关，熟悉感来自于消费的重复，这种重复并非完全一致的重复，确切地来说是不断涌现差异的重复”[3]。换言之，时尚工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开发出一种能够驯化品味与风格的性能，其根本矛盾在于任何品味与风格都必须借助经济形式化的处理，这与审美资本主义逻辑既相关又对抗。品味的不规则性时刻挑战着审美资本主义的运作，因为经济与市场对大众消费的迎合将最终导致品味趋同；但品味自身又旨在实现审美与差异，这既是物质性生产环节的直接诉求，又是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迫切需要。

　　正是这种既要“商业”又要“前沿”的特殊行业性质，致使时尚模特需要面对大量无法预估的因素，问题的关键并非颜值是否经历了商品化，而是其如何经历商品化。模特外形既是文化产品又是符号对象，因此其美学特质不再单纯局限于颜值的客体属性，而是取决于创造进程中隐含的增值与修饰。模特工作本质上体现了自由职业的显著特征，即时尚行业中审美劳动力的特殊性质[4]。这种高度动荡性体现在：

　　如果一个市场的指导逻辑强调独特性、创新性与创造力，那么当前的（时尚——引者注）惯例将受到远超于大多数市场变化速度的影响；这就像在看一段“快进”的视频。[5]

　　这样的行业性质也催生出了“自由式”审美劳动，它是互动式服务领域对“风格化劳动需求上升的典型”，因此需要寻找并训练出讨喜的性格和俊俏的外表[6]。在劳动力市场中，模特行业是向自由职业模式和审美劳动力转变的典型。这种审美劳动同时也是后福特主义的重要表征，即从侧重功用的外向型经济逐渐过渡为基于审美的内向型经济，转变的关键在于突破市场饱和的障碍。其中，风格与趣味的循环构成了产品更新换代的理由，这与后工业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后工业经济的诸多特征都在非物质生产的经典形式中得以突出体现，其特殊逻辑在于，劳动者需要在经济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愉悦感和实现自我认同，工作由此既决定社会身份，又构成对它的表征。概言之，非物质劳动本质上是一种重新建构生产-消费的“社会关系”，它使得物质生产所“隐藏”的东西显现，即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首先生产资本关系。对于时尚模特而言，其职业的本质是新经济（new economy）中的非稳定工作形式，它“是社会的内在组成部分，并通过合作的劳动形式创造社会关系”，其中“生活和生产往往无法区分。只要生活趋向于完全由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来投资，社会生活本身就将变为生产机器”[7]。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在这种趋势下，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将转化为一种生产力量，审美体验的复数形式将时刻处于被唤醒的状态。模特并非以超出生存所需劳动时间的形式、而是以情感联系的方式产生剩余价值，他们在效仿当代消费的同时，也在相应地调节身体形态，这种建构性的群体“生活方式”反向塑造了后工业经济中的重要角色[8]。因此，模特行业巨大的不确定性对模特的身份叙述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工作惯例对审美标准的强化，甚至意味着模特需要以身心受损为代价（如过度节食）来获取和维持行业工作。成功的责任往往落在有进取心的个体模特身上，他们以审美劳动的形式有效管理身体和自我形象，如良好的沟通能力、优雅的举止与严格的塑形等。这也意味着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变得相互交织、难以区分，以自我规训为主的身材管理同样成为无边界工作日的一部分。模特的特殊劳动性质表明，“娱乐时间不再是工作时间的释放；它是工作时间的必要补充，并依赖于持续的自我推销”[9]。

　　换言之，模特工作始终包含着外在形象传递的情感，它需要模特理解和“转译”行业中极为模糊且高度不稳定的诉求。这种非物质劳动一方面表明了时尚模特及其劳动结构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受形象驱动的审美资本主义之总体特征[10]。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以“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概念表述了这一情形：

　　在从事着这种体力和心理劳动的过程中，她还在做着其他的事情，我称之为“情感劳动”的事情。这种劳动，要求一个人为了保持恰当的表情而诱发或抑制自己的感受，以在他人身上产生适宜的心理状态……这种劳动要求意识（mind）与感受（feeling）之间的相互协调，有时还要利用自我的某种来源，即我们视作自身个性的深层且必要的部分。[11]

　　霍克希尔德随后指出，人们会通过对情感的整饰创造出某种公开可见的面部展演和身体展演。情感劳动是为某种报酬出售的，因而具备交换价值。“情感整饰”（emotion management）构成“情感劳动”的同义词[12]。在展示时装时，模特们通常要微笑、噘嘴，试图看起来快乐或满足，即大众熟知的“表情管理”。比如，在真人秀《全美超模大赛》（America’s Next Top Model）中，模特泰拉·班克斯要求参赛者将表情带入眼神呈现，即“用眼睛微笑”（smizing）。换言之，模特在保持时髦感的同时还要拥有更具表现力的情感，这正是模特身体展演的惯例。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传统资本主义逻辑中的“社会化/意识形态机制”已经开始转变为调节情感流动的过程，从而促使身体展演再次激发资本生产机制的运作[13]。那么，情感整饰究竟如何体现时尚规则对情感运作的抑制或凸显？其本质是否在于实现私人的情感规训与公共的感受形式之间的互动与转化？

　　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鹏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欧文·戈夫曼在其经典的“自我呈现”理论中暗示，日常生活中的外表是作为掌控情感的表层而发挥作用的[14]。感觉管理始终以社会形式进入公众视野，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审美劳动者的潜在感觉与业内非正式规则之间的对抗。对模特而言，以身体为基准的审美劳动充当了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habitus），这种述行性知识以隐而不显的形式发挥作用，并最终在身体经验中得以呈现[15]。时尚惯习以时髦感和辨识度为特征，以具身形式再现时尚资本，并通过捕获、复制模式化的风格举止来彰显场域中的时尚权力，亦即象征性资本的累积与整合。其中的身体展演促使时尚资本附着于身体，以形成一种基于述行性的重复演绎。鉴于惯习形塑了身体气质的持久状态，并以此建构了存在与行为的根本方式，因而它最终使得布尔迪厄克服了社会理论传统中能动性与结构二分法的理论缺陷，其原理在于，这种结构性的倾向体系既产生于实践，又以实用为导向，因而最大程度地具象化了身体在行动场域中的运作。

　　在情感劳动的前提下，被策略化的“个性”同样是模特工作的重心之一，“好的”模特通常被时尚经纪人描述为兼具颜值与“个性”。对模特而言，如何维持或挑战“自我感”（sense of self），实则反映了如何理解“个性”与自我之间的张力。自19世纪开始，“被建构的自我”与“本真自我”的辩证关系日渐凸显，从而导致“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16]。“本真自我”开始以景观的方式发生演变：在公共空间中，自我与他人维持着一段安全距离，以实现陌生人之间的匿名性。反身性的自我涉及的正是对于个性、身体与外表之关系的重新考量。作为理想的本真性必然包含着自我意识的悖论，这一悖论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得到了极为突出的体现，它将“自然”置于社会和文化之上予以优先考虑，以此摒弃了矫揉造作的浮夸趣味。浪漫主义重新发现了自我，并催生出19世纪以来的个人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外形成为明确揭示“另一种”自我的符号，甚至是对“伪装”这一现代动机的个性化体现。

　　然而，时尚体系的特性在于它以市场的形式侵入了模特定义自身的方式。模特以身体与个性为基点，打造出符合受众需求的颜值，这意味着通过持续不断的自我管理与情感劳动，生成一种涵盖身体、自我与个性的多元时尚主体。个性在此处成为一种策略性存在，因为它可以在同质化的外形中产生鲜明的差异性和辨识度。因此，如果说对颜值的改造仅仅涉及模特的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那么对个性的再造则关乎模特的深层扮演（deep acting），后者意味着一种更令人信服的“真实自我”，它使模特通过深层伪装暗示自身的想象和感受，进而形塑自我、魅惑他人。在情感整饰的前提下，模特以表演的方式建构了行业内部的“情感惯例”（emotional convention），其本质在于呈现一种隐蔽的自我定位，以展现对时尚界的欲望、理解与预期。这种从属于商业逻辑的情感整饰也必然涉及权力的分配机制，即外形的分类与价格机制的形成。

　　时尚界在执行和营销颜值的资源配置之外，还时刻遵循着一套复杂的定义机制。与模特相关的美学诉求不再是固定且抽象的审美属性，而是充当着持续变动的社会过程与关系网络的结果。基于外形的运作机制将引发时尚界能动者对价格意义的不同理解，这既涉及模特市场的特定结构，又关系着行业内不同交易群体的立场与利益。此处对颜值的定价机制，接近于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赢家通吃”原则：以艺术市场为特征的时尚圈收入分布，会导致少数处于金字塔顶端的超级明星集中获得金钱与声誉，与此同时，却仍有大量模特收入堪忧。这种极度倾斜的分布实质上是外形价值的市场匹配问题，它一方面展现了复杂的市场运营机制及其运作逻辑，另一方面也涵盖了与社会情境密切相关的文化价值和审美标准。

　　模特市场本质上是一种高度仪式化的社会互动，圈内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产生、维系、瓦解等诸多环节，都蕴含着相应的社会进程。价格在单纯的经济含义之外，还具备隐晦的符号意义。在艺术社会学的意义上，这意味着文化对市场行动者的框定及赋能：它不仅为经济主体和行动者形塑了社会关系，而且由此构建了商品的语境。这里的“文化”基于某种关系化的解释，指的是模特、设计师、时尚经纪人等群体根据既定文化所共同塑造的经济世界。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 Zelizer）以“商业回路”（circuits of commerce）概念描述经济活动中极为密集的交换模式，进而聚焦于人们创造、维持和改变社会关系的具体过程：

　　每个独特的社会圈都包含了诸多不同的理解、实践、信息、义务、权利、象征和交换媒介。我以传统的方式称之为“商业回路”，在这里，商业意味着对话、交流、交往和相互塑造。它们的范围涵盖了从最私密到最广泛的社会交往。[17]

　　与传统意义上的“网络”（network）概念不同，此处的“回路”具备一系列新的特征。首先，它们包括动态的、有意义的、不断协商的场所间交互，这些场所包括个人、家庭、组织或其他社会实体。其次，除了动态关系外，它们还涵盖了独特的媒介以及有组织的、在场所间进行的转移（如礼物或补偿）。因此，模特市场的社会结构可被视作由模特、经纪人、客户等文化中介者共同构建的密集网络，生产者们所处的每个社会网络都对应于某种特定的“回路”，以此生成界定时尚的不同形式与标准。“回路”意味着商品流通中非线性、多维化的运作方式，它以互动而非单向的形式凸显节点之间的关联度和流动性。事实上，融入价值回路的参与者以其特有的方式重塑了媒介，并以此区分和构建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18]。在时尚圈中，媒体时尚（editorial fashion）与商业时尚（commercial fashion）以不同的方式定义颜值的标准及地位意识，其中的匹配方式又与时尚等级层次的划分相对应[19]。对此，经纪人必须将主观的、不可量化的颜值对应于客观的、以价格为依托的分级机制与客户诉求。这一过程也实现了从抽象的审美判断到实际的经济价值的转换，媒体时尚和商业时尚以此构成价值回路的不同表现形式与衡量标准。价格悬置于“意义之网”（web of meanings）和多重价值回路之中，价格机制不仅充当着时尚网络中重要的资源配置系统，而且扮演着与语言类似的符号交流角色，从而向不同的群体呈现不同的含义[20]。

　　正如马塞尔·莫斯所观察到的，魔术的问题与其说要知晓魔术师的具体属性，甚至魔术的操作及表现形式，不如说是要发现集体信念的基础，抑或更准确地说，是集体误读的基础，这些集体信念是由集体产生和维持的，这正是魔术师的力量来源。[21]

　　对于定价体系而言，这两种时尚类型通过不同的价格分级实现了时尚权力机制的建构与细分。这类似于布尔迪厄关于先锋与传统圈层的阐述。他认为这在本质上是两种社会阶层的冲突，前者拥有较多的文化权力和较少的经济资本，后者则相反，二者分别对应于在等级制中分化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在具体形式上，二者的张力体现为“两种美学形式的冲突”[23]。从表面上看，媒体时尚与商业时尚的区分是类型划分的结果，但更深层的隐含假设在于，它们遵循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商业模式和看似矛盾的逻辑——艺术的逻辑和经济的逻辑，即对其展开的价值判断并不直接关乎经济利益，而是关系到成功究竟是基于长期意义还是短期意义。实际上，这与符号商品经济的最终驱动力（经济利益）并不矛盾，因为媒体模特短期内所拒绝的经济激励，很可能会为其带来长期的象征资本积累，从而意味着更高的声誉或收入。

　　文化场域中的行动者充当着社会-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用最大化者，其行动通常在无意识中受到资本利益的驱动。符号资本在此处被定义为一种经济资本，其本质在于供需之间的时间差。对于这种“经济世界的颠覆”而言，符号资本实则处于“经济上被统治但象征上占统治地位的一极”[24]。这也由此引发了艺术与商业之间的经典悖论——对于任何文化产品来说，规模的扩大和受众的增加都会使其遭遇艺术声望每况愈下的困境。故而，媒体时尚在布尔迪厄的理论中既是“经济世界的颠覆”，也是“美丽世界的颠覆”（beauty world reversed）[25]。主流审美标准下的商业外形在大众眼里可能是赢家，但在真正的文化场域中却是输家。对于模特来说，基于颜值的商业交易持续嵌入文化计算的复杂体系之中，而价格的重要功能恰恰在于生成分级机制并划定美学类型。价格机制横跨参与群体的诸多层面，从而形构了整个时尚界的运作秩序。价格是利益权衡和妥协的产物，其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因为价格参与了群体内部的博弈过程，而相应的规则与惯例却往往经由行业默许，亦即价格信号最终依赖于行业内部的意义获取。

　　时尚体系中的把关人群体构成了时尚模特界的“品味制造者”，他们共同参与对颜值的塑造，以此制定应对行业不确定性及其固有风险的战略。阿斯珀斯（Patrik Aspers）在对瑞典时尚摄影市场的研究中指出，时尚模特的外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内群体的选择和计算，因为他们对品味的挑选、调整和协商将重新创造时尚潮流，他们以把关人的身份为模特群体提供认可和权威[26]。不过，关键并非在于对把关人展开身份分析，而在于过程分析，即美学市场的计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合理性，颜值因素又如何被纳入复杂的文化网络并被计算。对于把关人这一行动者角色，社会学家卡龙（Michel Callon）指出：“行动者网络是通过结构来计算的，因为它是根据组合、关联、关系和定位策略进行分析的。行动者具有计算性，因为行动只能以计算性的形式得以体现。”[27]把关人的计算旨在赋予颜值以意义，从而使之以“文化”示人，亦即在特定的时间点（如时尚流行季）通过特定的经济行为，建构审美观念并重塑时尚的美学品质。此处的学术化经济模型显然与日常经济互动中的市场模型存在一定差异，前者始终隐含着对审美权威的争夺，以及时尚品味合法性和话语权的博弈。这表明模特市场中的交易与价格不仅是一种经济事实，更是一种社会事实。对于如何更好地定义经济价值，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价值从来都不是物的固有属性，而是主体对物的一种判断。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不仅在于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s），而且在于价值的交换（exchange of values）”[28]。

　　因此，需要对价格研究和定价研究予以区分。价格仅仅是定价过程的最终产物，而蕴含其中的决策过程才真正决定了颜值定价的本质。这进而关系到商品与产品的差异，前者意味着经济生产中最终得以固定的属性，后者却更多指向生产及消费的过程，并带有经济主体对其塑造的痕迹。作为文化中介者的经纪人群体充当了时尚链条中的关键节点，该群体扮演的把关人角色以惯例的形式展现了流行体系内多元化、异质性的美学知识被转译的结果，即知识不再是静态固定的实体，而是动态交织的变量。这样的区分也时刻彰显着生产与消费环节的半渗透性，以及中介者的能动性与时尚产品特性彼此嵌入、互动与转化的特殊机制。基于共享形式的惯例能够让美学市场的参与者协调互动，以建构彼此信任的良性关系。以颜值为核心的讲述，只有在时尚行动者网络及构成关系、共享惯例等情境下才具备特定的意义。在媒体时尚和商业时尚中，惯例直接关系到角色间的社会影响、关系划分和共同约定，使他们在颜值的价值决策上达成共识，以制定不同时尚类型的“合理”价格。

　　此外，影响模特收入的关键因素还包括对威望的界定，因为名声或“走红”在本质上正是共识的产物。而最好的经纪公司可以在作为Y轴的“获利能力”和作为X轴的“名望”之间画出一条直线，两极之间的摆动象征着审美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张力关系[29]。对于模特群体而言，惯例表现为这样的共时性规律：自身的声誉和经验值越高，模特在时尚圈的口碑和卖点就越好。惯例为模特价格机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故而作为圈内人共享的、理解定价与营销的正当有效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它在这一意义上也被视为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实践知识（knowing in action）的一种形式，类似于布尔迪厄所谓的“惯习”，以无意识的具身化为本质特征。这在时尚模特界通常被形容为“感觉”或“眼光”，用以建构一种不同于编码知识的感性认知，亦即默会的审美感知。与意义创造的客观知识不同，意会知识表现为以敏锐性和直观性为特征的非认知能力，进而在模特群体中以穿着、仪态等时尚惯习体现出来。

　　时尚领域结构（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第54页。文字表述及相关参数略有改动）

　　这种无形的知识与经验也挑战着传统经济知识的理性特质，展示出复杂编码背后的微观实践：意会知识不再是一种有待掌握的属性，而是以身体为核心的感官知觉与美学表达。作为意会知识的典型形式，惯例的经济理性在于它极大地简化了时尚诸群体的议价决策，并在经纪人与客户之间创造了对颜值的共同理解。惯例的这种运作机制还渗透着权力操纵，具体表现为对性别、肤色和种族的操演及强化，以及对“赢家通吃”原则的驱动与模仿。比如，模特经纪人通常倾向于选择白人模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惯例的持久性，促使模特身体的展示意义与市场惯例形成某种“捆绑”。此外，它还使得以性别和种族为主导的文化规范在市场上形成巨大的权力投射，进而影响模特价格的协商与议定。通过选择与强化特定类型（如高、白、瘦）以及刻意营造的他者策略，颜值以身份炮制的方式重新嵌入了相应的视觉图像。

　　概言之，“看不见的”市场原则掩盖了筛选偏好的合理性，共享的文化生产及价值观念持续重复和强化既定的惯例，并在默契的运作中生成错综复杂的霸权机制。通过合作网络之间的协调，惯例一方面使共同活动得以可能，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品味自身的运作形式，继而引发新的权力问题。尽管时装模特经纪人认为他们对模特的选择是基于品味或个人偏好，但其本质仍是由社交网络中的信息共享形式决定的，并主要借助“选择”机制予以实现。经纪人充当着时尚供求关系链的重要连接者，他们发现并重塑了模特的颜值，以促成相应的审美与经济价值的传播。这样的把关人身份还综合了时尚审美与资本的双重逻辑，进一步强化模特外形的商品化与定量化特征，最终导向模特等级的确立和名声的生成。与前文所描述的媒体时尚与商业时尚相对应，媒体经纪人与商业经纪人对外形的界定迥然有别，在不同的圈子中，同一位模特很可能遭遇截然相反的评价和待遇。媒体经纪人倾向于有辨识度的、前卫时髦的外形，商业经纪人则倾向于选择公式化的、能够引发共识的经典外形。其中，媒体经纪人更接近时尚的终极任务——追寻独特与新奇，持续地预言、改写和阐释审美趣味。

　　通过将价格嵌入不同的市场叙事和时尚逻辑，经纪人得以在不同的价格类型和定价策略之间做出定性区分。既然模特的供求关系及价值定义在很大程度上由经纪人决定，那么经纪人自然被置于一种隐性的施惠者地位：他们通常从大量的同质化样本中筛选出特定的颜值类型，以此对其审美和市场意义展开重新定义。在具体操作层面上，经纪人往往会对关键的定价决策进行“试水”——先将尚未进入交易市场的模特推荐给小客户，以便为后期的议价提供参考。但这一试错过程也充满风险，因为一旦失败，经纪人也将承担“沉没成本”。此外，模特的身价能否提升取决于三种不同的规则：需求规则、时间规则和声誉规则，三者分别对应于市场需求度、资历以及认可度等因素[30]。时尚经纪人的日常操作需要根据模特的不同情况权衡这些因素，以遵循时尚圈的逻辑与原则。这种特定的技能与心态也被称为“情境知识”（contextual knowledge），即提取于共享经验空间的价值观与工作理念，以突出展现经济利益与艺术创造、声望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张力关系。这种美学信息的收集与转译，也意味着一套复杂的知识生成机制与传播策略。换言之，这不再只是时尚中介者对意会知识的掌握，更是对意会知识的捕捉、组织与整合，他们以此为颜值赋魅。蕴含其中的对立并非囿于商业时尚与媒体时尚的类型本身，而是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呈现出对于时尚“权威”这一核心要素的争夺。权威代表着更多的话语权、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品味，因为文化生产者始终倾向于将其权威转移至自身的利益之上，由此确立其观念的合法性并加之于人。此时，界限的转移被视作一种艺术行为，它声称艺术家垄断了对神圣与世俗界限的超越，并随之垄断了艺术分类的革命[31]。这也再次印证了媒体时尚与商业时尚的权威之争。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颜值本质上既是媒体时尚和商业时尚协商与博弈的结果，也是模特、经纪人、客户等群体的综合策略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颜值在整个美学市场的运作中持续经历着再造、增值和整饰，并关联于时尚圈中的经济决策与符号资本的形成。如何在主观的审美选择中实现客观的经济价值转换，构成了时尚市场的重要议题。“以貌取人”在这里成为自我规训与身体展演的终极目标，它依赖于时尚群体的资本交换与策略协商。美学经济并不局限于抽象的客体属性，而是作为社会化的实体，时刻发挥着朝向实践的潜能。在典型的二分法视角之外，经济活动本身显然已经以“文化”的方式嵌入市场运作和日常生活之中。颜值在模特市场中充当着特殊的符号转换结构，其价值意义及分支体系可能会依据市场行为的在场而重组，以构建为更复杂的媒介物。布尔迪厄意义上的“场域”“资本”“惯习”等概念，无疑再次印证了时尚模特界高度差异化、以关系地位和文化声望为导向的市场特征。换言之，颜值持续经历了审美价值在时尚网络中的创建、积累与转换，这也是述行性知识及其物质化的转换过程，它将在时尚体系中以审美判断的形式得以定位和流通。

　　时尚界对颜值的审美判断并非不言而喻，而是需要经过特定的选择与计算才能真正凸显，审美因素及其计算形式的多样性由此生动展现了模特市场自身的多样性。对于时尚惯例与行业规则而言，模特始终处于再造颜值的过程中，这一过程也必将伴随着对情感的私人整饰，即模特以审美劳动的形式限定并调整自身的外形与个性，从而规避千篇一律的审美指认。与此同时，媒体时尚和商业时尚的不同类型，又进一步细化了颜值的价值标准和等级层次，它们将无法量化的外形及审美评判转化为基于经济价值的价格分级机制，以将其纳入价值回路的不同表现形式之中。文化权力和经济资本的多寡同样构成这两种时尚逻辑的核心要素，这表明，价格正是基于权力结构的变化才会产生波动，因为价格指示了时尚模特群体内部的惯例运作与利益博弈。作为文化产品的颜值本质上表征了社会结构与权力表象，它以惯例的形式参与审美标准的制定与施行。因此，惯例运作意味着权力的渗入、强化与操纵，它将模特的身体资本纳入时尚市场及文化意义的协商进程，并为权威的争夺和颜值的议定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生产空间。

　　[1] 乔安妮·恩特威斯尔指出，“美学经济”概念指的是具有特殊美学品质的行业，亦即在特定的行业、组织或公司中，美学是生产特定商品和服务的关键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经济计算的核心。参见乔安妮·恩特威斯尔：《时尚的美学经济：服装和模特业的市场和价值》，王婧倩译，经济管理出版社2021年版，第60、62页。

　　[2] 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模仿律》，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3] 奥利维耶·阿苏利：《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黄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

　　[6][25] 阿什利·米尔斯：《美丽的标价：模特行业的规则》，张皓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3页，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