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二关河是指根据这三年国内这块的感染率，另外也参考全球其他国家人群的感染率。我们当时算的是你什么都不做了，完全任由感染，那手里资源肯定是不够的，还是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按照这样缓疫压峰的情况，把感染的人数包括需要住院的人数，能够给稍微拉得缓一些，缓一些我们医疗资源的供给就是够的

　　2022年12月上旬，不少城市开始出现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感染患者数量猛增，医院的发热门诊首先承压。据媒体报道，有的医院发热门诊人数激增10倍，一名医生一晚上最多接诊了150名患者。

　　我们当时预判到了老百姓发热就诊需求会增加，所以当时做的方案，首当其冲的是发热门诊，我们要求所有的医院都要开放发热门诊，尽可能地要满足这些发热患者的就诊需求。

　　按照应开尽开、应设尽设的原则，各级医疗机构开设发热门诊，同时，简化发热门诊的就诊流程，增加药品配备，提高发热门诊医疗服务效率。据统计，截至2022年12月25日，全国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超过1.6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的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超过4.1万个。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仅靠这些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的话，那肯定还是不够的。以北京为例，一方面是所有的发热门诊和发热诊室都要打开，另外，有体育馆、方舱医院也开设了临时的发热诊疗点，单纯是因为发热需要取药的话，到这些临时医疗点去购药，到这里去看十几分钟就可以。当时北京有一个统计数据，在一个区临时发热点接诊的发热患者数，比这个区里面所有三级医院的发热门诊接诊的发热患者数还要多，所以这样的话又分流掉了医院一部分压力。

　　根据病毒和疾病的特点和规律，往往是在第一周过去以后，第二周重症逐渐地开始出来。那么重症出来之后，这个时候面临着最大压力就是急诊了，当发热门诊需求往下走的时候，急诊的压力就开始显现了。急诊的压力显现，马上就是一系列连锁，最近大家看到的120需求大增，重症的床位、住院的床位，比如大家说一床难求。

　　记者：这个时候你们还是要摸家底，我有多少资源能够满足这个时候更加迫切的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其实从2022年12月初的时候，我们印发了方案，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扩容，要改造。我们要求像原先有综合ICU的，那么可能床位不够，要增加。另外，我们要求医院还要按照综合ICU等比例准备一些可转换的ICU，就是这些在重症资源快速增长，马上要达到临界值的时候，这些可转换的ICU就是要在24小时之内马上就能变成综合的ICU。

　　以北京朝阳医院为例，医院依托呼吸、急诊、重症医学科、心血管等专科优势，共开设综合救治病区15个，开放床位538张，其中危重症监护床位69张，全力收治新冠病毒感染急危重患者。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刚开始那会儿医务人员阳性多，医生、护士不够，作为医务人员我觉得也能充分体会到现在的疫情在吃紧。

　　记者：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打仗一样，我做好了人、武器装备，甚至粮草都准备好了，但是真到了战场上，你会发现面对的敌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这个时候这个仗怎么打？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我们就要求医院，要把所有的床位资源统筹起来，设备全院统筹、床位全院统筹、医务人员全院统筹。像发热门诊病人量多的时候，全院支援发热门诊去出发热门诊；现在急诊量大的时候，就要全院支援急诊。

　　急诊抢救室的床位要尽快周转起来不能够压床，所以进到急诊抢救室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的虽然床都是满的，但是一定不是同一拨病人，因为我们现在要求急诊留观抢救的这些要24小时清零收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也就是说你现在在急诊留观的这些人，在24小时之内必须要把他收到病房里面去，把急诊抢救的这些床位留出来给下一拨病人用。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24小时之内必须要清零收治，实际上现在很多医院已经不是24小时了，可能十几个小时就得腾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关口前移，如果我们只是被动地等，等都成了重症了，到医院里面来接，那我们三级医院的资源总有饱和的一天。所以现在我们也提出来，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年的一个经验，就是要关口前移，早干预、早治疗，能够防止轻症变重症。

　　为了做到关口前移，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要求，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辖区内的风险人群实施分级健康管理。

　　就是让社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把辖区内这些有高风险因素的人，先给摸排，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透析的、孕妇、儿童，评估他们的健康风险等级，根据不同的健康风险等级建立不同颜色的健康档案，分级来管理，红、黄、绿。红色就是危险因素最高的；黄色是中等水平；绿色是相对安全的。通过健康档案健康监测，能够对他们健康管理管起来。

　　记者：假如说高龄老人，七八十岁高龄老人他自己有基础病，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应当怎么做？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一旦出现红色的，这样的老年人我们要求马上转诊，直接到三级医院就诊，因为这个时候只有到三级医院才有可能把重症给降下来。

　　随着春节临近，我国即将迎来城乡之间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这势必会导致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因为农村地区地域宽广、人口庞大，但人均医疗资源有限，如何应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感染高峰，成为巨大的挑战。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经过三年了，大家都没有回家过年，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城市人流高峰涌向农村，回家过年探亲，所以我们更加担心农村的疫情。其实农村来讲最主要的是两点：一个是要保证药能够下去，而且供应的量一定要涵盖春运的时间段甚至还要长；再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一旦有重症的这些人要能够转上来，最起码能够转到县医院来救治。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一方面我们要求县里、乡里要组织车辆，要做好车辆的准备，一旦发生有病情变化需要转的话，能够有交通工具把他尽快地转到县医院里面来；另外，也发挥多年以来，我们形成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城市的这些优质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县医院。一方面是远程；一方面要派有经验的医务人员驻点在县医院，准备接这些重症的救治。

　　为了应对到来的新冠病毒感染高峰，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严阵以待，尽最大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也正是综合评估病毒变异、疫情形势和我国防控基础等因素，我国已具备将新冠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的基本条件。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网上舆情的反应，我觉得更多的反应还是说这个药，在早期发热的时候更多的是药的问题，是因为买不到药，拿不到药，我觉得这方面舆情是很多的。当时我们提出来的想法也是要给这些医疗机构包括基层的，包括二级以上医院的，药品一定要给配到位，要充足，结果到现实当中的情况是发热门诊、发热诊室开了，但是药品供应这一块出现了短缺，就是供不应求的局面。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像当时零售药店里面被抢购一空，老百姓首先囤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就是药品生产供应也是按照市场需求来提供的，所以一下子短时间内市场需求量一下子很大，但是产能和产量的提高是需要时间的。另外，其实包括企业，生产企业也面临人员感染减员的问题，所以多种因素导致，一度出现了药品短缺的问题。到现在重症上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还是老龄化，尤其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多，所以一下子出来这么多的重病人，大家都要到三级医院，尤其都要到这些三甲特别有名的三甲大医院，我们的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很大的基数都要到塔尖去看病，这个供需矛盾一定会特别突出。

　　快速传播，致使人群大面积感染，感染后所出现的各种病症，引发了不少人对于奥密克戎病毒新的担忧。

　　记者：这三年人们经过很长时间跟病毒打交道，渐渐知道病毒发展到奥密克戎尤其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有一些观点说它就是个大感冒，可能对身体伤害不大，但是现实世界里面，好像让我们对这个病毒对它的判断要重新审慎地看到底是不是这样？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我觉得过去三年大家为什么体会不深？过去三年用很多网友的话说：说国家和政府一直把大家严密地保护起来，尽可能减少感染的人，早期发现，切断传播途径，尤其把这些脆弱人群都保护了起来。现在由于这个病毒的毒力已经大大减弱了，它的传播力快了，短时间内感染的人多了，波及到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体状况条件的人都出现了感染，高热、嗓子痛、浑身疼，这是大家说得最多的症状。这些对于每个个体来讲肯定是很难受的，但是这些症状从临床上来讲，都是我们常见的疾病症状。作为医学上来讲分型，这些是属于典型轻型新冠患者，绝大多数的人群还是轻型表现。

　　2020年初，童朝晖作为中央指导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家赴武汉参加疫情防控工作，之后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月上旬，北京暴发疫情以来，他受北京市卫健委指派，一直在北京地坛医院和北京佑安医院两家定点医院指导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会的，我们那会儿去武汉还真是不了解这个，一点都不了解，不知道这个病毒是什么特点，也不知道它会在武汉那么厉害。大家可能对武汉记忆很深刻，病人都是比较严重的呼吸衰竭，都要上呼吸机，都要上ECMO，这个比例是很高的。后来通过从武汉以后，全国各地好些地方我们也都去过，包括这回到了北京，我觉得从临床治疗到临床救治起来难度肯定比武汉小得多，我们压力没那么大。奥密克戎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强、传播力强，一传好多人阳性了，实际上真正需要去住院或者需要住到ICU的比例还是低。大概我也统计了一下，这两家定点医院把重型和危重型都算上，占到3%-4%。

　　记者：大家从自己的亲朋好友总是能听到自己家里老人有去世的这种情况，好像比往年要多很多？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肯定会多，这一点我们要承认。但是大家想一想，你身边的人阳了多少？或者一家人可能都阳了，有几个危重的？或者有几个肺炎的？这个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吧。

　　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 北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童朝晖：有吧，因为现在没法统计具体的数，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分母，因为现在不再做全员核酸，也不再做抗原。甚至说很多人在家里就待几天，有症状也好，无症状也好，在家里扛一扛就过来了，就上班去了。所以说可能我们大家都阳过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分母是多少。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虽然现在大家网友都在反映说它绝对不是大号感冒。确实它不是大号感冒，往往我们把感冒和流感给混淆了，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把新冠和流感来做比较，不是把新冠和感冒来比较。感冒确实症状很轻，一个星期自限性的疾病吃不吃药一个星期感冒其实都好了。但是流感不一样，流感是流感病毒引起来的，流感也有全身的症状，比如发烧、咳嗽，严重的有肺炎。而且根据病毒不一样，它的致病性不一样，比如大家印象很深的2008年甲型H1N1流感，那一年的流感也很重，一度也出现过人感染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那个病死率是很高的。所以跟流感来比，即便是它有一部分会出现一些肺炎，但是这个肺炎远远达不到网友说的“白肺”程度，经过这个治疗他也会很快好转会痊愈。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我们国家的治愈率，从武汉以来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武汉那个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治愈率也是90%以上，后来是93%、94%，越往后越高的。所以其实从这一波来讲，大家感受到的不是这个低的比例，大家感受到的是一个一个绝对值，我们的基数大，那么可能感觉重症的、危重的或者是病亡的人数是增加的。

　　其实这三年以来，恰恰其他国家都在经历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情况。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的就医也是一床难求，其他国家有一些患者尤其老年人到医院看病也是一床难求，但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跟他们最大不同就是，有的国家医务人员有罢工的，因为工作负荷太重，因为没有足够的防护用品。但是这三年，我们的医务人员甚至都是义无反顾地冲在一线，哪有情况需要支援的医务人员，需要派医疗队的时候大家都是积极踊跃地报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医务人员跟其他国家的医务人员更表现出了不同的行为和精神。

　　随着我国防疫政策的逐步调整，尤其是实行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之后，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目标，广大医务人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和使命。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对，只能靠这些人。而且更大差别在于三年前他们防护得很好，我们说4.2万人援武汉、援湖北，医疗队没有一个人感染。但是现在我们这些医务人员全部都冲在了第一线，他们自己也被感染，家里人感染，就是承受着身心的压力。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是他们的职责，就像战士就要上战场打仗。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急性传染病还是有它的规律，在急性感染的高峰以后，都是第一周到第二周是最艰难的。现在其实不同的城市正在经历急诊和重症的高峰，可能是我们最困难的时期。随着这一波大部分感染的重症，感染高峰过去以后，往后就会出现往下走的趋势。病毒传播一定有它的传播系数，传播到一定程度了，病毒总会越来越弱，我们通俗讲就是说传不动了，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的话，这个困难一定会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