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妻养成手册常言道：人活着，要有信念作为支撑。人和动物的区别就是，动物讲生存，而人则重生活。生存只需要肉体活着，生活却需要精神支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一些不再适合自己的环境，有些人选择磨掉自己的棱角，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却总有一股“宁折不弯”的倔脾气，宁可离开，也绝不擅改初心。金庸便属于后者。

　　1957年，金庸离开《大公报》委身于长城电影公司，成为一名小编剧，自此便开始了自己的编剧和影视生涯。

　　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内地影人抱着不同的目的“南下”香港。战后，很多“南下”的影人以及香港本土的影人回到内地。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文化产业也渐次兴起，香港与内地的电影产业互动逐渐增强，新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重任便落在了这些回到内地的影人身上。同时，当初“南下”香港的影人，也有一部分留在了香港。他们形色各异，也有着不同的理念。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身在香港，都需要生存，需要营造自己的阵地。于是，他们开始与香港本土的影人合作，经过不断的组建和改组，一些制片公司便相继出现了。华侨影业公司与新联影业公司以拍摄粤语片为主，在20 世纪50年代，粤语电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洲影业公司与长城影业公司以拍摄国语片为主，长城影业便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前身，史称“旧长城”。 “旧长城”始建于1948年，由张善琨、袁仰安等人创建。发展期间曾拍出《血染海棠红》《一代妖姬》等5部当红影片，但由于后来涉及财政纠纷，张善琨与袁仰安出现了分歧，“旧长城”面临改组，而张善琨也被迫离开。

　　1950年，袁仰安改组“旧长城”，成立长城电影制片有限公司，这就是金庸当时进入的“新长城”。“新长城”的创作团队集结了李萍倩、陶秦等编导精英，又召集了李丽华、陈娟娟等著名演员。成为20世纪50年代香港国语片生产的“中流砥柱”。

　　“新长城”在创作上有着严格的要求，首先是要确保意识形态引导方向的正确性，内容上的最低限度是健康和大众需要，形式上要求戏剧性和高度的表现手法；其次，“新长城”开始注重强烈的社会表现力，通过写实和讽喻的手法表现出来，并且从改组后的首部作品《说谎世界》开始， 掀开了“香港国语影片史上划时代的新页”；再者，“新长城”的创作方向开始倾向于写实，既能够延续三四十年代关注社会民生和社会矛盾的优良传统，又展现出了当时香港的社会环境状况，凝结成了亦庄亦谐、寓教于乐的独特风格；最后，“新长城”虽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注重多向发展，以此来提升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空间。

　　“新长城”开启了全方位的发展势头，50年代的创作极其繁盛。其故事片、戏曲片、纪录片、文学名著改编片，甚至武侠片都相继推出，很多作品都获得了相关荣誉，由金庸于1953年编写的《绝代佳人》，在金庸进入“新长城”的同年成功入选1957年中国文化部评选的优秀影片之列，并获得中国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电影荣誉奖，一枚编剧金奖章便被金庸收入了怀中。

　　可以说，当金庸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之时，长城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在《新晚报》的“下午茶座”任职期间，金庸就积累了一些影评经验，更是闲来写过一些剧本，在电影界也算是积攒了一定的人脉。所以， 金庸进入长城电影公司有着绝佳的内外条件。之前对电影的有关涉猎似乎也是在为今日的征程铺设道路。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之后，金庸一开始的工作是编剧，在这里，他用的是“林欢”的笔名。与此同时，金庸仍然在进行武侠小说创作，并通过“金庸”的笔名投稿报馆进行连载。在这段时期，金庸创作出了《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有女怀春》等优秀剧本，长城的报酬发放标准是每集3000元，不管剧本有没有被拍成电影，都会按集发放，这与他在报馆每月380元的薪水比起来，可谓是天壤之别。

　　金庸在担任编剧之余，也为电影创作了一些广为流传的插曲。像《猜谜歌》出自电影《小鸽子姑娘》，其意境新鲜而欢快，生动地表现出了少女怀春之时的热烈情感，刻画出了其大胆之余又有满含羞涩的神态。在创作插曲时，金庸时常会在生活当中捕捉灵感，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灵感的发源地，《鸾凤和鸣》中的插曲也是一首《猜谜歌》，但这首猜谜歌是金庸在谜语和毛巾上找的灵感，用于女主角洗澡时进行播放，颇受导演袁仰安赞赏。

　　如果说编剧和歌曲算得上金庸的“副业”，那么作为“导演”倒真的是涉足另一个领域了。在长城电影公司，金庸也过了一把导演瘾。1957 年，金庸与知名导演程步高合作，导演了电影《有女怀春》，1959年，又与胡小峰导演合作，导演了电影《王老虎抢亲》。但是相比写武侠和做报纸，金庸的导演生涯是不值一提的。

　　电影算得上是金庸艺术生涯的小插曲，每当一部武侠小说在脑中构思成型之后，金庸都会考虑“小说”与“影视”的区别，毕竟小说要拍成电视剧或电影，总归是要有所改动的，这就要求小说本身要存在一定的画面感和整体感，而这些，也正是金庸涉足电影业所接触到并学到的知识。这样的无心插柳，似乎饱含着一种冥冥之中的韵味。而这样的冥冥之中也注定仅是一种积淀、一个过渡，此时此刻，小长城似乎已经盛不下金大侠了。

　　早在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之前，他就为自己打造了一个“下家”—创办了自己的报纸。

　　报纸名叫《野马》， 名字取自庄子的《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 抟扶摇而上九万里， 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金庸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以无论是对报纸还是影视，他都追求一种自由自在，这才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自己已经无法适应的工作环境。为报纸取名为“野马”，便有这样一层追求自由的意味。

　　金庸此次创建报纸，合伙人是沈宝新。沈宝新出生于浙江湖州，在浙江大学攻读农业经济，抗日战争之后，在中国邮政银行、储汇局银行积累了一定的财务经验。初到香港是1946年，时任嘉华印刷厂经理，对印刷出版业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和经验。沈宝新与金庸结识于浙江省立临时联合高中。时隔多年，这两位曾经的同窗幸运地成为了同事。

　　在金庸创办《野马》之前，他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已经连载结束，影响波及海外。连载结束之后，市面上开始出现一些盗印的小说。当时的沈宝新任嘉华印刷厂经理，他建议金庸与其写小说找出版社连载，不如自己办刊，印刷发行。金庸闻言深觉在理，于是二人便大张旗鼓地行动起来。1959年初，野马出版社在香港当局注册登记，报刊的性质定为十日刊行的小说杂志，主要内容是刊载武侠小说。就在《野马》准备刊行的前两三个月，报贩们便向他们建议，出版杂志不如出版报纸，杂志一般是十日更或半月更，而报纸则是日更，这样来钱更快。二人思忖之下，觉得报贩所言有理，便临时改了性质，准备刊印报纸。

　　1959年3月，在尖沙咀弥顿道文逊大厦的一个写字间中，《野马》正式创刊了。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曾有一位年轻人向《大公报》的“大公园影评”以及“下午茶座”的“大家谈”笑话上投过稿件。这位年轻人名叫潘粤生， 金庸对其颇为赞赏， 在他中学毕业后， 金庸还推荐他前往

　　《长城画报》担任助理编辑，后来成为《长城画报》的两位编辑之一。而正是这番善举，成就了一段美好姻缘。潘粤生的太太黄夏女士当时是《长城画报》的编辑。在《野马》创刊之际， 金庸出面邀请潘粤生担任《野马》的编辑，时年，潘粤生24岁。

　　报纸有四个版面，首版刊登社会趣闻，二、三版刊登小说和金庸武侠，第四版刊登小说和杂文。《野马》旨在打造文艺娱乐风格，因此不涉新闻，不触政治，明确的定位是小说小型报。

　　就在报纸正式创刊的前夕，金庸三人面临着一个问题，“野马”毕竟只是金庸想要表达自由思想的一种寄托，虽然明确，但不足以成为报纸的名称，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为报纸另起一个合适的名称。金庸提出， 当时的《成报》办的就相当成功，或许我们也可以起一个单字的名称，这样简单明了，朗朗上口，而且取向鲜明。沈宝新和潘粤生认为可行，商讨之下，潘粤生提出了一个“明”字，并且阐明此有“明辨是非”的意味， 对于报纸的创办宗旨， 也能够明确地体现出来。金庸认为“ 明” 字亦有“聪明”之意，对此表示同意，但又提出，会不会有“明日黄花”之感？ 潘粤生表示不会。沈宝新并未发表其他意见，于是《明报》便诞生了。

　　既然报纸的形式和性质都已经确定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资金到位，就可以立时发行了。金庸和沈宝新两位创始人原本计划投资一两万元，按照金庸八成，沈宝新两成的出资比例进行，当时沈宝新全部的积蓄只有两万余元，便一次性投了进去，金庸投了三万元，《明报》的启动资金便是五万元。但是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二人投资的五万元就尽数用光了。金庸见此，又拿出了五万元，补住了亏空。

　　1959年5月20日，蓄势待发的《明报》终于正式创刊了。继“导演”之后，金庸的又一重身份标签落实了，这一年，金庸35岁。

　　在《明报》的发刊词上，金庸曾这样热情而激动地写道：“《明报》是一张自主创作，不受商业影响的同人报纸，因此它有着较大的创作自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读者的报纸……《明报》的创刊宗旨是‘公正、善良、活泼、美丽’。《明报》会努力成为一个细腻知心的朋友，给你讲讲笑话、说说故事，你可以向它谈谈心事， 我们一起讨论问题。当然，《明报》还是一位良师益友，在你迷茫的时候，也会奉上一些温文的劝告……”

　　创刊之后，《明报》的宗旨是金庸等人奉行的准则，这篇发刊词的公布，便把《明报》的办报理念公诸于世了，在公众的心中，对《明报》的定位便是贴心休闲，消遣娱乐的报纸。金庸希望通过娱乐大众，来传播一些自由活泼的空气。